崇祯从他的木匠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这个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国，年少气盛的崇祯有点沉不住气，他犯了第一个错误：求治太急。崇祯最不满意的是帝国的吏治。——的确，其时大明政府组织早已溃烂：官员贪污风行，腐败成性，政以贿成乃是世人皆知的潜规则。对此，崇祯本人也拿不出像样的措施，只好一方面不断责备掌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长（吏部尚书），一方面不断发表讲话，空洞地提倡文官不爱钱。责备下属不得力和高调空泛地发号召，这几乎是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最常用的两套手法，可惜，责备下属不得力不仅有推卸责任之嫌，同时也使得君臣关系空前紧张；而空洞的道德说教则既显出圣上济世乏才，也让某些官场投机分子似乎找到了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这其中，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是一个。
终明一世，作为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给事中是个惹人注目的职务。按例，当时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给事中数人，论级别，他们区区七品，相当于县处级。但作为独立的言官，他们却有权弹劾包括首辅在内的文武百官，甚至对皇帝的批示，给事中如果认为有失当之处，也可以封驳。万历临终前，被托孤的顾命大臣中，除了大学士和几个部长外，兵科给事中杨涟也赫然在列。对给事中的重视，表明了这种体制的创立者希望能够对文武百官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从而高效、廉洁地运转。然而，定制度的是人，坏制度的也是人。到了晚明时期，本身以监督百官、劝谏皇帝为职责的给事中，竟然被时人讥为“抹布”，——抹布者，只要他人干净，而不管自己污秽之谓也。自己贪赃枉法之余，还要去指斥别的官员。晚明时期，固然也出过如杨涟、魏大中这样耿直的科道言官，但更多的却是同流合污的庸常之辈。甚至沦为皇帝或权臣的走狗，秉承主子的旨意，叫他咬谁就咬谁。从掌握的史料来看，韩一良属于另一种，那就是把自己包装成直臣，企图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达到一己之私——升官。
山西澄城人韩一良，于崇祯上台那一年出任户科给事中。正当救治心切的崇祯不断发布上谕，倡导“文臣不爱钱”的优良作风时，他上了一道奏章，准确地搔到了圣上的痒处。——通过察言观色并审时度势来估测圣上的好恶，以此作为进言的前提，言官的准则沦落至此，已完全失却了当初设立它的意义。韩一良在奏章中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实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大为欢喜，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章，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只差点就要搞一个英模事迹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去巡讲了。现场会上，崇祯深情地指出，一良乃忠诚耿直之臣，可以提拔为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眼看韩一良的清官秀就要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丰厚的回报，老是被崇祯批评的组织部长王永光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其中最严重的贪污受贿者，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跟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敢真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都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取出韩的奏章，亲自朗诵，当读到文中的精彩部分“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 时，崇祯掩卷长叹，随即厉声追问韩一良：这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支吾着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哪能轻易授给这种人！此后，韩一良不仅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本来担任的户科给事中也被罢免。所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韩一良即是如此。
朱元璋在打下万里江山，为他和子孙后代设计帝国机制时，这个阴损刻薄的安徽老农民把官员的工资定得极低。如果官员们都清廉如玉，最终的结果只能像大清官海瑞那样，虽然身为政府高级公务员，死后却连安葬自身遗体的积蓄也没有。显然，让恪尽职守的公务员都做海瑞，既不现实，也不人道。因而，大明两百多年间，官员的主要收入都在工资之外，——所谓工资基本不动——这些灰色收入，有的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有的当然是贪墨之所得。面对这个结构性腐败的帝国，崇祯力图用道德的方式来唤醒官员群体的自觉意识，让他们通过道德的洁化，进而自觉做清官，显然，崇祯把他的官员们的觉悟设定得高了一些。而韩一良这样的官场油子，他洞若观火地窥测到了崇祯内心的好恶，因而投其所好地搞了一场清廉秀，不过，倘若不是王部长给韩一良下烂药，崇祯显然会把这个投机政客提拔到副部长的级别上。一封数百字的奏章，一番貌似慷慨激昂的清廉表白，就能神奇地把一个官员从县处级坐火箭般升到副部级，与其责怪韩一良们的机心，不如说崇祯以德治国的企图根本不符合晚明事实。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对帝国的文官系统益发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同是作秀，古人要比今人更困难，尤其是摊上一个别有用心的同事时更是如此。不比今天，步行上回班，春天种棵树都可以毫无风险地大秀特秀；第二，做人要厚道，做皇帝也要厚道，太过于咄咄逼人的皇帝，臣工们就会想出其他软办法来忽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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