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两个都城南京和北京的选择，与两个人物关系密切，一个人是金碧峰，另一个名叫李至刚，所以《七修类稿》中说：
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峰启之。成祖迁都北京，尚书李至刚启之。
李志刚，松江华亭人，为人警敏，在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四朝都做过官，官运却是一般，甚至多次获罪，或者戍边，或者下狱，或者贬官，总之是麻烦不断，颇为坎坷。
明成祖即位之后，起用李志刚为右通政，参预修撰《太祖实录》。修书过程中，李志刚经常与明成祖接触，颇得皇帝的喜欢，任命他为礼部尚书。
这期间，李志刚也有触怒明成祖的时候，有一次李志刚还被夺去官服，只能穿着士民的服装。当时李志刚还在编修实录，每天早晚出入史馆，守门人看他没有穿官服，怀疑他的身份，总要拦住他盘问几句。李志刚颇为尴尬，自己现在不是右通政，只好如此自报家门：“修史人李至刚。”
李志刚的南方乡音很重，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就是：“羞死人李至刚。”馆中的同僚们听到以后，大感欢乐。
在明成祖最信赖李志刚的时候，他第一个公开提议，迁都北平。李志刚的建议自然被明成祖采纳。不过，这究竟是明成祖自己的意思，还是李志刚独立的见解？值得研究。
李志刚这个人颇有才干，人品却是不怎么样。《明史》中也说他“既得上心，务为佞谀”。大概他谄媚的意图表露得太明显，即便在他最得意的时期，他的许多建议都未被明成祖采纳。
所以，迁都的倡议，很难说不是李志刚揣摩到明成祖的心意、主动逢迎的一个实例。明太祖朱元璋对南京不满意，但北平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之中。北平成为京师，完全因为朱棣自己。
但是，一些大臣并不喜欢北京。永乐十九年四月，也就是迁都北京不久，北京皇宫中的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发生火灾，几处大殿被全部焚毁。天降灾厄，明成祖深自反省，诏求直言。大臣萧仪等人于是对迁都提出异议，认为不应该迁都北平。这样的论调让明成祖大怒，说当初迁都之前，自己与大臣们秘密商量了许久，最后才做出决策，并非轻率之举。
明成祖下令杀死萧仪，又让大臣们跪到午门外去争辩，对迁都的质疑这才慢慢平息。此后，一直到了明英宗正统六年，乾清宫、坤宁宫、奉天殿、华盖殿等宫殿建造完成，北平终于正式成为京师，文武各司不再使用“行在”之名。
一朝都城的选择，历来受到建国者的重视，地理形势之学，最重大的命题也是建国立都，所以明代人章潢的《图书编》中专有一则“论帝都”：
夫地理之大，莫先于建都立国，稽之古先哲王，将营都邑，罔不度其可居之地，以审其吉凶。
北平的东、北、西三面近塞。从堪舆的角度看，有形有气慨，雄浑厚重。一句“王气在燕”，尽可以勾勒出北平的磅礴气势。宋代人已经看出这里的好风水，比如朱熹就指出：
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
朱熹的视野非常开阔。南宋与大金国是一对死敌，金国海陵王篡位之后，迁都燕京，改名中都。朱熹对敌国都城风水的由衷赞美，显示他纯粹是从风水的角度立论，全无阿谀之意。
明代人自己当然对北京的风水大加称道，像《广志绎》中如此论述北京的形势：
燕地，太行峙西北，大海聚东南，气势大于晋中、晋左、山右。河倚空向实，而燕坐实朝虚，黄花、古北诸关隘，峻险相连，庞厚百里。晋已发唐、虞、夏矣，王家安得不之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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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北京的天寿山与南京的钟山相对照，而更远处的太行山系，绵延而至：
天寿山自西山东折而来，龙翔凤舞长陵一脉，真万年宝藏之地也，包络蟠亘，倍蓰钟山……太行首始河南，尾绕山海而出数千里。其至京师则名西山，旧称第八陉。在燕厚数十百里，势则连山巨阪，地轴天关，胜则春花夏果，秋云冬雪，良伟观也。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咸隶太行。大水如桑乾、清、浊漳咸穿太行东出。
《五杂俎》也认为，北京的形势气魄雄大，规模弘远，在帝国的整个疆域之中，位居首领，非南京可比：
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且京师建极，如人之元首然，后须枕藉，而前须绵远。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东环，滇、蜀西抱，真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气势之雄大，规模之弘远，视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渊矣。
当初，北平都司张信因为一句“王气在燕”，临阵倒戈，投入燕王朱棣的阵营。在当时，这恐怕不是张信一个人看法。
燕地好风水，毋庸置疑。但燕地最终成为明代帝都，与明成祖朱棣个人的关系更大。《灵城精义》中说：“有地非人不下，有人非时不下。”假设当初朱元璋选择其它的儿子为燕王，历史大概会呈显出另一种画面。
宇宙有大关合，气运为主；山川有真性情，气势为先。燕王朱棣由藩邸起兵，经历几年残酷的厮杀，血流漂杵，最终，人们私下里半信半疑的一句“王气在燕”，被朱棣用冰冷坚硬的方式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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