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源很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雏形。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副宰相)以监察百官,向地方派遣御史常驻郡县,监察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虽然自古以来,御史一直是皇帝的耳目之臣,根本目的是为皇权服务。但是对政府官员实施监察,维护政令畅通,扫除贪官污吏,亦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因此,监察制度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王朝,而后南征北讨统一中国。为消除中唐以来藩镇势力尾大不掉的隐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采纳谋士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基本方针,逐步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监察机构与制度的建设,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成型的。
宋代州府(相当于地市级行政机构)一级的监察官称通判。宋太祖乾德元年三月,宋军平定湖南。由于当时中央政府官员缺乏,朝廷留用了大量原政权的旧官员。四月,为了控制这些留用官员,朝廷任命刑部郎中??等人作为朝廷特使通判湖南?州,这就是通判一职的由来(通判即“同判”,与知州同判州事)。这年七月,赵匡胤下诏令政府要员举荐通判人选,一次提拔43人出任藩镇治下的州府通判,以消弱藩镇的势力(即“稍夺其权”)。通判一职的设立,原本是为了防止知州(府、军、监)职权过重,其目的一是分权,二是监督。也就是通过对具体政务活动的干预,来达到夺权、监察的目的。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以后,又将该举措推向全国。
通判一般由政府要员推荐,受皇帝直接委派。虽然地位低于州府长官(七八品小官),但是因为受命于天子,常与地方长官分庭抗礼,故号称“监州”。《宋会要辑稿·职官》卷47记载:“通判,州各1人,与长吏均理,州府之政,无不统治。”通判是州府长官的副职,州府政务无不参与。宋朝法律规定,州府长官发布命令,必须要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与当时动辄使相、节度使级别的州府长官想比,通判品级不高权力很大,有事可以直接上达皇帝(相当于科级干部监察厅局级干部,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藩镇势力的消弱以及科举取士的兴盛,朝廷派遣大量低级官员(选人,即候选官员)充任幕职(判官、推官、诸曹等),具体负责处理州府庶务,通判监察地方的职责变得愈发重要,州府政事倒在其次了。
史书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北宋政府有州府军监一级政府机构331个,算起来全国大约有通判300人左右。因为在地方能全面熟悉基层政务,也因为与皇帝有工作上的交集,宋代名臣如寇准、李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等人大都有通判地方的经历。宋时进士高第者,一般都要到通判岗位上历练几年,而后升任京朝官。即使留任地方官,按照宋朝惯例,通判历两任即可升为知州(后改三任)。也就是说,作为监察官的通判在政治前途方面还是很有保障的。
州府以上的大区称为“路”,辖若干州、府、军、监,相当于当今的省。宋代的“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区划,也没有固定的行政长官,而是由监司和帅司分掌其事,各司其职。监司包括漕司(转运司)、宪司(提点刑狱司)、仓司(提举常平司),三司的长官分别是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公事。帅司即经略安抚司,长官称安抚使,为一路的军事主官。漕司、宪司、仓司之所以合称监司,是因为他们除了主管漕运、刑狱、监仓之外,都有按察地方、纠察百官的职责。而转运使因为监察职权突出,地位尤为尊崇。
转运使司原本是临时机构。宋初平定南方之时,为筹措、运输军需物资,保障京城供给,朝廷开始设立转运使司。《续资治通鉴》记载:建隆元年四月,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抗命,赵匡胤命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并充前军转运使,负责军队供给。开宝五年八月,因京西诸州钱币不登,赵匡胤命李符知京西南面转运事,亲书“李符到处,似朕亲行”八字赐之,足见转运使位高而权重。太平兴国二年,因为藩镇已难成气候,宋太宗下令罢节镇领支郡。为有效控制地方,开始在全国广设转运使司。与通判相似,转运使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将州府(计划内留用之外)赋税全部调运至京城,控制地方政府的经济命脉(即“制其钱粮”);二是有效监察地方官员,举荐贤才。对大小官员贪赃枉法、昏庸无能、失职惰政、残害百姓等行为,转运使皆可直接上达皇帝。
北宋路一级行政区划大概有20多个(多时有23路),转运司一般设正副转运使及转运判官各一员(或缺员),总人数应该在60人左右。《宋史·职官志》记载:都转运使(临时设置)、转运使、副使、判官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从政治地位和职权划分来看,转运使权力很大(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巡视组),可以无所不监,无所不察。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广州转运使康戬上告参知政事寇准结党、处事不公,导致寇准被降为给事中,出知邓州。到宋真宗时期,转运使实际上已经相当于路一级最高行政长官了。
宋代政体多沿袭唐制,中央一级监察机构称为御史台。御史台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宋代的御史台,御史大夫并不实授(为加官以示尊崇),实际统领台务的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为正四品官,其属官有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品级皆为从六品。侍御史主台院,为御史中丞的助手,副贰台政;殿中侍御史主殿院,掌仪法,纠百官之失;监察御史“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具体负责六部百官的监察,上至宰执枢密使,皆可弹劾。三院御史原本各司其责,到了元丰八年,朝廷下诏允许台官皆可言事,台官的职权进一步扩大。
宋代不同时期又设有谏院、谏官,人数最多六员。谏官本职是监察皇帝(规谏)的,但朝政大事原本分不清皇帝与大臣谁对谁错。故《宋史.职官志》记载,谏官“掌规谏讽喻。凡朝政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因为谏官时常弹劾大臣,而御史亦经常规谏皇帝,故宋代常以台谏并称。
据史料记载,宋代台谏两院主官与检法官、主簿、推直官、推勘官、书吏、贴司等下级官吏合起来,大约有50人左右。也就是说,宋代从中央到地方三级纪检监察机构,官员总数在大约在400-500人之间。而当时北宋政府治下的人口总数,大约有一亿人。
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小的纪检监察队伍,是怎样有效行使职权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垂直管理,使监察权完全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监察官与地方官、三省官员互不隶属,独立行使权力,直接对皇帝负责。通判通过对具体政务活动的全面干预,对州府县行使监察权,不管是政务、刑狱、廉政、用人,发现问题直接上报御史台,由监察御史依照程序处理。有的通判甚至对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出异议,如虔州通判孔平仲曾上书言十五事,公开反对王安石推出的变法举措;转运使的职位略高与州一级长官,一般选有通判经历的京朝官充任,其“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对所辖州府县进行常规巡视。他们不光是听汇报,还要实地检查、查阅账簿、听取下级僚属的意见,发现问题在职权范围内的马上处理,超出职权的立即上奏。至于台谏之官,更是宋代官员之中的佼佼者,经台谏领袖和皇帝反复斟酌方能任命。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监察御史须有通判或两任知县经历),而且大多年轻有为,精明强干,以天下为己任。监察御史的日常工作很繁重,除了接受基层反映上来的情况之外,他们还要到三省、枢密院、六曹(即六部)检阅文卷资料。可以说事无巨细,官无大小,上至宰相,下至诸曹,都在他们的监察范围之内。
据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曾于太庙立下誓碑,告诫后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由于有誓约的保护,宋朝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三百二十年里,因直言敢谏被杀的人屈指可数。皇帝对各级监察机构和官员的重视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用人上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德行、才能、经历、见识、胆略都是综合考虑的因素,监察官员的素质超越任何朝代。为了防止行政官员与台谏官合流,朝廷诏令宰执不得荐举台谏官。其次,朝廷重视监察官员作用的发挥。《台令》规定,御史必须每月奏事一次,称为“月课”,不奏事就没有完成任务;百日内必须要弹劾官员,否则就是不称职,就要被贬官或罚俸;御史还可以“风闻弹人”,即使说错了话也不过于追究责任(一般御史弹人失实往往会引咎辞职)。由于台谏官员话语权过大,与行政官员形成尖锐对立,皇帝往往充当他们保护者的角色。嘉佑年间有个御史弹劾宰相失当,被外放到条件艰苦的南方任职。散朝后仁宗皇帝认为处罚过重,马上改变任命,把他调到条件好一点的州府。回宫后又深恐御史一路上出什么意外,又特意派人将其一路护送至任所。转年就把他召回京城继续任职。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宋代封建士大夫们勇于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不畏强权,敢言善谏,因忠直进谏而被贬的人,反成为一种荣耀。庆历三年三月,陕西转运使孙沔、谏官蔡襄弹劾宰相吕夷简主政不利,对西北战败、国力衰微负有责任,导致吕夷简自请免职。四月,仁宗欲以夏竦为枢密使,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沈邈、谏官余靖、欧阳修等人交相论奏(连上十八疏),指责夏竦在西北战场“畏诺苟且,不肯尽力”,“挟诈任数,奸邪倾险”,迫使宋仁宗收回成命。韩琦担任谏官期间,前后上书七十余次,军国大政无所不与。宝元元年(1038年)天灾,朝廷主持救助不力。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责当权者昏庸无能,导致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同日被罢免。中国古代纪检监察官员这种不畏强权的斗士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的纪检监察官员学习!
在专制社会里,无论是皇帝还是权臣,内心都并不希望权力受到束缚。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崩,其弟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三月戊辰,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开宰执控制台谏官之先河。北宋后期蔡京、童贯等等奸臣专权,台谏官逐步沦为为权臣排斥异己的工具。宋徽宗在位期间,骄奢淫逸,横征暴敛,酿成大规模民变。加之朝中所用非人,外敌趁机而入,北宋终于可耻地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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