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武汉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
1938年1月18日，因日方突然增加苛刻的停战条件，国民政府发表态度强硬的声明，汪精卫对日媾和努力宣告失败，终于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主张“不抵抗”险遭暗杀
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真实的汪精卫》一书记载，面对全国讨汪的气氛，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但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
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此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是两人共同叛国投敌的开始。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一书记载，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开幕式后，除蒋介石外的全体中委合影。摄影刚结束，记者群里跳出一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他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刺客当场被枪击捕获，两天后死于医院。此人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政府对日妥协，本要刺杀蒋介石，因蒋没来，转刺汪精卫。
汪精卫随后辞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职务，前往欧洲疗养。
成为“低调俱乐部”的灵魂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主要行政机关迁至武汉。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再次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前沿，继续坚持媚日“反共”的立场，重新开始他名为“和平救国”实为通敌卖国的努力，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
《汪精卫评传》记载，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毛磊介绍，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几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敌人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他们的“亡国论”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武汉抗战史要》记载，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一再问李“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几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中说，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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