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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看不起读书人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趣闻 来源: 记忆方法网

  宋太祖怎样看待读书人
  
  宋太祖赵匡胤算得上世家子弟,祖上在唐和五代担任过文官。其父赵弘殷是五代时期的名将,后周柴世宗时官至禁军统领,父子曾经并肩作战。赵匡胤虽然出身富贵人家,但自小喜爱走马骑射,21岁便开始离家从军,有“一条铁棒打天下”的传说。因其武艺高强、胆略过人、能征惯战,受到后汉大将郭威(周太祖)的赏识,继而又成为柴荣(周世宗)的亲信。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却深知读书的好处,征战之余常手不释卷。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赵匡胤喜读书的故事。后周显德年间,赵匡胤随周世宗柴荣平定江淮。有人背后向柴荣告状:“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说赵匡胤私藏珍奇宝货(战利品)。柴荣派人检验,打开所有的箱子,只发现几千卷书籍。柴荣便问赵匡胤:“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意思是说,你为我带兵打仗,当以兵事为要务,要那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回答:“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我没有奇谋良策,总怕做不好事情。之所以收集点书,无非是想开阔一下眼界,增长见识而已。柴荣听了很是赞许,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赵匡胤爱读书,主张文人治国。他吸取中唐以来藩镇为乱的教训,极力裁抑武人力量,故大宋朝有重文抑武的说法。我国自宋以后,的确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宋太祖的功劳。但是根据史料,赵匡胤骨子里却是看不起读书人的。《宋史》记载,赵匡胤曾经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五代十国时,藩镇残暴不仁,百姓深受其祸。我现在挑选有才干的文臣一百多人去治理地方,纵使他们个个都是贪官,造成的祸害也比不上一名武将。他认为,文人的问题往大了说,无非是贪污腐败,而朝廷惩治文臣贪腐是轻而易举的。相比而言,武人作乱小则祸乱一方,大则天下动荡,导致政权不稳。五代十国藩镇为祸的历史,在赵匡胤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赵匡胤的这种心理,在他与开国重臣赵普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赵普为宰相,权倾一时,各割据势力纷纷私下向其行贿。吴越王钱?曾经遣使致书赵普,并送给他“海物十瓶”。赵普还没来得及打开礼物,赵匡胤突然造访(赵匡胤有突然造访亲近大臣家的“嗜好”)。置于廊下的十瓶海物没有藏起来,被赵匡胤看见了。他问赵普瓶中为何物,赵普硬着头皮说是吴越王送来的海物。赵匡胤说这海物一定很好,当场命人开启,结果发现瓶子里装满了“瓜子金”。赵普诚惶诚恐地对赵匡胤说,我还没来得及打开,实在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若是知道了,一定会奏明您然后退回去。哪知赵匡胤只是微微一笑说:“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他让赵普把东西收下,并轻蔑地说:他(钱?)还以为国家的事情是由你这书生做主呢。据说后来赵普在京城修建豪宅,用的就是这些金子。吃惯了甜头的赵普有恃无恐,竟然发展到强买强卖、巧取豪夺、包庇贪官、滥用私人,违法犯纪到如此程度,赵匡胤不得不将其外放为地方官。
  
  有关史料记载,赵匡胤即位的第三年,曾经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盖起来,严禁他人观看。规定以后每代新皇帝登基,都要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导新皇到碑前叩拜、默诵。那碑上有三条誓词“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三条誓词之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涉及的面很小。第二条才是最关键的,即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不杀上书言事人很好理解,言者无罪。不杀士大夫就不可思议了,难道士大夫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赵匡胤认为)士大夫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可以网开一面放他们一马。这是赵匡胤宽厚仁慈的一面,他的宽厚仁慈也为大宋朝留下了隐患。
  
  赵匡胤看不起读书人,大宋朝却是很大程度上毁在了读书人之手。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贪腐成风,二是文人相争,三是权臣误国。
  
  《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年间,宋高宗赵构曾经问岳飞,天下何时能够太平?岳飞回答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飞是个受压抑的武将,却一语道出了当时社会的官场世相。大宋朝文风鼎盛,可谓“郁郁乎文哉”,出了不少足以名垂青史的文臣卿相。但是“文臣爱钱”却成为整个社会的通病。对宋朝的贪腐之风,苏东坡曾经有一番议论:“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使,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就是说无官不贪,没有钱什么事都难办。苏轼发这番议论时,正是宋仁宗嘉佑年间,据历史记载,当时官吏的数量“十倍于国初”。如此庞大的文官集团且无官不贪,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官场图!赵匡胤以文官抑制武将,但是文官大都忙着挣钱捞银子,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文官收拾不了局面,到头来还是靠武将解决问题。
  
  文人相争算得上是大宋朝的一个“壮举”。著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变法)”和“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针砭时弊,提出了不少整顿吏治、富国强兵、缓解社会矛盾的办法。如果变法成功的话,大宋朝或许会避免靖康之耻,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许会改写。但是,两次变法都是短命的,“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熙宁变法”断断续续进行了九年,最终都归于失败。而造成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无休止的党争。朋党(庆历年间变法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党争,新党(王安石派)与旧党(司马光派)之间的党争,洛党(程颐为首)、蜀党(苏轼为首)、朔党(刘挚为首)之间的党争,大家为了各自的主张和各自的利益,丧失理智,不顾大局,你争我斗,互相攻汗。君子行君子之道,王安石、司马光等皆为忠臣良相,政治主张却截然对立,令人叹惋。小人行小人之道,夏竦、吕惠卿、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本就是小人,品行不端,反复无常,翻云覆雨,从中渔利。党争的结果就是谁都做不成事,大宋朝还是沿着既定的路线,一路烂将下去。
  
  赵匡胤以为,读书人为官至多是贪污腐败,成不了大气候。他还创造了新的文官体系,设参知政事(副相)、枢密使(文官,管军事)、三司使(文官,管财政)以分宰相之权,大宋朝有时候同时有七八个宰相级别的官员。但是,制度建设首先要靠人事来保证,赵匡胤最终没能防止一人擅权的产生。从宋徽宗朝蔡京一人独大开始,到大宋朝灭亡的一百七十多年时间里,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四个奸臣当政将近八十年。这些权臣擅权独断、贪污腐化、任用奸人、迫害忠良,可以说是祸国殃民。大宋朝在这些文人的操控下,民不聊生,国势日衰,不可逆转地一步一步迈向深渊。
  
  如果赵匡胤知道他所看不起的文臣会对赵家江山造成如此损害,一定不会说“儒臣……未及武臣一人也”之类的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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