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怎样看待读书人
　　
　　宋太祖赵匡胤算得上世家子弟，祖上在唐和五代担任过文官。其父赵弘殷是五代时期的名将，后周柴世宗时官至禁军统领，父子曾经并肩作战。赵匡胤虽然出身富贵人家，但自小喜爱走马骑射，21岁便开始离家从军，有“一条铁棒打天下”的传说。因其武艺高强、胆略过人、能征惯战，受到后汉大将郭威（周太祖）的赏识，继而又成为柴荣（周世宗）的亲信。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却深知读书的好处，征战之余常手不释卷。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赵匡胤喜读书的故事。后周显德年间，赵匡胤随周世宗柴荣平定江淮。有人背后向柴荣告状：“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说赵匡胤私藏珍奇宝货（战利品）。柴荣派人检验，打开所有的箱子，只发现几千卷书籍。柴荣便问赵匡胤：“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意思是说，你为我带兵打仗，当以兵事为要务，要那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回答：“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我没有奇谋良策，总怕做不好事情。之所以收集点书，无非是想开阔一下眼界，增长见识而已。柴荣听了很是赞许，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赵匡胤爱读书，主张文人治国。他吸取中唐以来藩镇为乱的教训，极力裁抑武人力量，故大宋朝有重文抑武的说法。我国自宋以后，的确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宋太祖的功劳。但是根据史料，赵匡胤骨子里却是看不起读书人的。《宋史》记载，赵匡胤曾经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五代十国时，藩镇残暴不仁，百姓深受其祸。我现在挑选有才干的文臣一百多人去治理地方，纵使他们个个都是贪官，造成的祸害也比不上一名武将。他认为，文人的问题往大了说，无非是贪污腐败，而朝廷惩治文臣贪腐是轻而易举的。相比而言，武人作乱小则祸乱一方，大则天下动荡，导致政权不稳。五代十国藩镇为祸的历史，在赵匡胤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赵匡胤的这种心理，在他与开国重臣赵普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赵普为宰相，权倾一时，各割据势力纷纷私下向其行贿。吴越王钱?曾经遣使致书赵普，并送给他“海物十瓶”。赵普还没来得及打开礼物，赵匡胤突然造访（赵匡胤有突然造访亲近大臣家的“嗜好”）。置于廊下的十瓶海物没有藏起来，被赵匡胤看见了。他问赵普瓶中为何物，赵普硬着头皮说是吴越王送来的海物。赵匡胤说这海物一定很好，当场命人开启，结果发现瓶子里装满了“瓜子金”。赵普诚惶诚恐地对赵匡胤说，我还没来得及打开，实在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若是知道了，一定会奏明您然后退回去。哪知赵匡胤只是微微一笑说：“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他让赵普把东西收下，并轻蔑地说：他（钱?）还以为国家的事情是由你这书生做主呢。据说后来赵普在京城修建豪宅，用的就是这些金子。吃惯了甜头的赵普有恃无恐，竟然发展到强买强卖、巧取豪夺、包庇贪官、滥用私人，违法犯纪到如此程度，赵匡胤不得不将其外放为地方官。
　　
　　有关史料记载，赵匡胤即位的第三年，曾经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盖起来，严禁他人观看。规定以后每代新皇帝登基，都要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导新皇到碑前叩拜、默诵。那碑上有三条誓词“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三条誓词之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涉及的面很小。第二条才是最关键的，即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不杀上书言事人很好理解，言者无罪。不杀士大夫就不可思议了，难道士大夫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赵匡胤认为）士大夫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可以网开一面放他们一马。这是赵匡胤宽厚仁慈的一面，他的宽厚仁慈也为大宋朝留下了隐患。
　　
　　赵匡胤看不起读书人，大宋朝却是很大程度上毁在了读书人之手。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贪腐成风，二是文人相争，三是权臣误国。
　　
　　《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年间，宋高宗赵构曾经问岳飞，天下何时能够太平？岳飞回答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飞是个受压抑的武将，却一语道出了当时社会的官场世相。大宋朝文风鼎盛，可谓“郁郁乎文哉”，出了不少足以名垂青史的文臣卿相。但是“文臣爱钱”却成为整个社会的通病。对宋朝的贪腐之风，苏东坡曾经有一番议论：“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使，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就是说无官不贪，没有钱什么事都难办。苏轼发这番议论时，正是宋仁宗嘉佑年间，据历史记载，当时官吏的数量“十倍于国初”。如此庞大的文官集团且无官不贪，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官场图！赵匡胤以文官抑制武将，但是文官大都忙着挣钱捞银子，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文官收拾不了局面，到头来还是靠武将解决问题。
　　
　　文人相争算得上是大宋朝的一个“壮举”。著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变法）”和“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针砭时弊，提出了不少整顿吏治、富国强兵、缓解社会矛盾的办法。如果变法成功的话，大宋朝或许会避免靖康之耻，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许会改写。但是，两次变法都是短命的，“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熙宁变法”断断续续进行了九年，最终都归于失败。而造成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无休止的党争。朋党（庆历年间变法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党争，新党（王安石派）与旧党（司马光派）之间的党争，洛党（程颐为首）、蜀党（苏轼为首）、朔党（刘挚为首）之间的党争，大家为了各自的主张和各自的利益，丧失理智，不顾大局，你争我斗，互相攻汗。君子行君子之道，王安石、司马光等皆为忠臣良相，政治主张却截然对立，令人叹惋。小人行小人之道，夏竦、吕惠卿、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本就是小人，品行不端，反复无常，翻云覆雨，从中渔利。党争的结果就是谁都做不成事，大宋朝还是沿着既定的路线，一路烂将下去。
　　
　　赵匡胤以为，读书人为官至多是贪污腐败，成不了大气候。他还创造了新的文官体系，设参知政事（副相）、枢密使（文官，管军事）、三司使（文官，管财政）以分宰相之权，大宋朝有时候同时有七八个宰相级别的官员。但是，制度建设首先要靠人事来保证，赵匡胤最终没能防止一人擅权的产生。从宋徽宗朝蔡京一人独大开始，到大宋朝灭亡的一百七十多年时间里，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四个奸臣当政将近八十年。这些权臣擅权独断、贪污腐化、任用奸人、迫害忠良，可以说是祸国殃民。大宋朝在这些文人的操控下，民不聊生，国势日衰，不可逆转地一步一步迈向深渊。
　　
　　如果赵匡胤知道他所看不起的文臣会对赵家江山造成如此损害，一定不会说“儒臣……未及武臣一人也”之类的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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