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3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三天。

此时此刻的罗布泊天高云淡，茫茫大漠上荒无人烟，只有阵阵凉风掀动着层层沙浪，不时向高高耸立的原子弹托架涌来。

担任试验场总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正在忙碌指挥着。此时，一份意外的秘密情报火速地送到他手上：侦察员发现，有一支一两百人的杂色队伍，突然出现在早已禁控的试爆区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试爆区靠近。情报中有一组伊尔侦察机从800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将军打开一看，不由得惊呆了——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堆未燃尽的枯柴，发出火光和细烟;一些马蹄痕和人工凿出来的深水坑，清晰可辨……

“不好，有意外!”张爱萍心中一震，不用细细思量，抓起电话就发出紧急命令：“马上调查!”

时间一分分过去了，各个小分队几乎查遍了整个原子弹预定命中区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核基地各方面的专家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起爆时间不能变，应派人进入戈壁，在起爆前将人救出。周恩来总理听了张爱萍的汇报后也指示：这里绝不能成为第二个广岛!

“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辐射区域，一定要找到神秘人群!”张爱萍又下了一道秘密电令，他神经紧绷，双眼盯住远处的沙漠……

侦察机又一次腾空而起，几支小分队也携带着电台、干粮和水，向更广阔的荒漠挺进。

这群人马到底在哪里?累得筋疲力尽的官兵疑问重重，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终于，其中一支小分队在3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了一顶破帐篷，周围零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破损的刀鞘。

发报员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试验场总指挥部，同时，飞机也很快将物证送回。专家们分析判断后认为，这伙人马极有可能是早已销声匿迹的“马匪”。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起来：难道当年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真的像当地老百姓说的那样，还残留在茫茫戈壁?

与此同时，在核爆现场掩蔽部巡逻的警卫连官兵，意外地发现沙漠中一男一女正骑着马追捕黄羊。警卫连官兵误以为牧民闯入核禁区，立即上前追赶，让他们远离核爆试验区，以免误伤。

谁知，两人一见士兵驱车追来，便策马飞奔而去。当警卫连追至一沙丘时，埋伏在沙丘顶上的十多名持枪人突然出现。他们个个穿戴破烂，面容肮脏，发乱如蓬。

队长忙用手势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不料，这一行动惹恼了持枪人，领头的一个向他们扑来。紧急之下，队长下令开枪，对方头领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见状四散逃去。

大家刚想冲上去，没想到隐藏在沙丘中的另一群悍匪又向他们扑了过来，大有为死去的同伴复仇之势。枪声又响了，那群土匪只好落荒而逃。

将带回来的俘虏一审问，令张爱萍大吃一惊。

原来，1949年秋，随着兰州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迅速解放青海、河西走廊等地，向新疆挺进。在我军强大的威慑下，不堪一击的“马匪”纷纷溃散。一些小股残匪无处可逃，只好逃往戈壁大漠。

这批逃窜到原子弹试验区的“马匪”，就是当年从新疆楼兰和甘肃酒泉一带进入大漠的，其中还有五六个妇女。十几年来，他们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在茫茫大漠中盲目地游荡，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们在常人无法生存的条件下终于生存下来，并开始繁衍后代。终于有一天，他们游弋到原子弹试爆区。当这群“马匪”看到大漠深处高高耸立的塔架时，知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于是就回旋在附近，白天逃得远远的，隐藏在沙漠里，晚上纷纷跑出来找食物，甚至到辐射区找我军放置的试验动物。日子长了，他们便放心在此“安家”，打算长期住下来。

看着俘虏惊恐不安的样子，张爱萍长叹一口气。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了，这群“马匪”也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教训。他打听清楚“马匪”的巢穴，命令小分队火速赶往那里，将所有的人员都带出来。

在匪首的帐篷内，分队长诚恳地告诉对方，明天这里将进行核试验。匪首接受了我军的建议，但却提出向相反方向撤退。为表示诚意，经过请示，我方同意。一昼夜的急行军后，众人已疲惫不堪，基地终于派来了接应的直升机和汽车。无论是小分队还是“马匪”，都一片欢呼。

“情况”解决了，人们如释重负。10月16日下午3时，蘑菇云在这片神秘之地如期升空，撼天动地的巨响传遍罗布泊上空，也令这群“马匪”骇然。

4时15分，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听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心中异常兴奋。他问：“上次报告的那群神秘人找到没有?”

“找到了，是一群当年失散在罗布泊的‘马匪’，我们已经在起爆前把他们迁往了安全地带。”张爱萍说。

“好，好!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们都不能把人拿去做试验啊!”周恩来感慨道。

二十多年后，相关资料解密，世界人民都盛赞中国在这一事件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作者敬佩地写道：“基地派出的小分队总共花了3天时间，跑遍了试验场区周围的200个‘马匪’隐居处，并将他们一一带回安全地带。”

199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这一传奇故事的电影《飞越绝境》，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

经过1961、1962两年自力更生的实践和艰苦工作，我国核工业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在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核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的领导，中央组建了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上报了毛泽东，此报告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努力的动员令，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四、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火熊熊燃

自1958年起，为了迎接苏联援助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到来，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专用厂房和相应配套的研究室;广大科技人员几乎人人突击学俄文，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上了，全院各个场所，一片俄语声，一时间好似一个俄语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这一样品和图纸资料，以便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早日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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