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北京，在各色人物尽情表演的大舞台上，有一个小孩子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他时常骑着自行车，在锯掉门槛的巨大庭院里转来转去。他就是躲在紫禁城里的清逊帝溥仪。溥仪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人。

溥仪第二次当皇帝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当年，张勋率领“辫子兵”气势汹汹地进入北京城，到处叫嚣着“奉还大政”。那时，北京满大街嚷嚷着“大清复辟啦”，穿着清朝袍褂的前清遗老遗少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脑袋后面拖着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辫子——那是他们不失时机地赶到店铺里订做的。而一度冷冷清清的紫禁城内，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在小皇帝的心里无疑盼望着复辟的成功。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张勋的“辫子兵”与段祺瑞的军队打仗时，有太监告诉溥仪说，宫里供着的关帝显灵了，昨天晚上帮助张勋的军队打仗，关帝的坐骑赤兔马都跑出汗来了。溥仪急忙去看，说是不是真的。

可是，12岁的溥仪跟着太妃、王公、师傅、太监们高兴了没几天，形势就变了。段祺瑞重新执政，“辫子将军”张勋和他那支怪模怪样的军队终于被赶了出去。经历过这次复辟的溥仪虽然还未成年，但他也从失败的痛苦中感受到一丝希望：看来天下渴望复辟者大有人在，他重新登上皇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溥仪怀着对祖先的无限崇敬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辛亥革命夺走的东西再夺回来!

对紫禁城里的人来说，1918年并不存在，他们称其为“宣统十年”。他们也并不关心在那高高的宫墙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心中所想的就是两个字“复辟”。然而，高墙外面的变化却正在发生着。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似乎总是在闹个不停,各路军阀打打杀杀,北京的政权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溥仪在一天天长大,他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他很清楚,形势如此复杂,与其这样被动地熬日子,何不想办法去找洋人帮帮忙?再有势力的军阀,也得怕洋人! 因此,溥仪一心一意想出洋。

然而他知道,有那一大帮王公大臣的反对,想走出宫去是不可能的,更别说大摇大摆地出洋了。他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办法:与弟弟溥杰合谋,把宫里最好最值钱的东西以赏赐溥杰为名, 运出去存到在天津租界的房子里,以备将来逃出王宫时可充作经费。但不知是谁连夜放了一把火,把存放宝物的建福宫统统烧了个干净。其实在溥仪的内心深处,也许巴不得这把火再烧得大些,能给他烧出一条逃亡的道路,因为此时被高墙环绕的紫禁城,在他眼里已无异于一座监狱。他没有想到,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1924 年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第一个行动,就是驱除满清小朝廷出宫。11 月5 日早晨,北京警备区总司令鹿钟麟等人带领军警进入紫禁城,把皇宫与外界相连的电话线统统切断,然后直奔储秀宫,找到了正在与“皇后”婉容吃水果的溥仪,限令他3小时之内出宫。溥仪狼狈地迁出了皇宫,回到他的老家——原先的醇亲王府去了。冯玉祥的行动,在客观上倒是为溥仪第三次登上“皇帝”的宝座创造了机会。

刚刚出宫时的溥仪,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了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在他身边的人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主意。表面看,他有多种选择,他可以顺应形势,放弃帝王尊号,老老实实当个蛮有些积蓄的普通老百姓;他还可以寄希望于支持自己的军阀,指望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恭恭敬敬地把自己请回紫禁城去;他也可以按照原来的想法,“借外力谋恢复”,出洋争取外国势力的支持。

溥仪自己,自然是倾向于“出洋”的。他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恢复祖业”!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自北京至天津,一步步走进了日本人为他计划好的圈套。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个多月,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偷渡出津,辗转到达东北,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元首”。奇怪的是,这个国家不是原来的“大清国”,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满洲国”;那“首都”也不是在沈阳而是在长春;溥仪当的也不是皇帝,而是什么稀奇古怪的“新国家执政”。

对于这种安排, 溥仪一万个不满意,但是溥仪很会自我心理调节,他决定忍住委屈把这个机会作为将来登上皇帝宝座的阶梯。1932 年3 月8 日,溥仪乘专列到达长春,穿着西式大礼服举行了就职典礼。

这个“满洲国”,既不是封建君主制,也不是民主共和制,而是被日本人独出心裁地称之为“执政制”。其实说穿了,溥仪根本没什么“政”可执,他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 后来,日本人出于形势的需要,居然决定让满洲国实行帝制,而且承认溥仪是“满洲国皇帝”。更让溥仪感激涕零的,是在经过协商后,竟同意他穿龙袍祭天!1934 年3 月1 日,溥仪在长春郊外杏花村那个用土垒起来的“天坛”上,穿着真正的龙袍举行了告天即位的所谓“古礼”。

他身上的那件龙袍可不简单,是光绪皇帝曾经穿过的,在太妃身边珍藏了几十年,这次是专程从北京取来的。这是溥仪第三次当皇帝了,这一次比以往的哪一次都排场,都威风。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总算尝到“真龙天子”是什么滋味了。

其实,溥仪当“满洲国皇帝”那十几年,是他一生中最让人恶心的一段时间,他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奴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曾经含着眼泪“控诉”日本人如何威逼和迫害自己,但是没有人同情他,因为在他“统治”东北的十几年里,老百姓受尽了苦难,他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一天,正在逃亡途中的溥仪发布了所谓的“退位诏书”,就此彻底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按旧时算法,这一年他恰好40 岁。

溥仪秘闻：满族剩女为追他竟开处女证明

痴心的王大姑娘

无独有偶。就在这前后，还有一位满族老姑娘盯上了溥仪。

这位老姑娘，是皇后婉容的亲姨的女儿，人称“王大姑娘”。她家住在东四三条一个独门独院，母亲是个老派人物，官称王老太太，旧时在京城也算得上是有身份的人物。解放后。家庭没有别的生活来源，靠卖点旧东西，再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维持生计，一家人生活得倒也平静。

由于溥仪特赦回京，她一家的生活平静被打破了。早在伪满洲国时，溥仪的二妹有意让王大姑娘嫁给溥仪的弟弟溥杰，母女俩都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即长春市)。由于日本人不同意溥杰与中国人结婚，此事便“黄”了。但她一家人仍对溥仪及爱新觉罗家族顶礼膜拜，崇敬得不得了。

刚一听说溥仪特赦回到了北京，王老太太素知溥仪与三妹关系不错，马上就找到溥仪的三妹金蕊秀，让她出面邀请溥仪到王家来吃饭。果然，三妹有面子，溥仪高兴地应约赴宴。

王老太太有心宴客，早准备好了一桌丰盛佳肴。母女俩都能炒一手好菜，这次当然拿出了看家本领。菜是可口的，再加上有王大姑娘在一旁热情劝酒，溥仪喝了个不亦乐乎。

本来，溥仪这个人不像他本人相貌那么死板，尤其喝了酒，就更喜欢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吃饭当中，王大姑娘在旁边把盏，俩人说说笑笑，溥仪微醉之中，又说了不少笑话。

结果，溥仪大醉而归。过后，他只记得宴席上的佳肴，却忘了把盏的“美人”。偏偏王大姑娘以为溥仪喜欢上了她，竟害上了单相思。

按说，王大姑娘年逾五旬，年龄只比溥仪小5岁，但她长得五官端正，浓眉大眼，模样挺不错，瞧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她不仅知书达礼，还舞得一手好剑。六七十年代，她每天在文化部门口晨练，引来不少人观看。她应该不是那种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只不过是条件高，把自己耽误了。

她以为溥仪对她印象不错，于是又托溥仪的三妹夫润麒从中撮合，要他代做说客，邀请溥仪再次赴宴。但溥仪一听就摇了头。

原来，溥仪根本就不想跟旧满族女子搞对象，而且他也不想找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旧式家庭妇女。

于是，无论是王老太太还是王大姑娘请吃饭，溥仪一律婉拒，再也不赴这种相亲“鸿门宴”了。

但王大姑娘死缠不放，屡屡托人向溥仪说合，溥仪烦了，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提王大姑娘就头痛不已。

到后来，溥仪跟我结了婚。王大姑娘听说以后，竟大哭了一场。

这还不算完。1965年，溥仪患病住进了医院。当时看望病人需要在门口拿牌子，一次只准进一个亲属。每天下午3点探视时，我去了几次，都看到牌子被人先拿走了。我进不去，只好在门口等候人家出来。原来是王大姑娘把探视牌拿了，她进溥仪的病房探视，一坐就是一下午，害得我总是一番好等。

王大姑娘越去越频繁，溥仪烦透了。一次，她进了病房长时间不走，溥仪忙打电话叫我去。她见我也不理，溥仪轰她，她才走了。

溥仪躺在病床上跟我说：“她真是太讨厌啦!”溥仪气恼之余，索性找来润麒，让他转告王大姑娘再也甭来啦。

也许是她真心喜欢溥仪。1965年春节前后，王大姑娘又来医院看溥仪。这次，很少发火的溥仪大光其火，对她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滚出去!”

溥仪正骂着，碰巧溥杰的夫人嵯峨浩进来看他，当时场面极为尴尬，嵯峨浩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

溥仪赶忙给嵯峨浩解释原委，王大姑娘哭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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