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邓稼先

从蛛丝马迹中探索氢弹的奥秘当今世界，原子弹、氢弹在各国都属于国家绝对机密，再友好的国家，对此也是守口如瓶。50年代前期，我们当时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对此也是滴水不漏。

自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成功地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后，科学技术人员激发出向研制氢弹奋斗的极大热情，但当时也只知道氢弹的一般原理，即用原子弹当扳机，先将原子弹起爆，爆炸产生的百万度以上的高温，将使氢弹的热核材料产生剧烈聚变，释放出更大的原子能，使温度和压力极度升高，因而产生更大当量的爆炸。但更深层次的原理和方案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

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美国人自1952年10月31日爆炸了第一颗湿式氢弹装置;前苏联人自1953年8月21日爆炸了第一颗干式氢弹装置;英国人自1957年5月15日爆炸了第一颗实验氢弹原型。距当时已有10年左右，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技术报道中，总会出现某些讨论和炫耀的文章。哪怕是从侧面的点点滴滴的报道，对我们都会有所启发。于是科技人员对国际上有关的论文、杂志、学术报道等刊物进行全面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线索终于在一篇有关氢弹的科学技术报道中出现了只言片语。字是不多，但启发价值很大。专家们在此启发下，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的计算，终于将氢弹原理方案的奥秘揭示出来。当然，只言片语的启迪，不能作为成功的主要方面。最主要的是，当时我们的研究队伍称得上是人才济济，大家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像的。

前些时候，有部电影，描写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科技人员，为了计算某个数据，每人一把算盘，几十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那只是电影的表现手段，实际上算盘是无法计算这么复杂而烦琐的算式的。当时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从前苏联买回一部小容量的计算机，但大部分计算工作还要依靠当时我国唯一一台最大容量的上海j50计算机。国家明文规定，此台计算机首先保证核武器研究计算，其他研究项目都要让位。有关研究人员，编完计算程序就往上海跑，计算完了回北京，再编下一个计算程序，来来往往，直到把氢弹的计算数据准确地算出为止。此台计算机在我国研制核武器方面立下了不小功劳。

大胆采用轰炸机空投氢弹的方式我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这就是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颗氢弹，是真正的氢弹，而不是一个装置。因为装置不是武器，只是为了做实验而用的。

美国人于1954年2月8日，在比基尼岛试验场爆炸了地面上的实验性氢弹装置，直到1956年5月20日，才首次由b-52型轰炸机运载，在比基尼岛上空空投下一颗氢弹。我国科学家提出一次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因为当时我国拥有的轰炸机的最大载重量小于10吨，氢弹的设计总重量也必须小于10吨。又例如：原来的飞机没有会受到放射性污染的问题，现在执行这个任务，轰炸机就需要改装，必须防止人员和飞机在投掷氢弹以后，绝对保证不受到放射性污染。

想当年，当轰炸机投掷完氢弹返回基地后，驾驶员、领航员、机务人员列队向聂荣臻报告：“任务已完成!”聂荣臻问他们：“你们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投下这颗氢弹?”飞行人员回答说：“是!”他们回答时是那么严肃却又兴奋，自信而又腼腆。在场的人，看到他们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不禁从内心中产生一种敬佩和喜悦的心情。我当时是中央专委办公室的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参谋，目睹这一大场面，兴奋和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但当我面对平静而勇敢的飞行人员，我冷静下来，问清了飞行员的名字，准确地记录下来，带回北京，在一次上报中央的简报上，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部上报了中央。他们应该载入史册。

模拟氢弹投掷时，主降落伞撕破在正式投弹前，必须要进行模拟氢弹的投掷，所谓模拟氢弹，就弹体的外形、重量都和真的氢弹一样，而内部是配重——“死膛”的。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1967年年初，投掷模拟氢弹时，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严重。

中国核武器技术迎头赶上美国怀疑内部出现叛徒

我心急如焚地赶到当时负责生产氢弹降落伞的南京降落伞工厂，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时工厂的头等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工厂已完全停产，若大的生产厂房，空无一人。新降落伞的生产十万火急，而厂里却是如此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壮着胆，硬着头皮，找掌权的几个年轻人谈此事的重要性、急迫性，对国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请他们立即恢复生产。奇迹发生了，他们居然同意了。生产出合格的新降落伞后，用专机紧急送到了新疆基地，与真正的氢弹进行了装接。

装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折叠降落伞。把降落伞打开，铺在地上，有中型会议室那么大。我们选派了几名优秀的工人。叠伞的过程中，他们拿掉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不堪设想。

蘑菇云按照氢弹试验中制定的精确工作程序规定，飞机飞到核试验靶场上空，围绕上空飞行第一圈为检查仪器、观察地形、心理准备等;飞行第二圈，操作各种程序，将氢弹投下。但飞机飞到第二圈，氢弹并没有投下来。飞机飞到第三圈，才将氢弹投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

1967年6月17日早晨，试验场上空，天气晴朗。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过靶心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但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毫无动静，怎么回事?难道是……?

指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重复发出这样的口令，无疑是要稳定飞行员的情绪，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就我们而言，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响成一片。我们成功了!

后来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飞行员太紧张了。执行这项任务的一位飞行人员和我有一面之交。当年我们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投掷氢弹的前一天夜里睡着了没有?他说：说老实话，一分钟也没睡着。我说：那为什么首长在投弹前问你们昨天都睡好了没有，你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睡着了，睡好了!”他微微一笑，向我敬了一个礼，没有回答，就走开了。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奖励谁几两粮票，在当时从事国家尖端技术的人员，能得到几两粮票，真是喜出望外，是一种最高奖赏，今天人们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得不到粮票的还有不少人，不时对他说：“老邓，我们饿……”邓稼先外出想办法买了几包饼干，每人分上两块。

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几十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那里大戈壁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了，在三年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曾出现过断炊的现象，这更是雪上加霜，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子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这里我们想起当时聂荣臻元帅“征集”粮食的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今天的朋友们，你们可曾想到过，曾经有过如此困难、如此忍饥挨饿的人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他们发自肺腑的奉献之歌，将会世代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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