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史料，在台湾正式解密。

此次公开的戴笠全部史料共59卷，共计2万余页，多数是首度曝光的一手情资。比如有传说西安事变后，戴笠曾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处理事变，一度被软禁在地下室，他以为必死无疑，还写下一封遗书。不想事件顺利解决，回到南京后还得到嘉奖。

早在2011年10月，为纪念辛亥百年，台湾相关部门就先期出版《戴笠与抗战史料汇编》，解密部分档案，让抗战时期那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情报工作公之于世。这部分档案分6册出版，包括“军情战报”、“经济作战”等，内容全部是戴笠在抗战期间的手稿。“军情战报”以抗战时戴笠所搜集、整理及呈报的各项军情战报为主;“经济作战”描述当时物资抢购、抢运、金融作战等内容，包括戴笠指挥印假钞，搞乱日本统治区金融等多个手令。

资料显示，作为国民党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戴笠光是化名就有27个之多。除“张叔平”、“马健行”等平常姓名外，他还使用双字与单字化名，如“涛”、“灵”、“余龙”、“裕隆”、“冬”、“雨”、“雷云”等。

《戴笠与抗战史料汇编》还证实了周佛海在抗战中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被盖棺定论的汉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的卧底。

抗战中投靠日本的周佛海为蒋介石准备20万兵员

核心提示：在这段时间里，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仅收编、改编伪军一项，就为蒋介石打内战储备了近20万兵源。而四大家族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大多得以保全。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1年5月12日B1版，作者：叶慕安，原题：《抗战中投靠日本的周佛海为蒋介石准备20万兵员》

华克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早年是国民党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事反蒋活动，1935年策划和主持了刺杀汪精卫的事件。1939年进入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门口挂着一张“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

1939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被留在中央社会部搞情报工作，不久他到香港治疗眼病，组织上让他顺便抓一下香港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的眼疾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很快痊愈，病愈后，中央任命他为中社部副部长，留在香港主持第一线的情报工作。又指定他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掌握和领导包括香港和上海在内的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

香港和上海，是当时敌我友三方情报工作的主要战场，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是中统、军统各种特务机关活动的重要据点，苏联和第三国际也同时在这里设有情报活动站。潘汉年到任伊始，就着手四处物色人才。廖承志的助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处长连贯是华克之的老朋友，深知华克之的能力和为人，便向潘汉年推荐。于是华克之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酒店里，由连贯介绍，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

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后，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身边工作，做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盼着组织来人找他。现在，潘汉年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来了，他感到万分激动。

潘汉年对华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给中共做情报工作。于是，华克之化名为张建良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潘汉年首先要求华克之担任他在港沪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华克之利用对上海的熟悉和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一路畅通无阻。

与华克之一起担任沪、港之间交通和联络工作的，还有一位名叫董慧的年轻女子，她是香港大银行家的女儿，以董事长小姐的名义，穿梭于其父在香港的道亨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堂而皇之地做着中共地下党的工作，这个董慧后来成为了潘汉年的终身爱侣。

通过华克之和董慧卓有成效的活动，中共港沪两地情报据点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华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又叫张子羽，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同情共产党。他与华克之一见倾心。华克之呼任庵为兄，连他的名字“克之”，也是这位兄长赠送的。华克之一生用过的名字多不胜数。然而只有这个名字终生使用。

后来晨光社行刺汪精卫事发，任庵也受到牵连，遂离开南京，隐居上海租界。华克之回到上海后，重新与任庵取得联系。在兄长任庵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将自己刺汪后颠沛流离，以及后来投奔延安、委派华南的经过一一说了，限于纪律，将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一事略过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从事的是爱国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的支持。

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一次，华克之托任庵向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原来，潘汉年手下有位情报干部名叫袁殊，与日本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及国民党军统都有情报联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多面间谍。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关系搜集情报，进一步打入“岩井公馆”，潘汉年让袁殊出面主持了一个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日伪方面更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这样一来，袁殊表面上就成为受人唾弃的“汉奸”。为了避免军统方面误会而派人暗杀袁殊，潘汉年要华克之请任庵把袁殊写给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表示不变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华克之的动员下，任庵去了重庆，见到戴笠，并成功地将戴笠表示可以谅解的回信带回上海，从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负起“汉奸”的恶名，周旋于日伪之间，搜集情报。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率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这时潘汉年想到了任庵。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关系很深，他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一切服从抗日事业的需要。

华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然而,在不得不考虑周佛海的情况后,蒋介石曾托人转消息给首都高院院长赵琛,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当时便将其顶回,说周某叛国情节之重,远在群奸之上,无论是在法言法,或者为整饬民族风纪气节,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蒋原以为即便如此,最高法院仍可酌情改判较轻之刑,不料最高法院刑庭诸公,一样不肯屈法轻判。最后,蒋只能自行负责,发出减刑总统令。周案当时轰动全国,案情复杂,经过曲折,可见一斑。

龚先生这本回忆录,让人们见识了民国老报人的文笔和风度,因为这些晚年写作的文字,使人感觉几乎是完整保留了先生早年为新闻业撰稿的风格。无论从叙事、眼界还是背景资料的跟进,都显示出民国报业系统内职业训练当日所能达到的水准。

(来源:《法治周末》 可参考《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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