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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人，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言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一些做法。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对“左”倾路线对毛泽东无端地指责和攻击，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处于政治逆境中的毛泽东辩护，这样便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们无休止的批判。

四人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和代言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当做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折戟沉沙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对林彪的看法。同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两本书。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邓小平在一生的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重新起用，发生在40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多次所说的“邓、毛、谢、古”，那是指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也有写作谢唯俊）、古柏4人。这4人都是当年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年轻领导干部，他们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怎么会成了“反党小组织”的呢？内中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在于他们跟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

邓、毛、谢、古4人，依据自己所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言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一些做法。他们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

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对“左”倾路线对毛泽东无端地指责和攻击，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处于政治逆境中的毛泽东辩护，这样便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们无休止的批判。

邓小平被认为在执行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标志着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9月下旬，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久，这条“左”倾路线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贯彻。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代表大会上，中央代表团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严厉的指责，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罢免和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这也就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发言权。

邓小平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出任会（昌）、寻（乌）、安（远）3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走马上任后，仍一如既往地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便与“左”倾领导者产生了原则性分歧。事情的起因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趁中央红军主力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派兵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寻乌、安远3县。当时任这3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马上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商量退敌之策。会议就具体的工作方针，争论得非常激烈。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为我们创造的经验，领导广大军民，进行坚壁清野，采取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这样做，才能打退广东军阀。”

“小平同志，你这是逃跑主义路线，是早在赣南会议上就被批判过的右倾逃跑主义！”邓小平话音一落，县委另一位负责人立即站起来进行指责。

邓小平知道，在县委内部确实有些头脑发热的同志，他们比较欣赏冒险主义者的那一套，必须说服他们，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击陈济棠部进攻的胜利。于是，他慢条斯理地对与会者说：“游击战术有什么不好呢？它能取得胜利呀！你所讲的‘右倾逃跑主义’，无非是某些人指责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反‘会剿’和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采取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那可是一条正确的作战方针吆，离开了这一作战方针，我们可要遭到失败啊！”

这还了得，现在竟还有人为曾在“赣南会议”上受到批判而且还被撤销了职务的毛泽东唱赞歌，这不是公开与苏区中央局唱反调吗？刚才那个负责人又站起来指责邓小平：“小平同志，你这是在重弹毛泽东的老调，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邓小平显然生气了，针锋相对地回答道：“你现在还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目前最紧迫的是如何把敌人赶出去！毛泽东同志那一套做法有什么不好？我看蛮好的嘛！能够指导我们克敌制胜！”

“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局领导，取得他们的支持后再行动？”有的同志小心翼翼地出来打圆场。

邓小平态度坚决地说：“什么事都要等待请示后再干，还要我们这些决策者干什么？”因军情紧急，容不得无休止地争论下去，邓小平果断地拍板，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寻乌人民坚壁清野，党的领导机关和红军地方武装撤出寻乌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进攻。

陈济棠部很快地占领了包括县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敌人虽然占领了县城，但却是一座空城，没有粮食和其他食品。不久，主力红军打回来，邓小平率领寻乌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收复了寻乌城。

这本来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但苏区中央局的决策者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邓小平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给他戴上“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 ，将他调离会昌。

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不久，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全省全面展开，使邓小平雪上加霜。

反“罗明路线”的目的就是要使毛泽东被彻底孤立

讲到“邓、毛、谢、古”，必得要提“罗明路线”。

“罗明路线”是1933年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给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罪名。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斗争的实质，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其目的就是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被彻底孤立。

1932年秋，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去拜望在汀州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罗明一直敬仰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便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些问题。

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3次打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指出，当前福建省委应迅速地行动起来，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扰乱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向苏区进攻的广东陈济棠部队的后方，使红军主力部队能集中优势兵力，将敌各个击破。这对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急匆匆地赶到上杭、永定、龙岩等地，组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两份工作报告竟招来了大祸。

1933年1月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破坏和损失，中共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推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下车伊始便“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

罗明由于推行毛泽东的主张，在其《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位书生意气十足而又满怀革命激情的年轻的省委代理书记，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到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最使博古恼火的是，罗明将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为他所赏识的其他几位领袖的前头；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罗明在《报告》中，竟忽视或无视党的真正领袖“王明同志”和他“博古同志”！

博古亲自找罗明到中央谈话，责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为什么无视王明同志对党的领导作用？你对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极端不信任。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整整批斗了三天三夜后，撤销了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于是，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便迅速地在中央苏区从上到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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