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天国圣库藏金
天京城破之时,太平天国还有多少财富?
“圣库”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难道会凭空消失?
民间传闻,这些金银财宝其实就埋在南京城里。是空穴来风,还是言之有据?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令人叹息,然而太平天国巨额的窖藏财宝的不知所终,同样令人遗憾。
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掠各地奇珍异宝于宫内,各王府也都藏有金银财宝。然而待到破城之日,曾国藩却奏报说一无所获,连钱库都没找到。太平天国的财富有多少?流向何处?一时扑朔迷离——
曾国藩奏折里说搜杀三日也没找到钱库
在位于南京夫子庙瞻园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里,记者见到了太平天国史专家张铁宝研究员。听了记者的来意,张铁宝笑着说:“关于太平天国藏金的说法,有很多个版本。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天京沦陷说起。”
史书记载,1864年夏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带领的湘军攻下天京。消息传到北京,同治皇帝大喜。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国库亏空,财政吃紧,连军饷都发不出,实在指望攻下天京后,用太平天国的财宝来救燃眉之急。然而,大约一个月后,曾国藩的奏报让同治皇帝大失所望。
张铁宝向记者展示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报,奏报的大意是说:“多年以来,中外纷传洪秀全非常富有,说他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我与曾国荃早就商量好了,破城查封钱库后,如果钱财多就进奉户部,少就留做军饷,救济难民。攻下天京后,我们搜杀三日,残留叛军则自己放火烧掉了洪秀全的伪天王府。三天后,我们仔细查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钱库。”
曾国藩的奏报递上去后,朝廷很快就下了批复,表明态度:既然已经查清城里没有什么财物,那就不必上缴了。
到这里,事情似乎就该画上句号了。并且按照这个逻辑,“中外纷传”太平天国的富足,仅仅是传闻而已。而曾国藩兄弟原先以为的钱库,也是子虚乌有。
太平天国到底有没有“圣库”
当然不是!张铁宝向记者分析道:“太平天国时期,奉行 ‘圣库’制度,这个圣库就相当于国库。所以,曾国藩说没有钱库,那是假话。”
“圣库”制度要求民众不得私藏财物,而应上缴“天朝圣库”,进行统一分配。为了这个制度的贯彻执行,太平天国还立下了严格的法律。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是藏银超过5两的,就会治罪,甚至处以死刑。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更是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圣库”制度。作为供给全城居民和军队的“圣库”,其财物之多,可想而知。至于圣库内到底有多少财物,可以从奸细张继庚给清军统帅的信件中看出一二。
张铁宝介绍说:“张继庚是江宁人,和当时许多正统的读书人一样,他对太平天国怀有极端的仇恨。”
张继庚在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后来做了湖南布政使潘铎的幕僚。当时的南京遭到太平军围攻,江宁布政使认为张继庚很有才,于是急招他到自己府中,想让他帮忙对付太平军。张继庚来后,一面积极招募士兵,一边为如何镇守南京出谋划策。不久,南京城被太平军拿下,张继庚本人也陷落在城内。他表面归顺太平天国,实际上却想策反太平军,里应外合,帮助城外的清军攻破天京。
张继庚混入太平军内部,用“东王待粤人厚,待湘人薄”的话语挑唆水营将士叛降。东王杨秀清及时发现了他的举动,迅速平息哗变。
在潜伏的几个月时间里,张继庚先后给清军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写了七封信,报告了太平天国城内的政府机构、财产安置、地形建筑,以及兵力部署。在第一封信里,张继庚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刚刚占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在圣库里,一共是1800余万两白银,几个月后,就只有800多万两了。张继庚建议向荣,一旦清军进入城内,应该立刻派人封住圣库,防止钱财流失。几个月后,张继庚在另一封信里再次通报了圣库的情况。
然而,遗憾的是,张继庚的通报并没有起到作用,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三年之围。
可以说,在这三年里,圣库在财物方面为太平天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根据张继庚的记载,圣库的地点就在水西门的灯笼巷。
圣库地点确凿,而且有张继庚的文字为证。是曾国藩说了谎?
谁掏空了灯笼巷的“圣库”
原来,圣库虽然确实存在,但实际上,在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1856年,就在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天京城内发生了内部相残的“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864年天京沦陷后,忠王李秀成被清兵捉住,他在牢里亲笔写下的供词称:“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中女人们的首饰。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茅家琦教授告诉记者,实际上,在“天京事变”之前,圣库制度就已经遭到破坏了。而在张继庚给向荣的另一封信里,记者的确发现了这样的话语:“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800余万,现只存百万不足。”在这里,张继庚催促向荣赶紧攻下天京,否则这些钱财就要被全部花光了。
至于圣库的钱财究竟上哪里去了,张继庚在信里也给出了合理解释,“伪东府有1万余两,伪天府有七千余两,伪北府有1千余两,其余大小伪衙藏银尚属不少,衣服更不计其数矣。”
“很显然,所谓的圣库,已经被太平天国内部大大小小的将领和官员瓜分了。”茅家琦说,“这说明,早在太平天国定都之初,圣库制度在执行中就走样了。”
实际上,所谓的圣库,在太平天国后期,甚至连形式都不存在了。它先是做了英王陈玉成的王府,湘军打下天京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还曾住到灯笼巷的原英王府内。
上世纪70年代,在水西门灯笼巷的南京医药公司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圣库遗址。后来,这里的石柱础被搬到了现在位于堂子街的太平天国壁画展览馆,两根鎏金龙凤雕梁则被搬进了太平天国博物馆内展出。
太平天国还有一些钱到哪里去了
不仅圣库内的钱财被瓜分一空,在太平天国后期,大量的钱财,更是聚积到了洪氏家族的手中。
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就谈到,洪秀全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都是横征暴敛,“穷刑峻法”搜刮钱财。天京被清军围困期间,老百姓缺衣少粮无法生活,李秀成密令守城人放百姓出城门讨生活,没料到,洪氏家族的人,却在各城门设点,将出走百姓身上的钱财搜刮一空。
这些搜刮来的钱财,都被他们用来奢侈享乐。
洪秀全本人在定都天京后,动用了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在原来两江总督衙署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豪华的天王府,建成后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其他各王也在天京城内大修王府,相互攀比、尽情享乐。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上自天王洪秀全,下至各首领,纷纷搞祝寿活动。例如,定都天京后,东王杨秀清特地通令朝内军中各级官员,在天王万寿之期“多备奇珍异宝”,为天王祝寿。又如甲寅四年九月,洪秀全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东王杨秀清命令前线将领:“仰尔国宗暨各佐将转谕各统下官员人等,俱要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差派妥员押解回京,以备十月二十四日王四殿下满月之期,天王登朝谢天之用。”意思是要他们和手下的官员多多准备奇珍异宝,为四王子过满月。
张铁宝说,“从这些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想见,太平天国王侯将领们的生活有多奢华。”
然而,快乐并不长久,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大都战死。其中,洪仁发死于乱军之中,洪仁达被清军俘虏后执行了死刑。他们死后,原先据有的财富也一并消失了。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伎”的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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