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阵法不可能如文学、戏曲和影视作品中那样复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奉行“兵农合一”的兵役政策，农民平时在家生产，战时才应召入伍。至于那些职业军人，也要承担繁重的屯田任务。所以，他们每年用于操练阵法的时间十分有限，只有简单实用的阵式，才能在短时间内为人所掌握和运用。至于一些过于华丽的阵法，主要用于应付皇帝的检阅和将军的巡视，虽然炫目，但真正的交锋价值并不大。

　　军阵，一个在古代战争中无处不在的词汇；破阵，一段在古典着作和武侠小说中被极力渲染的情节。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刘庆在分析了“阵法文化”后认为，这些军阵已被传奇化、神化，历史上的真实军阵并不神秘。对于阵法是否将在各国核弹、枪械、军用飞机等竞赛式发展的背景下将彻底退隐到历史深处，刘庆研究员也给予了明确回答。

　　“阵法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战斗队形。”刘庆直截了当地说。刘庆是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的专家，对中国古代军阵颇有研究，这次接受我的采访，主要是探讨军阵的神秘性。

　　中国古代军阵每一次出现在历史中，几乎都带有神秘莫测的气息。在扑朔迷离的刀光剑影中，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或一兵半卒，可随金鼓号角的指挥或一柄羽扇的示意，协同动作，从而产生无穷的威力和超人的能量。依靠阵法，弱可以胜强，小可以胜大，就连毫无生命的沙石树木也可用来杀伤敌军。如《水浒传》第八十八回中，辽军摆下的“太乙混天象阵”，让一贯能征善战的梁山泊官兵3次惨败，连黑旋风李逵都被活捉。在《三国演义》中，东吴的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当他乘胜追击一路奔到白帝城下时，却走进了诸葛亮用石头垒起的“八阵”中，最终全军覆没，陆逊本人则依靠诸葛亮老丈人的“情分”才得以逃出。而在《大破天门阵》中，进犯中原的辽国军队为和宋军决战，摆下了天门阵，担任宋军元帅的杨六郎虽然动用了大批精兵强将，也熟知了天门阵的要旨玄机，却依然难以破解，直至获降龙木后，方才破阵。

　　这些出神入化的阵法，让人眼花缭乱，又心生向往。但在与刘研究员交谈的过程中，我的这个想法却逐渐被颠覆了。在刘庆看来，故事中的阵法都已经被高度神秘化，与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阵法相去甚远。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阵法又是什么样的呢？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字长蛇阵、六丁六甲阵、九宫八卦阵、八门金锁阵等阵法是否真正存在过？在刘庆的讲述下，我一步步接近了这个千古之谜。

　　从狩猎阵型到上古军阵

　　阵法是在古代战争中为着要求战场上统一的指挥和协同动作而产生的，它的目的是可使每位士兵都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早在远古时期，在古猿逐渐转变成人的过程中，最原始的阵法就已经产生了。

　　说起来，阵法的起源与狩猎活动有着极深的渊源。古人最早的战斗对手并不是人，而是野兽。在狩猎过程中，对于弱小动物而言，古人要采取追击或伏击的队形，而在面临猛兽时，则要采取防守队形，让健壮者走在前面，母亲带领幼子走在当中，两侧则是青壮年，稳重勇猛的壮年殿后，这种防御猛兽袭击的非常有效的防御队，就构成了古人最基本的阵法。

　　即使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阵法与狩猎活动的渊源关系仍然清晰可见。在夏、商、西周时期，军事训练主要是通过平时的狩猎活动来完成的。因为狩猎的队形与作战时的队形几乎没有差别，而且，娱乐性较强的狩猎活动，还可提高人们相互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不仅中原汉民族如此，边疆少数民族更是习惯于将与野兽搏斗的战斗队形直接用于作战。据宋人编撰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北宋使臣拜访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时，见到他每次打猎，都与手下将领投掷箭矢以决定各部落军兵狩猎位置，然后借围猎的机会操练阵法。这种围猎阵型，在后来女真骑兵与辽军和宋军的作战中，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而成为两翼包抄阵法。

　　最早的军阵是“一军阵”，顾名思义，参战的士兵只组成一个大的军阵。由于一军阵在战斗中几乎没有战术上变化的余地，因此，很快就被“二军阵”、“三军阵”直至“多军阵”所取代。在战争中，这些不同的军阵之间分工不同，有的军阵用于引诱对手，有的负责与对手决战，也有的用于迂回包抄对手。

　　从兵种上看，最早在战争中使用的阵法应是步兵方阵。但组织形式较为成熟、运用自如且名目繁多的早期军阵，还是在战车产生后的车战军阵。车战军阵的盛行时间是，从商代中后期到周代。

　　车战源于夏代，至商代晚期才形成一定规模的作战样式。它的主要装备是由2匹马或4匹马驾挽的木质战车，战车上载3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执弓射箭，右方甲士执戈、矛等长兵器，居中者控马驾车。通常情况下，战车都是在保持自己宽大的编队队形的前提下，伴随着缓慢的鼓点徐徐前进。在接近敌人时，左方甲士以弓箭射向敌人，敌对双方战车交错时，右方甲士以长兵器进行格斗，直到弃车肉搏。

　　每辆战车周围还配备一定数量的步兵，因为单纯的战车部队冲击力有限，没有步兵的保护，很容易被灵活机动的步兵所消灭。这种战车和步兵混编的军阵，能够充分发挥整体威力，尚未交锋就会给敌人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

　　平常我们听到的“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就是以战车来评判一个诸侯国实力的标准，但战车车阵虽然浩浩荡荡、气势宏大，却并非所向无敌，原因是，当时的战车前进速度相当慢，且阵型呆板。

　　到了春秋时期，车战的规模日益扩大，逐渐摆脱了原先双方列好阵势才交战的惯例，而是更注重战斗的突然性，由此进一步丰富了车战战法内容，并影响到战车编组队形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较为经典的阵型，其中以方阵和雁行阵最为常见。

　　方阵是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阵型，它阵型整齐，四方如绳，构成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形成宽大的作战正面。孙膑认为方阵应该“薄中厚方”，即方阵中央的兵力稀疏，四周的兵力厚密。中间兵力少，可虚张声势；四周兵力多，可防御敌人进攻。雁行阵又叫鸟阵，是一种横向展开、左右两翼向前或向后梯次排列的战斗队形，向前则呈“V”字形，就像猿猴的两臂向前伸出一样，是一种用来包抄迂回的阵型，但后方的防御比较薄弱；向后则呈倒“V”字形，用于保护两翼和后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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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和实战，促使阵法在不断进步。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将魏舒与狄军遭遇，由于战场地形狭窄，庞大的战车无法展开，魏舒大胆改革，“毁车以为行”，将战车上的甲士和步卒混编在一起。看惯车阵的狄军对其嘲笑不止，结果却大败而归。

　　随着作战地域向山地水网地带延伸，特别是随着战国时期弩（远比弓箭威力强大）被装备部队，步兵可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遏制战车的冲击，使得车兵雄风不再，不得不退出战争舞台。

　　步兵的兴盛，对步兵战法的丰富和发展提出了要求。由于步兵一直作为车阵的附属物存在，所以，步兵复兴后的军阵排列，最初的参照物只能是车战军阵，如方阵、雁阵等等，之后才逐渐发展出各种阵法。

　　战国时期步兵军阵繁多，当时的军事理论家对这些阵法做了总结。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就包括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孙膑兵法》中将军阵分为10种：方阵、圆阵、锥行阵、雁行阵、钩行阵、玄襄阵、疏阵、数阵、火阵、水阵。需要提出的是，后两种是特殊战法，前8种才是阵法。

　　刘庆说，在8种阵法中，除方阵和雁行阵外，圆阵是为了防御而采用的阵型；疏阵是疏散的队形，通过加大行列间距，通过多竖旌旗、兵器、草人的方法，以少数兵力显示强大的实力；与此相反，数阵是密集的队形，以便集中力量进行防御和进攻；锥形阵的形状，就像一个锥子，前尖后宽，可通过精锐的前锋在狭窄的正面攻击敌人，突破、割裂敌人的阵型，两翼扩大战果，是一种强调进攻突破的阵型；钩形阵的正面是方阵，两翼向后弯曲成钩形，以保护侧翼的安全，防止敌人迂回攻击后方指挥金鼓之所在；玄襄阵是一种迷惑敌人的假阵，队列间距很大，多竖旗帜，鼓声不绝，且模拟兵车行进的声音，通过嘈杂的卒声，制造军队数量庞大的假象，以欺骗敌人。

　　步兵阵法成熟之后，中国军队阵法的发展并没有就此停滞，一个新的因素促使它继续向前发展，广阔的战场中，迎来了骑兵。

　　骑兵机动性的优点非常明显。尤其是马蹬发明之后，骑兵在马上不用再担心坐不稳的问题，这使骑兵成为了战场上的生力军。最早的骑兵要追溯到战国时代的“胡服骑射”，当时，赵国已经开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作战方法了。到了汉朝，在不断南侵的北方匈奴骑兵面前，中原的步兵方阵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为此，汉朝也采用了骑兵部队。

　　从古至今，骑兵的战术无非两种：正面突袭与迂回包抄。但也正是因为这两种特点，使得骑兵军阵不可能像步兵军阵那样，讲求士兵间的进退有序。时光进入魏晋的天下，披着铠甲的战马，开始驰骋在大地上，马背上是全身佩甲的兵士，这便是重骑兵。但重骑兵虽然防御性有所增强，但却是以牺牲机动性作为代价，因此到了隋唐时期，轻骑兵又重新成为主流。之后，虽然在辽金时期有过一次重骑兵的复兴，但时间短暂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到了元代，蒙古人的轻骑兵纵横欧亚大陆，欧洲人的重骑兵（其盔甲厚度远非中国重骑兵可比）几无还手之力。

　　我在网络上曾经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作者认为骑兵在战争中的大量使用使得步兵军阵的发展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提起这种言论时，刘庆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他认为，中原王朝用骑兵对抗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一方面是因为中原地区，战马来源有限，质量无法与游牧民族的战马相比；另一方面，中原以农耕为主，无论怎样操练，骑术还是无法和北方游牧民族相比。因此，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以及中原地区各武装力量之间作战的最主要方式，仍然是配合有序的阵法来进行，这也促使着阵法在不断发展。

　　在所有的阵法中，我最熟悉的莫过于诸葛亮的八阵。实际上，在诸葛亮以前早就有八阵，孙子有八阵，孙膑也有八阵，东汉作战训练中普遍使用八阵。诸葛亮之所以对八阵加以创新，是因为他在对吴作战的时候，在地形上处的是水洼稻田地，对方的兵力主要是水军和步兵，当他的主要作战对象由东吴改为曹魏后，他面对的敌人主要是骑兵和步兵，地形由江东的水洼稻田地变为山地，而蜀国缺乏马匹，为了适应对山地作战、对骑兵作战，诸葛亮便改革了古八阵，制出阵图，用以训练蜀军。

　　所谓阵图，就是将阵法绘制成图形，画在锦上、纸上、地上或者用砂石堆砌，形成直观的实物。诸葛亮纪录阵法的文字没有流传下来，八阵图在唐代就已经失传。但据说留存在鱼腹江边的八八六十四堆垒石遗迹，就是诸葛亮所遗八阵图。

　　结合关于诸葛亮八阵图的只言片语，现代兵家在进行合理的模拟后认为，八阵是一种集团方阵，方阵中央是中阵，由大将、金鼓旗帜以及直属的兵马构成。在中阵四周的8个方向上，各具8个小阵，分别以天、地、风、云、鸟、兽、龙、虎命名。这种命名，相当于我们现在命名的第几师、第几团一样，完全是为了便于指挥，在作战功能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诸葛八阵的适应性很强，无论在山顶、山脚或是山脊，都可因地制宜地进行部署。八阵注重相互的协调与配合，阵中任何一个方阵受到攻击，都可得到其他小方阵的策应；同时，无论是对敌实施迂回，还是正面牵制、突破，八阵的战术都十分有效。构成小方阵的兵源，可以是骑兵、步兵、车队，由几十到几百不等，前排为弓弩手，中间为长兵器手，后排为短兵器手（排列顺序偶有不同）。为迟滞敌人进攻，发挥弩兵威力，在防御时，还设置冲车、鹿角、铁蒺藜等障碍。

　　诸葛八阵属于防御性阵型，好处是没有部署上的弱点，任何方向遭受攻击，整体大阵不需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两翼相邻的阵可自动变为两翼，进行保护、支援。但缺点也很明显，这样复杂的阵法需要大量时间进行操练，而且机动性较差，为了保持阵型的完整，前进时不能奔跑，后退时也不能猛跑，需“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前无速度，退无遽走”。所以，八阵是一种防御性质的保守阵型，无大败，取得大胜同样也很困难。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多次攻打魏国，无大败也无大胜，不能说和蜀军采用八阵作战毫无关系。

　　在对抗骑兵的步兵阵法中，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将领在实战中摸索出的　“叠阵法”。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吴?在汉中一带抵御金兵20余年，他根据金兵坚韧善战、冲击力强的特点，将军队分为前后两阵，每阵有3排士兵，第一排手持长枪，蹲坐待敌，第二排是弩手和弓手，采用跪姿迎敌，第三排是神臂弓手，立姿射敌。此外，还有骑兵队掩护两翼。

　　该阵是一种典型的防御军阵。作战时，后面两排依次放箭射击敌人骑兵，当敌人冲至阵前时，第一排长枪手会站立起来进行肉搏。当前阵不支时，后阵会代替前阵继续作战。这种阵法克服了宋军韧性不足的弱点，使对敌正面始终保持坚强的战斗力，而且，3排士兵器尽其用，互不妨碍，可最大限度发挥每个士兵的作用。

　　从“一字长蛇”到“入水鸳鸯”

　　在古战场上，军阵的重要性不止是对抗骑兵冲击这样简单。对于单兵作战能力弱于对手的一方，军阵是士气的主要源泉，甚至是唯一源泉。只有保持住阵型，作战的信心才不会失去。

　　从古至今，战场上最大的伤亡和战果，并不是在阵型稳固的有组织对抗中，而是在一方阵型被破坏后的混战当中。因此，能否率先破坏对方的阵型就成了取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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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写道：“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条叫“率然”的“常山之蛇”，给了孙子不小的启示。蛇，既然能首尾相顾，那么，由此仿效的“一字长蛇阵”又如何呢？

　　“一字长蛇阵”的布设方法，就是从头到尾把自己所有的兵力都布成一个一个的小方阵，小方阵前后衔接，绵长逶迤，主要用于防守。这种阵型最大的优势是相互配合非常灵敏。攻击它的中央部位，如果力度不大，它的头部和尾部的兵力都会包围过来，迅速割裂对手的兵力；攻击它的尾部，它的头部和中央又会对对方翼侧实施攻击；攻击它的头部，它的尾部和中央又会从对方翼侧实施攻击。

　　蛇虽狠毒，但和世上的任何事物一样，终有破解。“蛇打七寸”，七寸恰指蛇的中心要害，一字长蛇阵的中心部位，也叫蛇胆，就是军阵的中央，即指挥核心，只要攻克指挥核心，一字长蛇阵就失去了威力。

　　公元589年，隋朝为实施南北统一，兵临陈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陈军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兵力，在城外部署了一字长蛇阵。隋将贺若弼得知后，只派500人对军阵实施攻击，但初战失利。之后，他通过纵烟来掩护自己的部队撤退，又继续组织更大的兵力对陈军的中央部位实施攻击，破掉了陈军的一字长蛇阵，攻占陈国首都。

　　南宋时期，北方草原上突然崛起一支纵横驰骋的力量，并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南征北战，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政治地理格局，这就是成吉思汗及他的一批继任者们所率领的蒙古军。

　　蒙古军作战十分骠悍，其骑兵更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飞行军”，攻守转换的能力都极快。蒙古军常采用的阵法是“鱼鳞阵”。鱼鳞阵因用兵的分层次形似鱼鳞而得名，实质上，它就是分层次用兵的战斗队形。部队一般分3～5个层次，前面的兵力较少，后面的兵力递增式越来越大，这3～5层的兵力，会分层次进行攻击。

　　鱼鳞阵在西方也出现过，但以成吉思汗创立的大鱼鳞阵最为典型。成吉思汗的大鱼鳞阵的最前方是用兵较少的先锋阵，之后是兵力更多、力量更强的第二、第三梯队。先锋阵首先对敌方队形进行袭扰，如果敌方战斗队形没有混乱，第二层、第三层部队的冲击会随即展开，一旦冲击奏效，敌方军阵混乱，那么，主帅会率全部力量冲向敌方，予以全部歼灭。如果在几次攻击后，军阵仍没有奏效，则会采取后退的方式，引诱对方的战斗队形向前突出。而在突出的过程中，对方的一些弱点就会暴露出来，找准这些弱点，再返头痛击，是成吉思汗大鱼鳞阵的优势。

　　成吉思汗成就了一段传奇与神话，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大起大落的风云散后，大鱼鳞阵扑满了落寞之尘。

　　明朝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大剧，一直在辽阔的北方上演着。直到100年后，北方才逐渐平静，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平静的东南沿海出了大乱子，倭患使朝廷寝食难安。

　　史料记载，明代倭患起源于明初期，这一时期，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一些失意的日本武士常到中国沿海掳掠骚扰。几十年后，由武士、浪人和商人形成的海盗集团，规模已经十分庞大。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很多守着宽阔的海岸线却毫无出路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也加入了倭寇组织。加之明朝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倭患更加严重。

　　就在此时，戚继光出现了。但扫倭的重任落在戚继光肩上后，他很快发现，明朝给他配备的军队，不仅士气低落，而且劣习众多。他于是在浙江金华先后招募了两万多名质朴的矿工和农民，编练新军。为适应沿海地形的作战，增加对倭寇的针对性，戚继光发明了一种集体互助的战术阵法--鸳鸯阵。

　　江浙一带以水洼稻田为主，与有宽大平原的北方不同，不适于骑兵大规模集团冲锋。有鉴于此，新创的鸳鸯阵，重“长短兵器的结合”、“冷兵器与火器的结合”，它以12人为一队，居前一人为队长，次二人持盾牌，再次二人持狼筅，第四列四人持长枪，第五列二人持短兵器，末一人为火兵。狼筅这种兵器，是以大毛竹的上截和连旁的附枝节为主体，毛竹粗二尺，长一丈五六，利刃在顶长一尺，用来骚扰对方。所谓火兵，是指专事发射火箭或炸药的士兵。

　　根据不同的地形，戚继光的鸳鸯阵还分为大鸳鸯阵和小鸳鸯阵，大鸳鸯阵由数个小鸳鸯阵组成，在江浙一带可谓如鱼得水。其实，鸳鸯阵的奥妙就在于，通过士兵间的相互配合，来抵消单兵作战能力上的不足。

　　御制阵法与奇门遁甲

　　刘庆研究员一直向我强调，中国古代的阵法不可能如文学、戏曲和影视作品中那样复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奉行“兵农合一”的兵役政策，农民平时在家生产，战时才应召入伍。至于那些职业军人，也要承担繁重的屯田任务。所以，他们每年用于操练阵法的时间十分有限，只有简单实用的阵式，才能在短时间内为人所掌握和运用。至于一些过于华丽的阵法，主要用于应付皇帝的检阅和将军的巡视，虽然炫目，但真正的交锋价值并不大。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人发明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阵法，甚至还将阵法加以神秘化。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本是后周的一员武将，依靠政变黄袍加身，颇有些军事才能。但皇位传到他的弟弟赵光义手中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赵光义是个缺少军事才能却又颇为自负的人，他把赵匡胤所确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也贯彻到排兵布阵这样的具体事务中。本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情况随时做出调整，乃是作战指挥的起码要求，但幽居深宫的赵光义却在每次出兵前，都将制定好的阵图授予主将，令其遵照执行，还派出文官随行监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些阵法中，有很多都是由完全不懂军事的文官枯坐在书房中硬生生地想象出来的。比如，在宋人编纂的兵书《武经总要》中，就专门介绍了“本朝八阵法”、“本朝常阵制”等各种中看不中用的阵法。

　　宋朝皇帝这种御制阵图遥控指挥的做法，在当时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强烈攻击。在实际作战中，宋朝将领也往往对御制军阵进行抵制。比如，在宋辽满城之战中，宋江赵延进就冒着违诏改阵的罪名，将按图布成、兵力分散的八阵，变为了两阵，避免了被辽军铁骑围歼的惨剧。

　　更有甚者，在唐宋以后，还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将愈演愈烈的奇门遁甲之术附会到阵法之中，使得在普通人眼里原本就很奇妙的阵法，更是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也成为后世文学故事中形形色色有关阵法的故事的来源。

　　古人大多迷信，常年带兵打仗的将领们也不例外，他们时常将一些超自然因素看做运兵打仗成败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道家与兵家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关系就非常密切，道家鼻祖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论述了很多用兵的道理，这也为阵法的神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些人在论兵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道家的某些学说贯注到兵法之中。例如，唐代兵学家李筌号达观子，在他的《太白阴经》中把八阵的天、地、凤、云、龙、虎、鸟、蛇各阵，与奇门遁甲的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各门，一一对应起来，又把五阵的直、方、锐、曲、圆，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起来，以说明各阵间的生克关系。

　　这种穿凿附会的现象，到了明代愈发严重，甚至诞生出了所谓太乙八阵图、太乙方阵图、六甲阵等诸多稀奇古怪的阵法。这些阵法与时辰、方位、星宿等密切相关，我们比较熟悉的八阵就被分成了4个生门和4个死门。制阵者称，如果不明奥妙的人从死门入阵，则必然全军覆没；如果不按照特定的时间从特定的方向攻阵，甚至带兵将领的生辰与攻阵日期和所攻之门五行不相符，也一定会大败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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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显然已经与阵法简单明了、易于实战的初衷相去甚远，成为了纯粹纸面上的图形游戏。

　　真正懂得阵法的军事家自然不会相信这些歪理邪说，发明出“六花阵”的李靖在与唐太宗讨论阵法时，就对奇门遁甲之术嗤之以鼻。但有趣的是，李靖并不完全排斥奇门遁甲之术，因为这些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理论虽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却可以用来迷惑和震慑对手，或者鼓舞本方士兵的士气，起到心理战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战争史上举不胜举。宋代名将狄青在攻打广西昆仑关之前，军队中瘟疫盛行，士兵们又都觉得敌人强大，因而士气十分低落。狄青于是告诉他们说，他已经求过神了，如果他把手里的一大把铜钱全部扔到天上去，落下的每一枚铜钱都是正面朝上，就表明神会庇护军队获胜，如果有一枚铜钱背面朝上，那么他会立即撤军。之后，狄青将铜钱抛上天去。铜钱落下后，士兵们惊呆了，所有的铜钱都正面朝上。顷刻间，全军群情激昂，士气高涨。狄青下令用钉子把所有的铜钱都钉在地下，等打完胜仗回来再取。随后，他带领士兵迅速出击，不久便凯旋而归。待取出铜钱后，士兵们恍然大悟：所有的铜钱都是特制的，两面都朝上！

　　可见，奇门遁甲的本质类似于一种魔术中的障眼法，就是在知道底牌的前提下，仍然神秘兮兮地故弄玄虚。当然，玩弄这些伎俩的基本条件是，一定要像狄青一样清楚自己的底牌，否则会殃及自身。宋钦宗时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当北宋都城汴梁被金朝数万大军包围后，眼看江山倾颓，宋钦宗听信了郭经会六甲神兵之言，将北宋的命运交付与他。郭经于是找了一万个士兵，穿上特制的天兵天将服，大开城门，出去与金军对垒。结果金军一看，求之不得，乐不可支。他们正琢磨着如何打开城门，现在宋军倒主动把城门打开了，借这个机会，他们一拥而上，把六甲神兵统统消灭，一举攻占了开封。

　　文字中的军阵总是很神秘，但文字之外的真正军阵，却并不神秘。神秘多来自记录者或传述者的有意无意的夸张，于是，军阵往往演化为传奇，进而又演化为神话。刘庆认为，当下应该还阵法以本来面目了。但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还是有一些人想继续渲染阵法的神秘化倾向，他在电视台录制节目时，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由于刘研究员对这种误解很重视，我便向他强调了我的历史学专业背景以及对历史的尊重。他向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其实应该被称为阵法文化”。沉思片刻，他又说。

　　阵法将彻底退隐？

　　宋、元、明时期，甚至在清朝中期，中国还是一个以冷兵器为主、以火器为辅的时代。随着西方火器东渐，尤其在进入了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以后，中国固守了数千年的军阵开始走向衰落，新的军阵应运而生，它以火力集中、打击力集中为特点的布阵方式，取缔了传统的以兵力密集为特点的军阵。

　　在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战场上的双方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阵法的限制。太平军的“百鸟阵”是专为减少敌方火力杀伤所创造出的阵型。它采用小分队形式，通常以25人为一队，各分队如百鸟星罗棋布，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敌人进攻。而太平军的对手湘军和淮军，则吸取了戚继光阵法思想的精华，以横队队形为主，甚至也出现了向现代意义上的散兵线转化的趋势。

　　但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之后，传统阵法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今天的战争里，仍然可以从某种角度或者某个侧面看出古代军阵的一些影子。”刘庆这样对我说，“很典型的就是，在坦克被发明之后，它主要是掩护步兵来攻克对方的阵地……这种时候，坦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掩护步兵前进的一个装甲或盾牌，会移动的盾牌。”

　　科技改变了战争的外在形式，现代战争中的某些排兵布阵，虽然与古代军阵似曾相识或一脉相承，但毕竟已有较大改变。那么，随着各国核弹、枪械、军用飞机等的竞赛式发展，阵法是否将彻底退隐到历史深处呢？

　　“只要地面战争存在，阵法就依然存在。”刘庆肯定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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