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圣诞节，当孙文回到“革命”之后的故国时，随行的除了那位美国牛仔革命家荷马李(参阅上期《美利坚革命家》)之外，还有一位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的日本人，他就是孙文最为忠诚的日本同志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与孙中山

与家境富裕的荷马李完全不同，宫崎滔天很穷，穷得甚至连赶到中国来的路费都没有。当四川保路运动、武昌暴动的消息接连传来时，他的其他同志已纷纷起程，赶往中国，他却为路费而担忧。多亏朋友们张罗着给他凑了些钱，终于能够动身。

扛起简朴的行囊，宫崎滔天匆匆起程。他先赶赴上海，然后转香港，在那里迎接从法国赶来的孙文等人，一同经上海赶赴南京(据其妻回忆录)。

“要做英雄，要当大将”

这一年，宫崎滔天正值不惑之年。

这是个不安分的人，生于一个不安分的家庭。宫崎的家在熊本县荒尾村，是一个典型的武士家庭，家境比较富裕，算是中等地主，在村里有田地48“町”9“反”，相当于733华亩。而在邻近的平井村，他们还有田地，每年能收50“表”(“表”是装米的稻草包)。

宫崎滔天的本名叫宫崎寅藏，“滔天”其实是日后的化名。宫崎寅藏的父亲宫崎正贤，是位功夫高手，开过武馆，曾两次周游日本全国，修习武艺。宫崎正贤那种“义侠豪爽，诚挚热情”的性格，直接传给了几个儿子。宫崎家的儿子们个个好勇侠义，被人称为“宫崎兄弟”。

宫崎寅藏是家中老幺，上有哥哥姐姐共10人，备受宠爱。父亲给他传授了“二天一流剑道刀法”，并常常告诫他：“要做英雄、要当大将”。而母亲左喜也经常说：“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的莫大耻辱。”这种启蒙教育，令宫崎寅藏一生都在追随自己的英雄梦想。

15岁那年，宫崎寅藏走出了偏僻的熊本县，来到了首都东京，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日后的早稻田大学)学习英文。陪伴他的，除了满脑子的英雄梦想外，就是父亲送给他的两把白鞘刀。他曾经加入了教会，成为一名基督徒，却依然极度苦闷。

此时的日本，正在经历着明治维新的脱胎换骨，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而主流则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在不少日本人心中，日本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要振兴日本，避免被列强亡国的命运，就必须首先振兴中国，“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奋起，非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这就是宫崎寅藏日后所称的“支那革命主义”。

1892年，正是日本年轻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候。在上海，日本企业家资助开办了一所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学员年龄多在20岁上下，第一期学员于1893年毕业后，都投入了间谍活动，在甲午战争中大多被捕并被处决。

吊诡的是，这些为日本侵华做马前卒的青年人，与宫崎寅藏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兴亚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将自己的行为看做是振兴亚洲、解放中国的崇高事业。正如其中的著名思想家宗方小太郎所总结的，黄种人要对抗白种人的欺凌，唯有改革与自强，而前提必须是革除中国的弊政;先征服中国，是日本团结和领导中国一起崛起的必要条件。所以，侥幸躲过了战争时期清廷搜捕的日本间谍，日后都大力鼓吹中日友好，在中国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甚至被中国的革命者看做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加兄弟”。

与这些兴亚主义者不同的是，宫崎寅藏认为，既然中日必须携手对抗西方，日本就不应该以任何理由侵略中国，而应当帮助中国进行革命和改造。当他来到上海，盘缠用尽之时，那所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表示可以收留他，他却拒绝了。

囊中羞涩的宫崎寅藏不得不狼狈地返回日本，此次中国之行，他几乎毫无所得，无法深入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

1894年，宫崎寅藏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日本反对党领袖犬养毅。自此，犬养毅成为宫崎寅藏的主要资助人。

这一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军方得知宫崎寅藏和其二哥都去过中国，希望他们能随军担任翻译，但遭到宫崎寅藏拒绝。宫崎寅藏的理由是，自己的中文水准并不足以担任翻译，而且，他不希望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中国和日本。

初见孙文

1897年，经犬养毅斡旋，宫崎寅藏与可儿长一、平山周等人，一起谒见了外相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同意，从外务省的机密费用中，资助宫崎寅藏到中国调查秘密结社的情况。

宫崎寅藏在这一年的7月份，到达了香港，经多方调查，他将孙文与康有为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并且了解到孙文刚刚从伦敦脱险，即将前往日本寻求帮助。于是，立即赶回了横滨，终于在陈少白的寓所里见到了孙文。

宫崎初见孙文，“觉得他有点轻率，不够稳重”，不禁产生疑问：“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中国)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愿呢?”

待两人开始会谈，宫崎寅藏发现自己有些喜欢这个中国人了。他日后回忆说，这次会谈，“有日本政党谈，有人物谈，有欧美国是谈，有支那现状谈，有宗教谈，有哲学谈”，十分投机，“余于兹与孙逸仙初结刎颈之交”。

孙文赢得了宫崎滔天的极高评价：“如孙逸仙者，实已近天然纯其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诚挚!我国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

见过孙文之后，宫崎滔天到东京，向犬养毅和小村寿太郎汇报了与孙文的会谈情况，并将孙文介绍给了犬养毅。随后，孙文与陈少白还到荒尾村的宫崎家中，居住了10天，并在这里与日本著名的兴亚主义者宗方小太郎进行了密谈。据宫崎夫人日后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为来自中国的这位脑袋值1万元的贵客烧菜，因为宫崎家实在太穷了。

宫崎寅藏随后陪同孙文到长崎，与度边元会谈。渡边元赠给宫崎“白浪庵滔天”的雅号。到了次年(1898)，宫崎寅藏担任了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的记者，这是他的第一份、也似乎是唯一一份正式工作。他以“滔天坊”的笔名，开始在报纸上翻译连载孙文的《伦敦蒙难记》，题目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幽囚录》)。自此，宫崎寅藏就以宫崎滔天的名字而著名。

宫崎滔天为《幽囚录》特意写了一篇前言《告读者诸君》，认为孙文的革命党乃当今中国秘密会党中“最文明、最革命的组织”。《幽囚录》刊登后，在日本引起巨大的反响，孙文的舆论形象成功实现转型，从“海贼”而变为“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

此后，在宫崎滔天引见下，孙文得以结识了日本朝野一大批重量级人士，如犬养毅、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小村寿太郎等，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孙文得以在日本立足。

戊戌惊雷

戊戌年(1898年)春夏之交，北京风云变幻，敏感的日本人觉察到了中国的异动。犬养毅在5月间，将宫崎滔天招到东京，给了他一笔5000元的经费，让他与平山周一起，到中国观察政局发展。

两人在8月24日抵达上海，即分头行动，宫崎滔天南下香港，而平山周则北上北京。在香港的一个月，是宫崎滔天一生中比较得意的一段。他结识了菲律宾独立军的人士，菲律宾人提出，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从美国手中争取独立，这很符合宫崎滔天的英雄主义情怀，他自己日后回忆说：“我本来是志在中国大陆，而到香港后却同菲律宾人士结交，反躬自问不无用情不专之感。然而，我却未能抑制这个感情。不，是任感情之所驰而没加抑制罢了。”

这段期间，令宫崎滔天自鸣得意的是，他的外交天分充分展现，在孙文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的改良派之间周旋。这两派“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我站在两派之间，发挥了交际家的手腕。窃以为自己的表现，即使是欧美的职业外交家，亦不能相比。”

戊戌政变爆发后，谣言满天飞，香港人心惶惶。“孙党的人来说‘良机可乘’，康党的人来说‘恐系讹传’”，宫崎滔天在香港的旅店，顿时门庭若市。

此时，宫崎滔天与搭档田野橘次分工，田野立即赶回广州，尽力将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的学生们带到香港，他们先后带出了几十人。

宫崎滔天虽然自己很穷，但一旦钱到手，却出手极为大方。此时，他手上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不得不赶紧筹款，而且每天要应对无数的人，进行“笔谈”，不胜繁琐。革命党的人，此时“吵嚷着时机已到，要趁机起事，其中有人见我帮助康派，甚至以怨言相向，忙上加忙，心中的苦恼，实在不可名状”。

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康有为脱险来到香港，受到警方的严密保护，康门弟子中，也只有少数人能接近。康有为向宫崎滔天表达了感谢，但不久发现宫崎滔天与孙文的人有密切来往后，对宫崎就十分戒备，宫崎感慨：“原来他也是个优柔寡断的策士呀。”

宫崎滔天直率地批评康有为：“要想用一纸上谕便能清除中国的积弊，是愚蠢的。因为积弊的由来，在于人心。所以要使改革的上谕发生作用，首先就必须具备罢免那些大官的实力。所谓实力是什么呢?就是有武力作后盾。康先生事先没有这种准备，徒赖君权，想以一纸上谕来完成这样的大事，就是这一次失败的原因。”

宫崎滔天向康有为一方拼命灌输革命，认为在中国进行改革，难度太大，不如革命见效快。宫崎滔天此时有了一个宏伟的蓝图：先说服康党与孙党结合，再与哥老会、三合会等相通，就可以掀起一番风云。宫崎抱定了想法，要将康有为从英国人手里拉出来，争取弄到日本去。在他的斡旋下，康有为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上野季三郎见面，日本方面表达了欢迎康有为前往政治避难的意思。

经过多方折冲，康有为表示愿意去日本。但此时，康有为耍了个花招，以中国驻日公使换了李盛铎，而李是荣禄的人，担心李将奉命刺杀自己为理由，表示如果日本政府不能拒绝李盛铎出使日本，那他可能无法去日本，而只能去英国。

这种“过于巧妙”的辞令，令宫崎滔天极为反感。他说自己可以将康有为的请求转达给日本政府，但是以这种理由拒绝李盛铎出使，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日本警察完全有能力保护康有为的安全。而如果出于英国人的情面难却，倒不必为难，完全可以先到英国去。

如此一来，本想拿大的康有为极为尴尬，只能托称是弟子们担心他的安全。于是，邀请宫崎滔天参与他们的内部会议。当一个弟子提出康有为去日本极为危险时，宫崎滔天斥责他道：“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此，终生无所作为。”

这一激将，令康有为不再犹豫，确定前往日本。而此时，已经身无分文的宫崎滔天，也收到了犬养毅从日本寄来的经费。宫崎滔天终于陪同康有为登上了前往日本的游轮。

康有为到达日本后，犬养毅、宫崎滔天等，竭力撮合他们与孙文一派联合，进行反清革命，但终究无法谈出结果。宫崎滔天日后回忆，因为陪同康有为的缘故，他终于在日本也享受了一回荣华富贵，到处吃喝，眠花宿柳，他欠下了某旅馆的巨额债务，居然让这个旅馆倒闭，不得不悄悄逃离，住到朋友家。朋友家在花钱方面也是如此，弄得几个人在大年夜将所有衣裤当掉，过了个裸体春节。

“两广共和国”

联合康、孙两派的努力失败后，宫崎滔天就一心扑到了协助孙文革命上来。在他的竭力撮合下，终于将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联合起来，三家在1899年9月份，成立了“兴汉会”。

机会马上就来了。1900年，北方爆发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随后入侵。广东富豪、孙文的幕后金主何启，与孙的助手陈少白商议，“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孙从日本致信好友刘学洵，请他帮助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刘学询是广东赌王，当时是李鸿章的主要幕僚。

在刘学询的安排下，李鸿章同意与孙文会面，于是，在6月17日，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等陪同孙文从日本乘船到香港。李鸿章派来的军舰等候在公海上，但孙文临时改变主意，放弃了到广州面见李鸿章，而是由宫崎寅藏等日本人代表自己前往。

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也竭力推动李鸿章与孙文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卜力和孙文许诺李鸿章，如果独立成功，将推举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的“总统”。

李鸿章在奉命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前，于7月17日先到香港，与香港总督卜力进行闭门磋商。孙文则在船上等待消息。在这次会谈中，李鸿章明确拒绝了两广独立的建议。

孙文并未坐等李鸿章的消息。他与宫崎滔天等，在船上召集了军事会议，商讨利用北方动乱的时机发动武装暴动。孙文毫不讳言：“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须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

参加孙文两次海上军事会议的宫崎滔天，其间却在新加坡弄出了绝大的动静。

宫崎滔天与李鸿章在广州见面之后，于6月29日到达新加坡。当宫崎滔天还在旅馆等待孙文赶来，要在新加坡做一系列革命暴动的准备时，7月6日，新加坡警察突然逮捕了宫崎滔天。从宫崎身上搜出了两把日本军刀，及3万元巨款(刘学询所赠)。尽管证据并不充分，宫崎滔天还是在7月13日以“妨碍治安”罪被判处流放5年、驱逐出境。

大大出了一次风头的宫崎滔天，回到了香港，参加孙文的第二次海上军事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策动惠州暴动，与占领厦门的日军互相配合。这次暴动，幕后的支持者是日本在台湾驻屯军。军事会议之后，孙文就赶到了台湾，进行遥控指挥。

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惠州暴动进展顺利。但是，日本国内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对厦门事件及惠州暴动坚决反对。伊藤博文再度出任总理大臣，他立即将孙文驱逐出台湾，并下令在造反部队内协助作战的日军官兵，必须立即退出，否则严惩。而厦门方面，日本的妄动激起了国际反弹，俄国率先退出八国联军，从北京撤军并收缩到东北，趁机觊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其他列强则纷纷派出舰队前往厦门。伊藤博文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而失去了日援的惠州暴动，也随即失败。

进入演艺界

在惠州暴动中，宫崎滔天负责为孙文采购军火，但却被日本进步党干事、议员中村弥六所骗，枪械全是废品。这令宫崎滔天对世道人心又是感慨万千。

惠州起义失败后，宫崎滔天感觉那做大将、当英雄的梦破裂了，“回顾半生，只是一梦，而且完全是失败的梦。追怀梦迹，痛恨难堪”，甚至想“遁入空门”。

心灰意冷之余，他在1902年完成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将自己多年的英雄梦呈现给读者。而他自陈，写作这本自传，就是“当做半生的忏悔”，以摆脱俗务，进入“浪花节”(日本一种演艺)界。他那位为他苦苦支撑了几十年家庭的妻子，鼓励他应当继续追随孙文，到欧美去“从事革命的研究和宣传”，他坚决不听。

从1902年开始，宫崎滔天在“浪花节”从事演艺，长达8年。之前，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项工作坚持如此长久。曾经的革命经历，成了他最好的广告，班子每到一地，“以锣鼓领先，全班人马每人后面跟随一个艺伎，乘人力车成一字长蛇阵，沿街游行。贴出的海报足有一铺席大，上面写着：‘一颗头颅悬赏十万两，为清国政府追捕的白浪滔天——宫崎滔天在此。’”这种舞台上的成就感，成为他“做英雄、当大将”的替代品。他自己创作的《落花之歌》如此唱道：

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如今一切计划破，此梦遗留浪花节。弃刀废剑执手扇，一敲即响黄昏时，与钟同谢是樱花。

个人志向的转移，并没有影响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党的交往。他继续在报端热烈鼓动中国革命，为孙文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购买武器。他促成了孙文与黄兴的联合，也为孙文与宋教仁的相识牵线搭桥。他收留了黄兴的儿子黄一欧，以免黄兴有后顾之忧，自己虽然穷得吃豆腐渣，却总是给黄兴一家张罗米饭。当孙黄二人闹摩擦之时，他竭力劝解，为此，孙文送给他“推心置腹”四字条幅，而黄兴则写下“儒侠者流”条幅，至今仍然保存在宫崎滔天的故居。日后黄兴去世时，宫崎滔天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两位湖南当地的学生被深深感动，给宫崎滔天写了封信，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其中一名学生，名字叫做毛泽东。

辛亥革命之后，宫崎滔天虽然一直声援孙文的任何斗争，但是他已经对现实相当悲观。1922年12月6日，宫崎滔天病逝于日本。

宫崎滔天的行为，连日本人自己都看不懂。他的“主公”犬养毅说：“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已本来的任务，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伙。”在犬养毅的眼中，支持孙文，其目的无非是“将彼辈(孙文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宫崎滔天却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受益良多的孙文，对宫崎滔天当然充满了好评。他在为宫崎滔天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时，将宫崎滔天比作隋唐时期的“虬髯客”。

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将宫崎滔天称为“唐·吉诃德型”人物，中国革命则成为他宣泄澎湃激情的舞台。只是，成为“唐·吉诃德”们的舞台，对中国来说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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