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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弱水的家庭有些特别，父亲陈慧剑一生最大的事业是推广佛教，所著《弘一大师传》风行台湾数十年，对知识青年认识佛教影响颇深。父亲去寺庙时也常带上年幼的陈弱水。1976年暑假，陈弱水参加了一个佛教夏令营，才开始系统地了解佛教。多少年后，陈弱水回忆，家庭特殊的气氛对他的影响是让他对人生的看法带有一种宗教感。

胡适的影响更为深远

高中时代，陈弱水对西洋文学、历史和哲学都有兴趣，不过后来才察觉，对于文学的兴趣主要在文学评论方面。1974年他考入台大历史系。父亲受胡适的影响很深，陈弱水因此也读过家里所藏的胡适著作，也在图书馆看过《自由中国》等旧刊，了解一些殷海光的思想。对他而言，胡适的影响比殷海光更为深远。

大学时代，正是美国的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华裔历史学者对台湾产生影响之际。陈弱水既读余英时和林毓生的书，也读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书，主要兴趣在思想史。1975年初，林毓生到台大历史系任客座教授，陈弱水听他的课后感觉颇有收获，开始花力气学英语。读了台大历史研究所一年后，陈弱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余英时的学生。

在耶鲁大学时，陈弱水担任过余英时和史景迁的助教，耳濡目染深受教益。攻读中国思想史几年后，陈弱水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在唐史。谈起“汉魂唐魄”的说法，陈弱水笑道：“不要太浪漫，这只是一个符号罢了。汉唐也有很多缺点，不过，要讲世界性，那应该是唐代的特点。后来中国人的心态变化很大，自我中心越来越强化。”

1987年在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陈弱水留校教了一年书。1988年至1993年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其间和叶嘉莹同事一年半。陈弱水回忆：“叶嘉莹教授有很强的传播诗歌文化的责任感。她有超越的一面，不顾任何艰难，希望延续这个文学传统。”

回到台湾后，陈弱水长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合聘研究员。陈弱水说：“在台大，我的工作变得更繁重，要承担研究、教学、行政等工作，要指导的研究生多。在华人社会，很难什么事都拒绝，因为太忙，文债很多。”

对大陆了解多一点

在治学的同时，陈弱水始终关注和思考公共事务。谈到台湾人文学家不再对公众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现象，陈弱水认为，“我到耶鲁大学时，人文学家处于美国高等教育界核心的地位，最主要的几个大学的校长都是人文学家，现在越来越少了，当然现在哈佛大学的校长还是历史学家。可台湾很早就不是这样了，我在台湾念大学时，校长早就由科学家担任了。因为中国文化中有很深的功利主义，过去重视文，是因为科举考文科，科举废了之后大家都念工科了，即使是早期的留美学生也多是念理工的，这种情况发生得很早。就整个社会来看，以自然科学为主，早已经是趋势。念理工的人对念文科的人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是来自于教育和考试制度，觉得念理科比较难。现在台湾政府是以政客为主，他们也不太征询非政客的学者的意见。现在是政客的年代，政客考虑的主要是政治利益，当然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利益。”

现在，陈弱水不时应邀到大陆进行学术访问，他的多种著作出版了简体字版。谈到中国情怀，陈弱水说：“台湾人的中国情怀基本上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实际的生活，第二种是经济跟大陆很密切，第三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就集体而言，个人就更复杂了，我觉得台湾人包括知识分子对大陆了解很少，原因很多，包括台湾媒体报道很凌乱，没有系统。不过我从小比较好奇，自认为对大陆了解多一点。”

陈弱水和太太周婉窈是台大的同班同学，后来同赴美留学。回到台湾后，两人都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周婉窈在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台湾日据时代的历史，也研究17世纪的台湾。如今两人都在台大任教授。陈弱水介绍，周婉窈对文学和艺术都有很大兴趣，充分结合到她的历史研究之中。生活中，年轻的时候夫妇俩喜欢旅行，但现在太忙，休闲时主要听古典音乐。

台湾大学校园典雅古朴，随处信步，触目所及常引起对学界先人的念想。我随陈弱水先生边走边聊，听他指点旧迹。第一次畅谈后，陈先生发来了他在台大的演讲稿《台大历史系与现代中国史学传统》，让我对台大历史系了解更深。再次见面在他的研究室，我们聊到了一些故人旧事。

印象最深的一堂课

我猜想余先生事前没有准备，学生拿出什么条目来他就临时看，结果一面读，他就一面指出赵翼的错误，并说出正确的答案。

时代周报：在台大读了五年书后，怎么想到去耶鲁大学留学？

陈弱水：我本科毕业后先去当了两年兵，一年在桃园，一年在金门，回来是1980年，就进了台大历史研究所一年级，只念了一年就到耶鲁大学的博士班念书。我的历史专业教育有十一年半，本科四年，硕士一年，博士班六年半，这十一年半中，在台大只有五年。所以我受到台湾学界影响比较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美国学界。耶鲁大学是美国人文学界的核心，知识力量、学术力量不是台湾大学所能比的，所以这六年半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耶鲁，我基本上跟余英时和史景迁两位先生读中国史，也修读欧洲思想史。选择耶鲁，是因为余先生在耶鲁的缘故，余先生知道我，也欢迎我去。

时代周报：耶鲁时代的余英时先生是什么样的？

陈弱水：那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他住在新港城郊外，年节的时候我们会去探望，他对我们这些异乡人帮助很多。余先生一方面创作力很充沛，一方面还帮助学生。因为偶然的因素，我去的第二年就当他的助教。其实当时我对美国的了解、英文的能力还不足以当助教，刚好原来的助教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继续当，我只好硬着头皮上。我当余先生的助教起码有三次，当助教要跟学生讨论问题，比当学生的听课更认真，一年以后我还要出考题，改考卷，打分数，要对余先生有相当的理解才能写出让余先生满意的考题。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收益很大。

时代周报：他上课怎么样？

陈弱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旁听研究生的课，我们念赵翼的《廿二史?记》。我猜想他事前没有准备，学生拿出什么条目来他就临时看，结果一面读，他就一面指出赵翼的错误，并说出正确的答案。这对我做研究有很深的启示：人文学者做研究要靠自己的心、头脑，随时都要处在一个严谨、具有批判性的状态当中。他的创造力很充沛，这点在中文学界很多人知道。他无时无刻不在想问题。

时代周报：你在耶鲁上史景迁的课多吗？

陈弱水：我当过他的助教，还有研究助理，跟他的接触比较多。他的书我也读过一些，了解他的风格。他的风格在中国史学传统里是没有的，所以对我有些影响。最重要的是让我了解到西方史学中的文学成分，强大的叙事传统，这和中国清代零碎的考证，实在是鲜明的对比。很多人以为叙事史学是新的，其实是很强大的传统，很多人对西方的认识是透过西方传来的新思潮，根本不知道西方日常性的主流是什么东西。

时代周报：他上课讲故事能力很强？

陈弱水：大学部的课是根据讲稿讲故事。研究生的课是讨论性的。不过在我跟他私下接触看来，他整天都在想故事，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把各种历史讯息合成一个个图像。

时代周报：他在美国学界影响多大？

陈弱水：他的影响主要不在学界，是文化界，如果是学界，也是中国研究以外的学界，使研究中国史以外的人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历史。他等于是在英语文化界里中国史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很珍贵的时代

当时中国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东亚的世界。东亚的国家是向中国学习的。

时代周报：在耶鲁大学，你最后的研究方向为什么是唐史？

陈弱水：进了耶鲁，当时的计划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主要原因是以为古代思想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慢慢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路子，因为资料有限，研究的人很多。我到耶鲁第二个学期就跟余先生说，我要改做北宋研究。余先生很支持我，通过北宋来了解宋学的兴起。我花了一个学期，写了一篇关于曾巩的报告。写完后我跟余先生说不行，虽然读了些文集，但还是迷茫，必须往上追溯，做唐代研究。做唐代不能光做儒家，儒释道都要做，尤其是佛教，我刚好出身在佛教家庭，对佛教的认识比别人多，上大学后也稍微系统地接触过佛教。当时我不知道做唐代还要注意文学，因为唐代重要的士大夫都是文人，我对文人的研究准备不够好，后来花很多年补。这时已经是博二下学期，余先生说非常好。

时代周报：陈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有多重要？

陈弱水：很重要。陈先生的研究涵盖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写了一些魏晋南北朝的论文，还通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回溯了一些，然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讲唐代。陈先生提出了很多课题和典范性说法，使中国中古史研究立刻达到了别的领域一开始没有的深度和高度。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古史的时候，陈先生的研究还是很先进。台湾、香港、海外也有一些成果，但都是片段性的，不能整体超过陈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他的课堂笔记，也就是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这也是前沿性的。所以，作为一个领域的开拓者，典范的提出者，他的前沿性，曾经很少人能超过。现在很多人已经超过他了，可以说他哪方面的说法太过了、不可靠，以前我们读，只能怀疑，不能很明确地这样讲，因为没有这么多的研究积累。

时代周报：张广达先生谈到唐代文化中的多元、开放心态，是一种相当可贵的精神。

陈弱水：我想在唐代前半期可以这么说，后期就不一定了。我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情境，唐代是例外。不过唐代这个情况与其说是精神使然，不如说是历史环境的反映。有两个历史环境因素，一个是隋唐是随着北朝建立的，北朝统治阶层跟北方的游牧民族、中亚西亚商业民族关系很密切，比较没有中华中心的思想。隋唐统一以后，变成了世界最强的帝国，是一个国际性的帝国。第二个历史因素是，当时中国核心地域黄河流域跟其他地方有很流畅的交通管道，南方也有南海贸易。当时中国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东亚的世界。东亚的国家是向中国学习的。不过到了8世纪末，中国就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么全心全意开放的。当然还有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切断了中国跟西亚的联系，后来西夏兴起、伊斯兰教兴盛等，阻断了中国的向西之路。人的意识多少都是对环境的反应。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你本来就没有冲破的心态，本位主义就强了。不过，这段时间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很珍贵的时代。

我不满意学术界的商业化

不要让学术界的人认为自己在公共事务上有什么特权，你的专业跟你关注的公共事务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了解，不能随便说。

时代周报：我看你的书，觉得你的公共意识很强。

陈弱水：对。可是我讲的公共意识恐怕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这里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我研究中国本土的“公”。中国“公”的传统很强，可是没有明确的范围概念。“公”的最主要意义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全体，大公无私；另一个是公心，心理上的“公”。在现代社会中，公私领域的区分，生活中如何创造稳定的有建设性的集体秩序，是一个关键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在华人社会中的困难，必须了解中国原有的“公”缺乏领域意义的特色。跟“公”的问题相关的，是中国缺乏消极性的道德观念，即有所不为的责任。世界上有一些伦理性行为，特别是跟自己家庭亲友之外的人事相关的道德，是消极性的，譬如不要破坏别人，不要伤害别人，我要遵守规矩。中国虽然很讲道德，但这类的很少。“社会公德”就属于消极性的，因为跟中国人的道德概念不相符，很难引起重视，于是大家日夜占社会的便宜，占陌生人的便宜，社会有些像丛林。这些问题牵涉很广，很深，不能只从现代西方的观念来了解，是一串一串的，我就像考古一般来追索。

时代周报：南方朔提到，当下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很少了。这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吗？

陈弱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指有一种知识分子，受过程度不等的专业训练，关心社会，常对专业以外的一般性问题发言。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德国的哈贝马斯，还有加拿大的泰勒，他们既是第一流的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又是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大部分知识人从事专业工作，并没有意见领袖的身份。这个变化也有健康的地方，不要让学术界的人认为自己在公共事务上有什么特权，你的专业跟你关注的公共事务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了解，不能随便说。

可是，我觉得现在台湾学术界发展日益商业化，用商业利润来想象学术业绩，人们常不好好考虑学术在知识上对人类有什么贡献，而是发展出一套封闭的计算方法，上什么学刊、拿什么奖，把学术界搞得跟商界没什么不同。如果认真以知识为导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关注专业，百分之五的人关注公共，这很好。有一种状况不好，随便挂了教授头衔，胡说些话，别人都要听，其实很多话是无知，对事实不了解，甚至是操弄，这不见得健康。我个人不满意的是学术界的庸俗化，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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