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到延安给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现在可以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所带来的舒适了。这个新的“红色”首都一点也不像保安。后者仅是个尘土飞扬的荒凉的小村庄，大多数房屋破败不堪。

在延安这个地方，生活充满了活力。“农民和小贩们在露天市场上出售肉类、鸡蛋、蔬菜和其他食品。”奥托·布劳恩回忆说，“小商店和饭馆，乃至一些非常正规的企业都还在正常营业。总之，延安处处透出一股安宁和正常的生活气息。这种画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异乎寻常的。”

3000多人居住在这座小城里，但还是有足够多的空房子，因此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都能找到住所。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和其他中央委员及其妻子大都住在位于城西的凤凰山脚下。

这一带原是本地富商和地主们聚居的一个“高档社区”，原来的房东们在听说共产党军队即将到来的消息后，自然都已在第一时间逃之夭夭。毛夫妇住进了一所富商的房子。洛甫、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分别住进了附近的房子。这些房子采光充足、宽敞且十分干净。从房间里远眺，呈波浪状延伸的一个个黄土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清晰可见。

在毛的兼做客厅和卧室的那间房子里，挨着一个窗户，摆了一张很大的木制的床；在另一扇窗户下面，还有一个传统的、用壁炉里的烟加热的炕。除此之外，全部家具就是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个书架及一个特大的木制澡盆。

这里唯一缺乏的就是装文件的柜子，只好用几个空油桶来临时凑合。这些油桶是毛刚刚搬进这个屋子的时候他的卫兵们弄来的。这些油桶来自标准石油公司，毛就这样给他的中国家具添加了一点美国风格。

一位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45岁的美国女记者于1月底或2月初来到延安。她是个持左派观点、举止颇有男子气、鼓吹女性参政、极端蔑视资产阶级道德、天真地崇拜斯大林的人。她也住在窑洞里。她不是任何一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但在此次来到陕北以前，她与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

实际上，30年代初的时候，她曾扮演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国的非正式代表的角色，偶尔也在共产国际特务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传递过前者给后者的金钱和指示。凭借着苏联军情特务理查德·佐尔格的一手安排，那时化名安娜的她也卷入了在上海的苏联间谍小组的活动。

来到延安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被有礼貌地拒绝了。虽然她接受了中国朋友们对此的解释，但这一婉拒对她而言依然是一个打击。她的中国友人认为，作为一位有才华的记者，她最好还是保留党外人士的正式身份，那将能够使她为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蒋经国

斯大林认为，蒋经国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整个1937年的上半年，斯大林不懈地致力于一个目标：使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式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1937年3月10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出于政治原因，后者当时被流放在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斯大林认为，蒋经国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可能说服蒋介石认识到，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必要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因此决定把小蒋送还他的父亲。

蒋介石的儿子到乌拉尔也不是偶然的。1925年他到苏联的时候还是个16岁的青年，当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正在高涨。他开始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他的化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尔·叶利扎罗夫。

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由于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转变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团。党交给他一些重要任务，让他加入了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会。

1927年4月，他对在上海发动的政变是如此的震惊，以至于他在大学的集会上同自己的“刽子手”父亲断绝了关系。他称自己的父亲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

后来他还说了更多类似的话。蒋经国是首批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的中国大学生之一，他在这一组织中表现非常积极。但是在这一组织于1927年11月被摧毁之后，他同反对派断然决裂了——用他的化名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我们积极拥戴托洛茨基的活动感到恐惧”。

在一些同学的建议下，蒋经国写了一份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决裂的正式声明。1927年年底从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到了列宁格勒的Н·F·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科学院。

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同年轻的妻子、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离婚，他们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结婚的。他们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冯元帅也是“血腥的刽子手”。如我们所知，1927年6月，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冯元帅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也破裂了。蒋经国的妻子丝毫不懂政治，也不愿谴责父亲。

后来，在1928年5月25日，她同自己的哥哥（顺便说一句，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冯洪国以及自己的妹妹冯弗发（兄妹俩都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化名分别是索比诺夫和索比诺娃）回到中国。蒋经国则继续在军事政治科学院学习。

“血腥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 他所热爱的父亲

1930年，从军事政治科学院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的狄纳莫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钳工，然后参加了集体化运动；1930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作为当时被党派去加强集体农庄建设的9000名党员中的一分子。

他在1931年5月到11月担任莫斯科州科罗温村“十月革命”集体农庄主席。在此之后，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他再次去学习，这次是到列宁国际学校读研究生。

1932年他被派往乌拉尔，担任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车间的主任助理。

1934年，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比他小七岁的金发俄国女郎、共青团员芳娜·瓦哈丽娃。这位姑娘当时是这家工厂的一名车工。1935年年初，他们结婚了，当时蒋经国已经是工厂的厂报《重型机械报》的一名副编辑。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埃里克出生了。

1937年年初，蒋经国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组织部副主任。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1937年初春，斯大林想起了他。蒋经国同芳娜一起被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了他，蒋经国发誓将坚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7年3月28日，在返回中国的途中，他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份电报：“我在途中，谨向您致以最诚挚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您的所有指示都会得到执行。”

但是，在返回中国后不久，他的布尔什维克幻想马上就烟消云散了。斯大林在他身上打错了算盘，就像在他父亲身上打错了算盘一样。叶利扎罗夫不再履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他所热爱的父亲。他受蒋介石的委托到了江西省，担任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骨肉团聚了，儿子从俄国回来了。离散了12年，现在先辈们可以安心了。”后来，蒋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飞黄腾达，在1975年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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