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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的力量真是难以估量的。一出《桃花扇》，就将马士英、杨龙友这两个贵州人活生生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剧中人物偏又与历史上的人物不尽一致。于是，也就有不平之士要拂去这些人身上的尘埃了。

活跃在明季的贵州人中，从官阶上看，马士英是最高的，他做到了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辅(宰相)，但由于他引荐、重用阉党余孽阮大铖，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权迅速腐败，仅一年时间就土崩瓦解了。因而时人及后世以“马阮”并称，唾之骂之。《明史》又将“马阮”同列入“奸臣列传”中。一曲《桃花扇》更使他丑名远播。贵州人也觉得他丢脸。不愿认这个老乡，地方志乡贤传中没有他的名字。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约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然到官才一月，即为镇守太监王坤告发以官帑贿赂朝贵，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在南京期间，马士英结识了阮大铖。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和马士英是同年进士。天启初年为给事中，时值魏忠贤得势，就投到魏阉门下，参与构陷、迫害东林党人。思宗即位，赐魏忠贤死，将附魏的阉党定为“逆案”，阮大铖名列其中，被削籍为民，避居安徽老家和南京一带。马士英自识阮大铖后，“相交甚至欢”。

思宗崇祯十四年，罢相回到老家的周延儒在东林、复社的活动下，再任首辅。根据明季史乘考证，东林、复社在活动周延儒复职的过程中，耗银二十万两，阮大铖是主要的捐资者之一。故周延儒复职后，阮大铖要求他为自己翻案，周说暂时做不到。阮大铖转而要求再用马士英，周答应推荐。

这时，李白成、张献忠两军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凤阳总督高光斗以连失五城被逮下狱，礼部侍郎王锡?向思宗推荐马士英，首辅周延儒趁机做顺水人情，于是起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兵败身亡，皇上命马士英进讨。马士英驱兵围城，刘超连连受挫。后马士英设计捉住刘超，解往北京正法。这事办得干净利落，给崇祯和朝臣留下很深的印象，称他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缢。南京的文武大臣闻耗议立新主。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王铎等东林党大臣主张立潞王朱常涝，而马士英、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孔昭等勋臣与军方将领主张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以五百黔兵护送福王至，造成既成事实，史可法等也只好承认。于是福王做了皇帝，年号弘光。马士英与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王铎等为阁臣。马士英为当上首辅，指使总兵高杰、刘泽清疏促史可法督师维扬。史可法这声望很高、品德超群的东林领袖就被排挤出京。马士英入居首辅。

立国之初，马士英还与东林大臣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朝政颇有新气象。但史可法督师维扬后，马士英顶住朝臣的反对，向弘光推荐阮大铖。弘光帝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迁右佥都御史，巡回江防。次年又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阮大铖上台后，即着手打击反对他的东林、复社党人和其他正直之臣。由是，使困难重重、矛盾百结的弘光政权更加乌烟瘴气。面对清兵的大举南下，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终致倾覆。

马士英误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无法辩驳的。民国时，安顺姚大荣先生著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为马士英翻案。但总之没有翻动这桩铁案。尽管如此，对于马士英，或是对于历史，有两个问题是应该澄清的。

其一，马士英并非阉党。世人往往因为“马阮”并称、并传，就认为马士英也是阉党，这是不对的。且不说那时阉党作为一个丑恶的政治集团已经不存在了，即使阉党尚存，与其党中个别人交往，也不该算作阉党。诚然，推荐、重用阮大铖，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但也不能说阮大铖的再用完全是由于马士英。阮大铖不但阴鸷险狠，而且颇多才艺，能作诗，会写剧本，还能谈兵。在马士英推荐他之前，他已与内监有勾结。后又把他写的戏《春灯谜》和《燕子笺》搬到宫中去演，正投犬马声色之徒的弘光帝所好。他上江防之策，弘光还真以为他是将才。就是清流当中，对阮大铖的看法也分成两派。阮大铖闲居南京时，东林、复社名士周镳、顾杲、吴应箕、黄宗羲、侯方域等人作《留都防乱公揭》，声讨并驱逐他。而从他的诗集来看，同一时期与他宴游唱和的诗友中，也颇有些东林中人物，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王思任、杨补等等。他们中间有的是抗清殉难的名臣，有的是未来的遗民义士，以他们的品格，是不可能与阉党的人交往的。曾发表宣言痛斥马士英的王思任，认为阮大铖在逆案中是冤枉的。这些事实说明阮大铖的再起并非全是马士英所为。

马士英推荐、重用阮大铖，有三个原因：一是报阮大铖向周延儒推荐自己之恩。二是受了阮大铖的蒙骗，既然阮大铖有本事使清流中的部分人同情自己，那么马士英也难免受蒙骗。《明史》说南京沦陷后，马、阮先后逃到严州总兵方国安军中，阮大铖依然大言不惭地谈兵，方国安也真以为遇到了张子房、诸葛亮一样的人，很高兴。而马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恶名，颇以为恨”，看来马士英后来对荐用阮大铖一事很后悔，同时也说明当初马士英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阮的蒙骗。三是拉班子。明末党争非常激烈，不择手段。连东林党、复社这样的进步集团，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自己的利益，也不惜用不正当的手段，活动被《明史》列入“奸臣列传”的周延儒再当首相。马士英以一方镇帅入主中枢。地位、声望皆不够，人阁时就遭到东林党的激烈反对，即使不反对他的人，心里也未必服气。所以他不得不为自己拉一套人马，凑一套班子，多才多艺而又善于谈兵的朋友阮大铖就成了难得的人选。他可能没想到这个难得的人才，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其二，马士英并非汉奸。有的书上说马士英降清被杀，这也是不实之词。《明史》记载，南京城破后，弘光帝逃往太平，不久降清，被解往北京处死。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辗转数处，后为严州总兵、曾任贵州大定总兵的旧友方国安收留(后阮大铖亦至)。但方、马挡不住清兵的攻势，不久即败。二人率残兵欲投监国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键，唐王不纳，又奔入太湖义军吴易军中，吴军败后为清兵俘获，斩于军中。马士英在生死关头，没有像阮大铖那样摇尾乞怜、谄媚新主，而选择了死这条路，好歹为自己保留了一点名节。虽然不能以生死论英雄，但总比做汉奸强。有些史书上说马士英是降清后又与明军暗通关系，才被杀的。《明史·马士英传》结尾也附了这种说法，聊备一说而已。如果马士英真是投降的，清朝官修的《明史》大可不必为他掩丑。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此论应不失公允。

总的看来，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但这点才能做地方大员尚可，主政中枢则不逮。更主要的是由于人品不佳，妄结匪类，误用奸人，以致酿成大祸，成为罪人。

时间已过去了三百多年，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段历史，比当时的人看得更清楚些。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马瑶草》中引述了夏完淳的一种观点。夏完淳认为“史道邻(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瑶草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主张从实际情势出发，调换一下两人的职位。黄先生批评说，夏完淳的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终是书生的迂阔之见，没有通盘考虑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这实在并非一两个人所能左右的。黄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明朝自嘉靖以降，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已腐败至极。忠直干臣、御敌能将，或杀或囚或逐，士气不振，人心涣散。清兵一入关，就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半壁江山。连席卷中原的李闯王都没挡住。危急关头，弘光朝廷本应革弊兴利，齐心协力。以期重振声威，恢复河山。然而却是沿袭弊政，把北京没扯完的皮搬到南京继续扯。朝臣与朝臣不和，内阁与镇将不谐，各打各的算盘，各顾各的利益。马、阮就不说了，东林、复社党人多是有名节、负人望之士，但又难免带着偏狭的党见。先是为反对马士英入阁，与军方将领纷争，后又因阮大铖再用先后挂冠而去，使得朝中无正人，邪恶势力恣纵肆虐。只有一个史可法，心怀大局，忍辱负重，督师扬州，而属下的江北“四镇”又不怎么听他指挥。军队多是散兵游勇，御敌无能，争夺地盘、掠夺百姓却很在行。手握重兵、镇守武汉的左良玉不顾大局、不思后果，率二十余万人东下“清君侧”。等等。如此一个局面，怎么会挡得住清兵南下?马士英本非相才，即使是诸葛亮、郭子仪在世，怕也回天无力，徒唤奈何。把弘光朝覆灭的责任全推在马士英头上，是欠公允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马士英已矣，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而知道他的人，往往是凭一曲《桃花扇》。《桃花扇》是名剧，但毕竟不是历史，剧中的马士英亦与历史上的马士英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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