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刘备手下的文官武将是这样的，就是刘备本人，也“当仁不让”，动辄向人宣扬自己的家世。刚与张飞见面，刘备就说：“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在互通姓名的时候，重点按理应在姓名，然而这里强调的却是上半句。当督邮询问“刘县尉是何出身”的时候，刘备连忙回答：“备乃中山靖王之后。”刘备引兵袭许都时，半路遇见曹兵，便打马而出，在门旗下对曹操大骂：“汝托名汉相，实为国贼！吾乃汉室宗亲，奉天子密诏，来讨反贼！”在三顾茅庐的时候，刘备也先后打着这个招牌。第一次叩柴门时，对童子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二访不遇，留书自称“汉朝苗裔”。见。到孔明以后，在下拜时自称：“汉室末胄，涿郡愚夫。”刘备和他手下的人之所以要这样，是有原因的。汉末，天下纷乱。群雄并起，各人怀着做皇帝的野心，纷纷割据自立。他们少中，有的是名门之后，例如所谓“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之类，有的则是兵强粮足，有的更进一步“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和他们比较起来，未免相形见绌。第一，他出身贫贱，根据书上的描写．“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处处被人瞧不起。破黄巾以后，由于他是“白身”，没有官职，董卓很轻视他，不为礼；而且，在以后，每逢战场上两军对阵的时候，刘备往往被人揭短，骂他是“织席”“卖草鞋”的。第二，起初，他既无军队，又无土地，一会儿逃到这里。一会儿又投奔那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因此常常受到别人的轻视。所以，当袁绍命文丑和刘备同领军队，作前锋的时候，文丑很不愿意，他说：“刘玄德屡败之将，于军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时，某分三万军，教他为后部。”于是，文丑自领七万军先行，令刘备引三万军随后。刘备有自知之明，这些事，他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加强自己的号召力，使自己的名字与其他那些军阀们的名字同列一起，以便作为将来夺取天下的资本，他就不得不给自己抬出一块招牌：“汉室苗裔。”他倚靠着这块招牌来和别人对抗。它终于在政治上起了莫大的作用。从此，他获得了群众，获得了干部，建立了威信，赤手空拳给蜀汉打出了天下。就连一些不属于刘备手下的人，也在经常地替他的“汉室苗裔”招牌做义务宣传。倚靠着这块招牌，刘备确实占了不少的便宜。张飞怒鞭督邮以后，刘备和关张二人同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犯了罪，仗着是姓刘的，可以到处有地方给他避难。十八镇诸侯会师以后，公孙瓒把刘备介绍给袁绍。袁绍说：“既是汉室宗派，取坐来。”命坐，刘备逊谢。袁绍说：“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这番话正投合了刘备的胃口。刘备正不要旁人来尊敬他的名爵，因为他当时的明爵只是一个小小的平原县令，没有什么了不的地方。他要人家尊敬的，恰好在于“帝室之胄”。因为当时也只有这四个字才能为他的身分添加一些光彩。刘备到了徐州以后，陶谦再三要把徐州牌印让给他。陶谦对刘备说：“今天下扰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宜力扶社稷。”他的着眼点也无非在于：“刘公乃帝室之胄，德高才广，可领徐州。”刘备的威信，就是这样逐渐建立起来的。当然，不能否认，刘备做事，也确有些北封建社会里的人认为是“仁”、“义”的地方，但显然可以看出，刘备之所以“得人心”，起作用较多的地方还在于他是汉朝皇帝的叔父。因为刘备的所谓“仁”和“义”，在书里描写得并不怎样成功。刘备的形象也是比较苍白无力的。
事实上，也很难怪刘备，在那样一个时代，要想割据、称帝，而不去找出一个当时许多人觉得名正言顺的理由，是不可能的。袁术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称帝时．给自己找了这样一条根据：“吾袁姓出于陈。陈乃大舜之后。以土承火，正应其运。”可见要做皇帝，自己姓什么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地方都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根据历史真实而创造的情节。它们基本上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出身微末，没有一兵一卒的刘备为什么会逐渐地成为割据一方，与曹魏、孙吴鼎立而三的一个军阀。刘备之所以有后来那样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打着正统的招牌，拿这来作为他的政治资本的缘故。我们要知道，《三国志演义》写的是封建社会里的人物和事情。而这些人物又都属于封建统治集团，所以他们的思想上有正统观念，是不成问题的。《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生动而深刻地写出了这一点，正说明了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他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三国志演义》里面，有些地方流露了正统观念，这些地方却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发展几乎没有关联。例如，刘备袭取涪水关以后，进取雒城，刘璋派刘碛、冷苞、张任、邓贤领兵前去抵挡。按照书里的叙述，两军交战的时候，刘璋军队被称为“川兵”，刘备军队则被称为“汉军”。刘备此时还没有称帝建国，怎么可以把他的军队称为“汉军”呢？又如，叙述魏、吴的事，却用蜀汉的年号纪年。同时，我们显然也可看出，书里被大力歌颂的英雄人物也以蜀汉方面为最多。这些地方，都表明作者本人主观上也有着浓厚的正统观念。《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一个生长在封建社会里面的作家，在他的思想上有落后的一面，有封建思想和封建的历史观，例如正统观念，也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情。他写的是一部以三国这个封建时代的各个封建割据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既然当时有三个集团鼎立，互相争战，作者在描写它们的时候，有所选择和偏袒，有所拥护和反对，这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而其中的一个集团又确乎是曾以“正统”作为自己的招牌，于是作者思想里的正统观念就和这合上了拍。《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之所以有拥刘反曹的态度，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至于《三国志演义》作者以前的一般人之所以拥刘反曹，也可以用这个原因来说明。当然，也不能否认，《三国志演义》作者以前的一般人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对《三国志演义》拥刘反曹的态度发生了影响，而《三国志演义》的这种态度又对在它以后的一般人的拥刘反曹的看法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影响。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三国志演义》里面的正统观念的表现，或是反映了历史真实，或是反映了作者自己头脑中所存在的封建的历史观点；无论是前者。无论是后者，都和“人民性”、“爱国主义”这些概念联系不到一起去。那么，有些人说，《三国志演义》的正统观念有“人民性”，有“爱国主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二）目前某些古典文学研究者中间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他们用简单化的贴标签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他们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用新的观点来对待古典文学。但是，他们之中，有的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还不能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只会记住和背诵一些条文；甚至有的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旧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是为了要写文章，才去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以便从里面找到一些词句来作装饰。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现成的简单的套语，不加深究地把它的一些词句贴在一切东西上。由于这样的做法，在他们的文章里面，经常会出现一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但是内容却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违反的。这些人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空洞洞的条文、公式，却错误地以为，记得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就可以不必深入地研究古典文学而随便写文章。就可以在新的时代里继续贩卖那旧的一套。譬如说，“人民性”这样一个概念，某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就把它当成万灵仙丹，用它来肯定一切可以肯定的古典作品或者甚至只是他们主观上认为可以肯定的作品。仿佛古代的文学作品不是有人民性，就一定是反人民的。最近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样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三国志演义》研究中也是存在的。不少人在文章里谈起《三国志演义》，就一定要先把正统观念大讲一番，说它如何如何地有人民性。这些人的说法，不外是：(一)“事实上，封建社会中的人民群众也往往有正统思想。人民对于国家统一的愿望，对于和平生活的要求，有时通过正统思想而曲折地表现出来。人民承认正统的政权，一般地说，就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因而能给予人民比较和平的生活的政权。”(二)“南宋以后，因为朝廷偏安江南，同刘备的偏安西蜀相似，加上当时人民渴望恢复中原，力图早日统一，于是统治阶级才承认人民的‘帝蜀寇魏’的看法是合理合法的，从而也改变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当时大学者朱熹写了一部历史书《通鉴纲目》，就正式肯定刘备是‘正统’，曹操父子是篡弑。朱熹在这一点上，是有人民性的。”从以上两点出发，他们得出了这种正统观念是有人民性的结论。而实际上，这些论点都是站不住的。
正统观念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和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历史家用来为封建君主的统治作辩护的一种理论。在他们看来，皇帝是天的儿子，秉承了天的意志，在人世间统治着人民。皇帝的宝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皇帝死了，就由他的儿子或是其他直系亲属继承。总之，整个天下都是皇帝这一姓一家的私有财产。然而在封建社会里，有着无数的变乱，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朝代，皇帝的姓氏也换了很多。而且，在天下不统一的年代中，每一个封建割据者都想爬上皇帝的宝座，纷纷自封为皇帝。而每一个当上了皇帝的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证明白己的皇位的合法性，同时，也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证明那些反对他的人，或和他同时并称皇帝的人，是非法的。因此，姓什么的人和哪一个人应该算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正牌皇帝，便成为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皇帝的名义能不能被承认的问题。要承认他们当时的皇帝是合法的．便不得不把前一朝的皇帝也认为是合法的，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才是合法的继承。也只有这样，这些历史家的主子才算是真正的皇帝。所以，难怪这要成为他们所经常关心和注意的一个问题。封建社会里的所谓正统观念正是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思想。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加以确定的。在封建社会里，一般人民也可能有正统观念。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正统观念有人民性。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般人民的正统观念是从统治阶级那里来的。正统观念为封建帝王的利益辩护，它显然是由封建帝王和他们的御用文人提倡出来的。由于他们的竭力鼓吹，一部分人民才逐渐地予以接受。如果把这种正统观念看成是有人民性，那么，迷信、宿命论等等落后的思想因素也都会变成有人民性了。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凡是人民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人民性的。要知道，文学中的人民性固然是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感情在文学中的表现。但我们绝对不能反过来说，表现了人民大众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思想和感情的作品都有人民性。因为那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未可一概而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等人在使用人民性这一概念时，曾再三强调指出，文学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应该捍卫当代最先进的思想。我们谈人民性，也应该用这一点来衡量。文学作品，只有表现了或在客观意义上表现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先进的思想和感情，才算有人民性。所以，某些人看到一般人民有正统观念，因而断定正统观念也有人民性，显然是对人民性的曲解。
人民希望统一，那是希望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是希望统治阶级的剥削比较缓和，使他们能够活下去。所以，如果某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局面，使国家得到统一，并且减轻苛捐杂税等等剥削，向人民有所让步，是会得到人民暂时的拥戴。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是有过的。但这与正统观念毫不相干。因为，对于人民来说，所有的封建统治者，无论是姓刘姓曹，都是压迫者和剥削者，没有什么正统可言。而所谓谁是正统，只是由谁来做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而已。所以，正统问题的争论仅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讧，从来也没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过。把人民希望统一和谁是正统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的作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试以刘备为例，他以正统自居，不少人也都承认他是正统，可是他并没有统一全国；反过来说，曹魏占有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几乎到了统一的局势，可是有很多人不承认它是正统。因此，我们怎么能够像某些人那样说是“人民承认为正统的政权，一般地说，就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因而能给予人民比较和平的生活的政权”呢?各个朝代的历史家的正统观念都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都是属于封建思想范畴之内的东西，并非受了人民看法的影响而产生的，也并不会受了人民看法的影响而有所改变。我们认为，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与蜀汉处境相似；第二，他肯定刘备，主要是对于曹魏的篡位的否定；第三，南宋、北宋的皇帝都姓赵，蜀汉、东汉的皇帝都姓刘，都是一姓相传，情况也有相似之处。在这里，没有一点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着想的。因此可以说是，在朱熹身上，我们连一点人民性的影子都找不到。问题还不在于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在于：即使退一步说，南宋时代以刘备为正统的看法有人民性，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三国志演义》这部出现在明朝的作品里面的正统观念是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不存在于文学作品本身之内，这岂不是笑话。总而言之，某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认为《三国志演义》的正统观念有“人民性”的论点没有一条是可以成立的。从前面我们所举的正统观念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某些研究工作者是如何地拿着“人民性”这张标签，随心所欲地遍处乱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除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些以外，还因为：某些人把研究古典文学看作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古典作品拿在他们手里，并没有被反复地阅读和深入地钻研。他们研究古典文学，不想花费辛勤的劳动，只想很快地从里面发现一些个别的例子，来印证自己脑子里早就存在的一些简单的概念。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他们就不惜到作品之外去找一些所谓理由来牵强附会地胡乱凑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能接触到世界上的一切具体问题。我们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后，主要是要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中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具体问题，而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获得解决，又反过来，或是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的正确，或是进而丰富了它的内容。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独立的思考，要花费充分的劳动。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接触到的具体问题很多，只依靠几个概念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的。我们要经常记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把没有的说成有。我们更不能把落后的封建糟粕粉饰为有人民性的精华。这才是起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三）近年以来，在有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还流行着一种看法，这个看法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达：凡是产生在元、清异族统治时期的作品，尤其是戏曲和小说，只要思想内容方面具有进步的倾向，就一定在里面表现了民族思想。持这种说法的人，也往往是不对具体的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是凭着主观上的猜测和想像，任意武断，平空给作品贴上一个与它的内容不相符合的标签。举例来说，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杂剧、元曲中的包公戏、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等等作品，在这些作者的笔下，都忽然一律变成了表现“民族思想“的作品。在异族统治的朝代里，某些思想比较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作家可能有民族思想，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作家写出来的一切作品里都一定有民族思想。首先，作家的思想并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简单，他们可能有民族思想，然而也还有其他许多思想成分。在他们所写出的作品里面，当然可以找到他们的思想的烙印，但是他们脑子里的各种思想成分、并不一定完完全全都表现在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里。其次，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时候，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出发，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素材。有的作家可能把和民族思想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写进了他的作品以内，有的作家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却也可能和民族思想毫无关系。一部作品有没有民族思想，我们只能在作品本身里面去考察，而不应该到作品之外去寻找。这并不是否认社会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社会环境上存在着民族矛盾与民族斗争，某些文学作品会把这种社会现实作为题材而表现出来。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并非除了民族矛盾与民族斗争以外，就什么也都没有了。既然还有别的矛盾，还有别的斗争，它们便有了作为某些作家的描写对象的可能。我们要是没有经过具体分析，就断定产生于异族统治时代的作品，必然表现民族思想，那无疑是一种十分主观主义的作法。
有人说，在异族统治的时代里，民族压迫非常厉害，有些作家为了避免砍头的危险，不得不在作品里隐晦曲折地表达他们的民族思想，不能畅所欲言，因此我们要细心地寻绎他们的作品里的民族思想，不应该把它一笔抹杀。这种说法我们也可以来研究一下。就拿这些同志所爱举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来说吧。《聊斋志异》流传到今天，获得不少人的喜爱，主要是由于它的内容和艺术，而绝对不是由于其中隐晦曲折地表现了民族思想。我们今天来肯定《聊斋志异》，主要是肯定它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的生活。退一步说，就算《聊斋志异》可能隐晦曲折地表现了一点民族思想，那也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何况无论怎样隐晦曲折，总还是应该能够在作品里找得出一些无可争辩的迹象。而现在有些作者所讲的“隐晦曲折”，却实际上很多都是在作品里连一点迹象也没有，不过是他们自己的离奇的穿凿附会的代名词罢了。《三国志演义》不是出现在异族统治时代的作品，而且它里面没有一点民族思想的影子，十分出人意外地，也被认为是一部表现了民族思想的作品，而且其中的民族思想正表现在正统观念上。有人这样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元代末年人，在罗贯中的时代，刘备已经被社会公认为三国时代的‘正统’了。……这种‘帝蜀’思想，正表现了一种民族意识。南宋人民承认赵宋的偏安是正统，实际上就是否定侵略者金民族在中原的统治。这种民族意识表现在对三国时代的看法上，就是‘帝蜀’‘寇魏’的思想。元代是异民族统治时代，元代人民的思想是直接继承了宋代的，那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所表现的尊崇刘氏的‘正统’思想，其中是也包含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成份的。”因此，《三国志演义》里的正统观念是“基于民族意识”的。所有主张《三国志演义》的正统观念表现了民族思想的人几乎都是用了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来推论的。客观事实是否和这种“逻辑“相符合呢?主张《三国志演义》的正统观念表现了民族思想的那些人的第一种论点是：“‘三国演义’中的‘正统观’，就是在元末的民族斗争中，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看法，汲取了人民大众的愿望，运用这一历史传统的武器，来宣传、教育人民而被提出来的。”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这种说法没有史料的根据，只是某些人的“假设”而已。况且，《三国志演义》这部书，在今天，我们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说它是出现在元朝的作品。目前，在国内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志演义》的版本是一般人通称之为“弘治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有蒋大器和张尚德二序，蒋序作于弘治甲寅年(1494)，张序作于嘉靖壬午年(1522)。据此可知它大约是刻于明代嘉靖或弘治年间。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所以，《三国志演义》的成书当在明朝初年左右。一部出现在明朝的作品，它里面的某些思想成分竟会在元朝末年的民族斗争中起作用，这岂不是奇怪的说法？我们并不否认在元朝时候已有三国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可是所谓三国故事和作家的创作《三国志演义》并非一个概念。三国故事中的正统观念和《三国志演义》中的正统观念更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绝对．不能用评价元末的正统观念的办法来替换对《三国志演义》这部作品里面的正统观念作评价。很难想像，文学批评所批评的竟不是文学。
三国故事的正统观念是否在民族斗争中起过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正统观念对任何一个皇朝都会产生，并非仅仅局限于三国时代。就以元末来说，农民起义领袖韩山童曾以“宋徽宗八世孙”自居，作为“当为中国主”的根据(《通鉴辑览》卷九八)。因为宋灭于元，所以他们打起“复宋”的旗帜。但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材料，证明元末民族斗争曾和尊刘贬曹的正统观念发生关系，证明有哪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曾以“汉室苗裔”作为号召。至于有人说：“恢复汉室”的口号是“在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的最好的“宣传工具和斗争武器”，“汉贼不两立”的思想是“人民在民族斗争中锐利的宣传武器”，那不但缺乏史料的根据，而且还违反了常识。他们有一个前提：《三国志演义》是一部“歌颂汉民族”的作品。但《三国志演义》中的所谓“恢复汉室”，所谓“汉贼不两立”，其中的“汉”字，指的是汉朝或汉朝姓刘的皇帝一家，和“汉民族”是不相干的。然而这些人为了急于证明他们的主观假设，不惜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管了。结果，汉朝的“汉”字到了他们的笔下，就变成了汉民族。按照这些人的逻辑推论下去，曹操似乎非是异民族不可。事实上，也正有人说：“曹操、董卓等人和元蒙统治者一样”，而《三国志演义》通过对“曹操、董卓、袁绍、孙皓、曹丕”等“一系列罪恶的统治人物的典型”的批判，激发了人民仇恨“民族敌人”的感情。有人还说：“《三国演义》里，对统治北中国的曹魏，尤其是曹操的残暴奸诈，得国不正，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是和当时中国人民对统治北方以至整个中国的蒙元的残酷压迫，采取反抗的态度，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一致的。”其所以这样，无非是为了挖空心思地证明《三国志演义》表现出民族思想这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认为《三国志演义》表现了民族思想的那些人的第二种论点是：罗贯中本人是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人，是一个“进行民族革命活动的爱国者”，是一个“鼓动(或竟是倡导)民族运动的‘危险分子’”。而罗贯中所写的几部作品，“或直接写农民起义，或写‘改朝换代’之‘际’的战争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战争生活，并歌颂其中某些英雄人物，谴责其中某些‘乱臣贼子’。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他大批地、专门地撰写这类小说，能说它与实际斗争毫无关系？”这些说法更是一击就破。有民族思想的人写出来的作品不一定都有民族思想。判断一部作品是否表现了民族思想，主要要看这部作品的内容是否表现了民族思想，而不在于写出这部作品的作家是否有民族思想。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三国志演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它没有表现出民族思想。即使作者罗贯中本人有民族思想，也丝毫不能更动这个结论。更何况，断定罗贯中有民族思想的证据也是十分薄弱的。
把民族思想赠给罗贯中的人所引证的材料不外是明抄本贾仲名《录鬼簿续编》、王圻《稗史汇编》、徐渭仁《徐钢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这三种材料。贾仲名说他“与人寡合”，“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竟不知所终”。从这些话中，我们根本找不出民族思想的痕迹。王圻说他是“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传神稗史”。这也不能成为罗贯中有民族思想的佐证。因为所谓“有志图王”不一定是指“进行民族革命活动”。否则，他又为什么要在“真主”朱元璋的统治之下，退而“传神稗史”呢？徐渭仁说：“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续成百二十回。”这话说得比较含混。徐渭仁又是清朝人，他的话是否可靠，还属疑问。所以，这些话都不是可以断定罗贯中有民族思想的确证。总之，无论是从书里的正统观念来看，或是从作者的身世来看，都不能说明《三国志演义》表现了什么民族思想。说《三国志演义》表现了民族思想的人还有一个论点，那就是：“《三国演义》特别歌颂诸葛亮的武略是还表现着一定的民族意识的。”“诸葛亮的武略”和“民族意识”不明明是风马牛不相及吗？而居然也硬把它们连在一起了。这种胡扯是不值一驳的，而且这也超出了我们要讨论的正统观念的范围，我们就不去介绍这种离奇的搭题文章的作法，也不去详细指出那些牵强已极的议论的荒谬了。刘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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