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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部分师生辗转迁至重庆北碚，在嘉陵江畔建成战时校园。部分滞留上海的师生，组成“上海补习部”继续学习。

“上海补习部”在李登辉校长的带领下坚持“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维护民族气节和大学精神，北碚校园则成为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和“夏坝延安”。为缓解大后方供应，创建农学院，形成文、理、法、商、农五院二十余系的规模。陈望道、伍蠡甫、周谷城、顾颉刚、梅汝?、马寅初、童第周、金通尹等名师也在此云集，学术活跃。

上海医学院师生在战时同仇敌忾，在颜福庆院长带领下积极参加前线救护和伤兵医院工作。抗战胜利后，法学院梅汝?教授郑重告假，代表中国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战争中断了学校平静的教学，但没有中断师生救亡护校的决心。

学校坚持“三不主义”

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在上海，日寇进驻租借界。李登辉校长宣布学校实行“三不主义”。

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李登辉匿居深藏、杜门不出，可对学生在政治上仍极关心，他通过为毕业纪念册写序的方式教育学生：“挥牺牲与服务的精神，以爱护其国家，抵御不良环境的诱惑。”1942年10月，敌伪方面准备将圣约翰、光华、大夏、复旦四校合并为联合大学。学校根据李校长的意见表示，学校“内部组织行政深愿不受干涉”，“倘不获当局谅解，无殊完全令其停办”。敌伪无计可施，终于将此案取消。在李校长及全校师生的坚持下，拒绝了敌伪的干涉，保持了民族的坚贞。

学生中酝酿着革命的火种，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学生中建有支部，根据“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学、勤业、勤交友”任务，开展工作。起先是分散活动，个别联系群众，1944年后，则利用合法形式，组织社团，比较广泛地开展讲座、唱歌、联欢等活动，使处在黑暗和苦闷中的青年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上医师生成红十字会骨干

淞沪抗战前，颜福庆先生被推举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席，总负责全市救护工作。上医师生此前已经有多次战地救护的经验，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师生踊跃报名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组成了第一救护队。1937年10月，上医师生又组织了第二救护队。第一、二救护队在上海救护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救护工作，成为红十字会救护队的骨干力量。11月中旬上海失守后，两支救护队改编为四队，撤退到内地。

从1937年9月20日开始，上医的枫林桥护士宿舍（外交大楼）改为伤兵分发站。从1937年9月21日到11月8日，外交大楼共计收容伤兵17940人。1937年11月9日，外交大楼最后一批伤兵300余人安全转移到租界。半小时后，枫林桥沦陷。

淞沪抗战三个月期间，上医的教学医院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改为特约医院，中山医院改为第六救护医院。由上医负责或由上医同人领导的还有第一、二、六、二十三救护医院，后方第一、二医院，国际第一、二、四医院。以上医院于1938年春陆续结束，共计收容伤员7000人。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由上海市各医院收治受伤民众和士兵19539人，其中由上医收治的占了总数的近30%。

红十字是人道和中立的标志。可是在豺狼之师面前，红十字标志也失去了保护作用。无论后方还是前方的救护，都充满了危险。日军借口中方红十字救护车运载军火，对于红十字会车辆，故意穷追不舍，狂轰滥炸。上海红十字会共有救护车30辆，开战仅3周，7辆已被日本飞机炸毁。

1937年8月29日，颜福庆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列举侵华日军公然违背1929年《日内瓦公约》，对从事人道工作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狂轰滥炸的滔天罪行，“1937年8月18日，真如红十字会医院遭日机轰炸，死伤5人。1937年8月19日，南翔红十字会救护队遭日机轰炸，死伤6人。1937年8月23日，救护队员43人，正在罗店拯救伤兵，突然遭日军包围。日军撕去队员白色制服上的红十字会徽章，强令队员跪下，惨无人道地加以杀害，医师、护士5人，当场被害……”

1938年，颜福庆发表《战时医学教育问题》，立场坚定地指出，整个医学教育，必须针对战时，重新调整。“各医学院校，在战时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之工作。一方面对于前后方所需要医事人员，须从事造就，而不能避免责任。同时一方面须多方设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学生及设备，以期于战事终止时，藉以恢复固有之基础。”

复旦教授被指派为法官

1945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经过慎重选择，决定指派4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梅汝?博士为中国法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向哲浚为检察官，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吴学义任顾问。

1946年1月9日晚7时，复旦政治学会借大礼堂欢送梅教授。1946年1月31日，梅汝?致信章益校长：“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职务，拟请自二月份起准予辞卸。事非得已，至希俯允并宥谅是幸。专此，敬请大安。”章校长批签作为告假，冀其回国后仍回复旦。

梅汝?在江湾机场乘机前往东京。此后直到1948年底，梅汝?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一起尽心竭力地工作，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过程中，梅汝?始终坚持法律原则，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正义和祖国的尊严，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国际审判任务，赢得世人尊重。

老校长提醒学生深思

复旦大学老校长马相伯、李登辉在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爱国主义精神，为挽救民族危亡，极力奔走呼号。两位老校长言传身教，在各种场合向复旦学子们传递着爱国抗日的主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年过九旬的马相伯深感国难深重，发表了许多爱国言论，积极投身爱国救亡洪流。1932年1月，马相伯发表《新年告青年书》，指示青年要：“研究科学，只有科学发达，始是以自存，以科学救国、建国”，另一方面要“唤起民众，抗暴自救，共救国家危亡”。

1935年12月27日，马相伯又发表《致复旦大学学生书》，提醒学生们深思：“今日亡国现象，其根源首在人民之懦弱。”

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则在1943年12月《为毕业纪念刊所作序言》中大声疾呼：“国家之需要人才，无如今日之殷切者。诸生于如此困难情形之下，终获完成其学业，为他日服务国家之准备，此所忻幸，应较在平时之毕业为更大。教育对于吾人功用大于一切。”在抗击外敌侵略的烽火中，复旦人没有辜负李登辉老校长的谆谆教诲，他们用青春、用智慧，甚至用生命来实践着“团结、服务、牺牲”精神，谱写了一部部感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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