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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仍处在“僵持”之中。虽然由我国黑龙江省率先启动，两国边境地区传统的“以货易货”贸易稍有萌动，但上层除礼节性外，基本上还是“老死不相往来”。就在这个时候，突发一苏联人劫持一架苏联客机降落我国的事件，这迫使双方高层不得不“往来”和“沟通”，也给了客机上四十多个苏联公民“零距离”观察和了解正掀起改革开放热潮的中国的机会。劫机事件最大的价值无疑是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一次“意外”的契机。只是当时这些都属于“内部信息”或“保密信息”，张持坚作为唯一参与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遵命”只作了简单的公开报道，详情尘封在他的采访本里鲜为人知。张持坚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上海证券报高级研究员。近日，他讲述了这起尘封近23年的劫机事件。

劫机事件一年多前，胡耀邦视察中苏边境地区，明确要求我方一侧率先行动，主动恢复边境贸易，要把中苏边境地区建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苏联朋友很受震动，而就在此时，突发劫机事件。这显然出人意料，然而对这起事件的妥善处置，无疑又强化了中国发出的信号，那就是中苏关系应顺应历史潮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我要到中国避难!”

一架苏联客机突降齐齐哈尔的农田，副驾驶员对我方公安人员说，飞机是他用刀子逼着正驾驶员降落的

1985年12月19日晚上将近10点钟，进入深冬的哈尔滨在白雪的覆盖下，一片寂静。我正把脚泡在热水里舒缓一天的疲乏，门，突然被“咚、咚”敲响，采编主任老康要我赶快到黑龙江省公安厅了解情况，说基层通讯员反映，有一架苏联飞机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地区，不知情况到底如何。

我不由一惊，外国飞机被劫持到中国，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当我赶到省公安厅指挥中心，这里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桌上铺开了好几张地图，一溜排开的六部电话的铃声此起彼伏，每一阵急促的铃声过后，都有新的情况报告。我立即参与进去，很快摸清了情况：事情发生在下午2点30分左右，一架苏联AH-24b47845民航客机突然降落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的一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里??巧了，这里正是我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务农的地方。由于这是架小型飞机，加上地面被严冬冻得很硬实，飞机在滑行了380多米后停住了，飞机和38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机体上“CCCP”四个醒目的字母，使懂俄语的人认出，这是“苏联民航”的缩写。好奇的村民围拢过来，当地公安人员也及时赶到。一名自称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的副驾驶员下了飞机，打着手势，对我方公安人员说，飞机是他用刀子逼着正驾驶员在这里降落的，“我要到中国避难!”现在劫机者已被单独控制，当地政府正安抚机上人员，为他们提供饮食和保暖衣物等。省里已派出省委常委、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耀臣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

苏联乘客对中方很警惕

两个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关系恶化，相互指责和批判已有20多年，“分歧”和“积怨”不可谓不深

此刻，黑龙江省和国务院都迅速成立了劫机事件处理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为总协调人。高层明确要求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审讯劫机者，把情况弄清楚；二是安置好机上人员，决不能因天寒地冻或其他原因发生意外；三是和苏方联络，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凌晨近3点赶到现场的王耀臣立即开展工作，并陆续传来情况。他们提审了劫机者，据劫机者供述，他劫机的原因，是因为看不惯所在民航分局领导的做法和作风，对他们的腐败现象不满，给当局写信反映，信被转回当地处理，可当地纪委领导和民航分局领导有裙带关系，非但不处理，还对他打击报复，强行做精神病检查，并调离空勤三年多才恢复，他感到压抑，没出头之日，趁这次飞行机会，出逃中国，寻求避难。

做机上人员的工作，碰到了一些问题。当这些苏联公民知道被劫持到中国后，不免紧张起来。两个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关系恶化，相互指责和批判已有20多年，“分歧”和“积怨”不可谓不深。尤其是1969年3月在两国边境的珍宝岛地区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双方不少人员伤亡，在两国人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等。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到了和苏联“敌视”的地方，因此很警惕，不知道中方会怎样对待他们。一开始，我方人员送上去御寒的衣服、食品和饮用水，他们接受了。因为安-24是小型飞机，此次航线是从雅库斯克飞伊尔库安斯克，属苏联国内的短途支线，机上储存的食品很少，而天气又很寒冷，苏联人衣着不多，妇女穿的还是呢裙子。后来劝他们下飞机到附近的农场招待所休息时，他们则坚决不同意，都表示不能离开飞机??这一苏联国土的象征。地处空旷的野外，随着黑夜的来临，气温持续下降，已达零下30℃左右，真正的滴水成冰，飞机不得不每隔20分钟发动一次取暖，否则机舱就像冰窖一样，可飞机油箱里的油已所剩不多。王耀臣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决定将两台面包车开到飞机旁，开足暖气。他对机长说，天气太冷，请乘客到车里取暖休息。机长表示感谢，但说：我不能离开飞机，乘客也表示要与机组人员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和乘客谈谈。王耀臣走进机舱，用俄语向乘客表示慰问，他说：这是突发事件，让你们的行程受到了影响。中国政府很重视你们的安全和生活，我们会努力照顾好你们。现在正是这里最寒冷的季节，我们已经将有暖气的面包车停在飞机旁，请你们到车里暖和暖和。等天亮，我们送早餐来。他看到飞机上有十来个女乘客，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特别关照她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当心感冒，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

中央领导昼夜等候消息

丰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务，使苏联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诚意，他们“警觉”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

这些情况很快汇报到省和中央。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都没有回家，在等消息。获知最新情况后，中央决定一早就派专机把我外交部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送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转乘直升机，直接在现场降落，以便尽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后续事宜。

20日早晨6点半，天刚蒙蒙亮，面包、牛奶、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送上了飞机。丰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务，使苏联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诚意。他们“警觉”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一边用餐，一边对中方人员表示感谢。之后，又轮流下飞机到面包车里取暖。

大约9点多钟，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等外交部人员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听取王耀臣汇报和商议了下一步工作后，戴秉国即来到机舱，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他说，这里太冷，条件也有限，齐齐哈尔是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那里最好的宾馆休整，然后等你们的政府接回你们。乘客们纷纷表示感谢，但还是不愿离开飞机，一定要等大使馆的人来了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11点多钟，苏联大使馆人员乘坐的第二架直升机降落，为首的是领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见到戴秉国这个“老朋友”，他就提出三条要求：一、和乘客见面；二、和劫机者见面；三、与大使馆通电话。还问：劫机者是不是副驾驶员?戴秉国说：劫机者已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你不可能和他见面。这里通讯条件很差，和大使馆通电话只能到齐齐哈尔。和乘客见面则毫无问题。格里山来到现场，一脸的严肃，问谁是机长，然后厉声问道：“怎么个情况?!”当机长知道他是大使馆来的，没说话，眼泪涌了出来。格里山拉着机长往田野远处走去，以避开中方懂俄语的人。他们大约谈了半个小时。回到飞机旁，格里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馆通电话。可当地实在没有这个通讯条件。他就让中方派一辆车，让随他来的两个人立即出发到齐齐哈尔向大使馆汇报。格里山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与乘客在一起。戴秉国和王耀臣没想到苏联大使馆来人后，乘客仍不下飞机，而到齐齐哈尔要花费不少时间，时间已经到了下午，这个季节白天很短，下午3点多钟天就要黑下来，气温也要降下来，乘客再在飞机上熬一夜，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北京-莫斯科”成了热线

有了苏联政府的指示，机上人员才肯下飞机到齐齐哈尔，洗上热水澡，吃了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现场的新情况很快汇报到了哈尔滨的指挥中心。当时，我正在这里了解情况，省长侯捷在这里直接指挥。听了汇报，侯捷即刻要通了北京中南海陈俊生办公室的电话。秘书说，陈秘书长刚休息，我马上去喊。在等候的时候，侯省长对我说，昨晚俊生几乎没睡，总理很晚也没休息，一直在询问这件事的进展情况。这时，陈俊生接了电话。听了情况后，他明确说：天要黑了，又冷，不到齐齐哈尔不好办。我们立即商议，并和苏方联络，你等电话。陈俊生调到北京任职前，是黑龙江省委书记，也曾担任过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对这里的情况很了解。约过了一刻钟，陈俊生来电话告诉侯捷，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已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同时外交部告诉了我驻苏大使馆，要求李则望大使立即会见苏外交部官员，通报最新情况，并坚持我方将机上人员送到齐齐哈尔的意见，强调这是确保苏方人员安全最合适的选择。

傍晚5点，陈俊生的电话又来了，他对黑龙江省的领导说，我驻苏联大使会见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告诉他机上人员不愿下飞机到齐齐哈尔时，他马上表态说，这是错误的，应该按中方的安排到齐齐哈尔。并将意见立即电告了驻华大使舍尔巴科夫。舍尔巴科夫又迅速转告了我外交部，并要求通过我外交部把口信传到现场。这时，那两名赶路的苏联大使馆人员还在路途之中。戴秉国和王耀臣带着苏方的口信和11辆空调车来到了现场。这时是傍晚5点30分左右。有了政府的指示，苏方人员开始行动。在整理行李、封存飞机、移交两把手枪和书写交接文书等后，车队终于向齐齐哈尔出发。到达齐齐哈尔湖滨宾馆已是深夜11点多钟。宾馆特意空出了两个楼面的客房，准备了热水，客人们洗好澡后，吃了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苏联乘客休息了，我方人员开会研究次日的工作。21日零点40分，外交部来电，说当天下午1时30分，苏联专机到哈尔滨接苏方人员回国。于是，大家又商量，这些人怎么赶到几百公里外的哈尔滨，决定还是动用两架直升机运输。等一切安排停当，离出发的时间已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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