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3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三天。

此时此刻的罗布泊天高云淡，茫茫大漠上荒无人烟，只有阵阵凉风掀动着层层沙浪，不时向高高耸立的原子弹托架涌来。

担任试验场总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正在忙碌指挥着。此时，一份意外的秘密情报火速地送到他手上：侦察员发现，有一支一两百人的杂色队伍，突然出现在早已禁控的试爆区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试爆区靠近。情报中有一组伊尔侦察机从800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将军打开一看，不由得惊呆了——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堆未燃尽的枯柴，发出火光和细烟;一些马蹄痕和人工凿出来的深水坑，清晰可辨……

“不好，有意外!”张爱萍心中一震，不用细细思量，抓起电话就发出紧急命令：“马上调查!”

时间一分分过去了，各个小分队几乎查遍了整个原子弹预定命中区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核基地各方面的专家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起爆时间不能变，应派人进入戈壁，在起爆前将人救出。周恩来总理听了张爱萍的汇报后也指示：这里绝不能成为第二个广岛!

“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辐射区域，一定要找到神秘人群!”张爱萍又下了一道秘密电令，他神经紧绷，双眼盯住远处的沙漠……

侦察机又一次腾空而起，几支小分队也携带着电台、干粮和水，向更广阔的荒漠挺进。

这群人马到底在哪里?累得筋疲力尽的官兵疑问重重，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终于，其中一支小分队在3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了一顶破帐篷，周围零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破损的刀鞘。

发报员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试验场总指挥部，同时，飞机也很快将物证送回。专家们分析判断后认为，这伙人马极有可能是早已销声匿迹的“马匪”。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起来：难道当年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真的像当地老百姓说的那样，还残留在茫茫戈壁?

与此同时，在核爆现场掩蔽部巡逻的警卫连官兵，意外地发现沙漠中一男一女正骑着马追捕黄羊。警卫连官兵误以为牧民闯入核禁区，立即上前追赶，让他们远离核爆试验区，以免误伤。

谁知，两人一见士兵驱车追来，便策马飞奔而去。当警卫连追至一沙丘时，埋伏在沙丘顶上的十多名持枪人突然出现。他们个个穿戴破烂，面容肮脏，发乱如蓬。

队长忙用手势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不料，这一行动惹恼了持枪人，领头的一个向他们扑来。紧急之下，队长下令开枪，对方头领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见状四散逃去。

大家刚想冲上去，没想到隐藏在沙丘中的另一群悍匪又向他们扑了过来，大有为死去的同伴复仇之势。枪声又响了，那群土匪只好落荒而逃。

将带回来的俘虏一审问，令张爱萍大吃一惊。

原来，1949年秋，随着兰州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迅速解放青海、河西走廊等地，向新疆挺进。在我军强大的威慑下，不堪一击的“马匪”纷纷溃散。一些小股残匪无处可逃，只好逃往戈壁大漠。

这批逃窜到原子弹试验区的“马匪”，就是当年从新疆楼兰和甘肃酒泉一带进入大漠的，其中还有五六个妇女。十几年来，他们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在茫茫大漠中盲目地游荡，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们在常人无法生存的条件下终于生存下来，并开始繁衍后代。终于有一天，他们游弋到原子弹试爆区。当这群“马匪”看到大漠深处高高耸立的塔架时，知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于是就回旋在附近，白天逃得远远的，隐藏在沙漠里，晚上纷纷跑出来找食物，甚至到辐射区找我军放置的试验动物。日子长了，他们便放心在此“安家”，打算长期住下来。

看着俘虏惊恐不安的样子，张爱萍长叹一口气。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了，这群“马匪”也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教训。他打听清楚“马匪”的巢穴，命令小分队火速赶往那里，将所有的人员都带出来。

在匪首的帐篷内，分队长诚恳地告诉对方，明天这里将进行核试验。匪首接受了我军的建议，但却提出向相反方向撤退。为表示诚意，经过请示，我方同意。一昼夜的急行军后，众人已疲惫不堪，基地终于派来了接应的直升机和汽车。无论是小分队还是“马匪”，都一片欢呼。

“情况”解决了，人们如释重负。10月16日下午3时，蘑菇云在这片神秘之地如期升空，撼天动地的巨响传遍罗布泊上空，也令这群“马匪”骇然。

4时15分，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听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心中异常兴奋。他问：“上次报告的那群神秘人找到没有?”

“找到了，是一群当年失散在罗布泊的‘马匪’，我们已经在起爆前把他们迁往了安全地带。”张爱萍说。

“好，好!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们都不能把人拿去做试验啊!”周恩来感慨道。

二十多年后，相关资料解密，世界人民都盛赞中国在这一事件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作者敬佩地写道：“基地派出的小分队总共花了3天时间，跑遍了试验场区周围的200个‘马匪’隐居处，并将他们一一带回安全地带。”

199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这一传奇故事的电影《飞越绝境》，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

相关阅读：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背后的十个秘密

核爆成功后，张爱萍(右一)向周总理报告。左一为李旭阁。

原子弹爆炸的那天，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传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深秋的夜晚，首都长安街上蜂拥的人群，追逐着散发原子弹爆炸成功号外的大卡车，全市人民奔走相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广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巨龙腾飞，扬眉吐气，更是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庆贺和鼓舞之声，不断传来，惊慌和贬毁之语，也间有所闻，世界在一片喧哗声中。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经历了艰辛、困难、风险的历史进程，是来之不易的历史性成果，这当中除了要突破核子理论、爆炸物理、电子测试、自动控制、精密工艺、总体设计以及核材料提取等各个领域中无数大大小小的技术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那就是国家正处于经济甚为困难时期，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带，把原子弹研制出来，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求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我们要向世人说的有许多许多，现在只能将其中部分重要内容作一回顾。

一、毛泽东对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有着历史发展的过程

1945年8月，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他是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甚为劣势装备的条件下，英勇无比，取得节节胜利，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战局，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2月份去南朝鲜“访问”，1953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完全意识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威胁?为什么美国敢于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逐步在战术上重视起来。

1954年秋，我国最初发现有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汇报人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拿到会上，当场演示发出嘎嘎的响声，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全面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展开研制了。

二、赫鲁晓夫翻脸不认帐，撕毁援华协议，企图扼杀我国核工业。历史却是如此讽刺性巧合，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时。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没有同意。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

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16545.html

相关阅读：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
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
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