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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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许世友是个传奇式的猛将。当年，在攻打大山寨的战斗中，他当上了敢死队队长，从那以后，他在红军中由班长直到师长期间，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曾当过十一次敢死队长。

农民炮队领头人

192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四一二”大屠杀开始了。逃跑到湖北麻城福田河、新集和光山县城的地主豪绅蠢蠢欲动。为了防备地主武装反扑，麻城六乡农协主席裴玉亭，根据上级有关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农民义勇队，并制定了几条应变措施。

农民义勇队成立后，从中挑选了十余人组成炮队，许世友担任了炮队队长。名为炮队，实际上并没有炮，只有几支鸟枪，其余都是长矛、大刀，任务是打头阵，换句话说，也就是敢死队。许世友请来能工巧匠，把白檀树掏空，外面套上铁箍，涂上锅黑烟子，放在木架上，俨然是一尊尊大炮。“炮队有炮了!”炮队队员们欢呼着。

六月间，麦子刚刚下场，许世友正带着队友练武，突然东山祖师殿接连响起三声令炮，队员们立即向山势险峻的祖师殿奔去。六乡义勇队早已在山顶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堆置了大量的雷石、滚木和石灰罐子，并在山上日夜设哨，监视敌人。这一日，福田河地主武装来犯，刚才的炮响是紧急报警信号。许世友率领队员们，扛着“大炮”，拿着长矛、大刀，奋勇向山上攀登。当他们刚爬上山顶时，山那边的敌人也已接近山头。许世友命令队员架起木炮，装上铁砂火药，对准敌人，“轰，轰”连响两下，把敌人轰倒一片。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轰击吓懵了，连滚带爬退到了半山腰。

“岳维峻，岳维峻!”一个战士指着轿子大叫起来。敢死队员们把轿子包围起来，掀开轿帘一看，哪有什么岳维峻，是个空轿。

许世友问轿夫岳维峻是个什么模样。“高高个，胖胖的，穿着蓝色长衫……”轿子兵比画了一阵子。许世友等不及听完，就率敢死队向前追去。

当他们奔跑着正向前猛追时，残兵败将仍在顽抗。只见许世友忽然打了一个趔趄，慢跑几步才站稳脚跟停下来。他觉得大腿根有些麻木，像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用手一摸，鲜血渗透了裤管。一位敢死队员忙上前搀扶他：“营长，你挂彩了!”

许世友用手使劲拍拍大腿骨，“还好，没有打断骨头，弹头还在骨头上。”说着，用练就的鹰爪功，一咬牙，把子弹头抠了出来，连忙从烟袋荷包里掏出毛烟丝捂在伤口上，解下绑腿带，迅速把伤口包扎好，立即率部又向前继续追赶。

当他们追赶到罗家城时，只见村边打谷场上，一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被人群围在中间，他就是敌师长岳维峻。“捉到岳维峻啦!捉到岳维峻啦!”人们奔走相告。

当天下午，红四军在双桥镇河滩上召开了军民参加的万人祝捷大会，军首长表扬和奖励了活捉岳维峻的由许世友率领的敢死队和另一支连队。 (摘自《一代名将许世友》张亚铎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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