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是人类性行为有了约束关系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性问题，而是婚姻问题。在古代，光棍问题其实比现在要严重多了，且历代都有。古代允许开妓院，女子卖淫合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部分光棍男人的性生活。

但逛妓院终归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么，古代是如何解决光棍问题的­我简单归纳一下，一般说来有以下七种种手段。

强制女子出嫁

如在晋代，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嫁人，否则官府要强行给她找对象。《晋书·武帝纪》(卷三)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要求，“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女孩子到17岁了，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那么地方领导就要给她找老公了，逼其强行嫁人。

到了南北朝时如果女孩适龄不出嫁，还犯法呢，家里人都要跟着坐牢，这就是《宋书·周朗传》说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现在有不少女孩子，对男朋友挑三捡四的，最后把自己弄成了剩女，在过去你这样做是犯罪行为呢，小心给家人带来麻烦。强迫女子出嫁，初衷可能是增加人口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解决了不少光棍娶不起老婆的问题。

官媒指定

过去男女婚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大家都懂，就是给男女牵红线的介绍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在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一见钟情，私订终身，中间有一个红娘，这红娘就是媒人。这种媒人都是民间的，属私媒。官媒，就是官府负责解决光棍男人婚姻配偶的专职人员，与今天民政上发结婚证书的公务员在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权力更大，官媒通过强制手段给光棍找老婆，指定某女嫁给某男，纯是“拉女配”。

在清代，就设有“官媒”，如大量男子被罚配去的新疆，为了边疆稳定，后继有人，就设了不少官媒，方便给大量的光棍男找老婆。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妻女、灾区逃荒女子，往往被官媒指定给某一光棍，让他们一起生活，繁衍后代。因为男多女少，官媒油水很足，光棍们争着送“聘金”呢，不送就向光棍索红包。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男女绕过官媒私下来往，玩私奔，官媒常在晚上“查墙子”。所谓的“墙子”就是小巷子、旮旯处，这些男女方便私会之所。如果发现崔莺莺和张生那样翻墙私会现象，光棍男子往往会被官媒赶走。 支持寡妇再嫁

过去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好女不嫁二嫁”，讲究从一而终。因为迷信认为，一个女人嫁给了两个男人，等于让两个男人过手，是犯贱，会被人看不起不说，死后也不得安宁，到阴间会遭二鬼缠身。如果二鬼闹到阎王爷那里就恐怖了，往往会判女鬼锯成两半，分给二鬼。所以，古代让寡妇再嫁还是有难度的，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是民间，还是官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的态度，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鼓励娶二婚

与上面提倡寡妇再嫁相对是鼓励男人娶寡妇，找二婚老婆。过去男人一般视娶寡妇为低人一等，在社会上会抬不起头，让人看不起，除非实在讨不到，或讨不起黄花闺女了，才会选择有婚史的女人结婚成家。所以，过去不只寡妇再嫁难，男子娶二婚女亦难。但是，任何事物只要看多了就好办了。习以为常之下，还会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风俗。在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中，便不以娶寡为耻，特别是在家族内部，弟娶嫂，嫂嫁叔成了一种常规伦理。

在早期，一些少数民族甚至还有“妻后母”风俗，即儿子娶老爸的小老婆做老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便遇到过这种令她尴尬的事情，她和亲边塞，丈夫匈奴呼韩邪单于阏氏死后，只得入乡随俗，嫁给了前夫的儿子。这种家庭内部的再婚和再嫁，初衷是最大可能地利用育龄女人的生殖能力，来增加家族人丁问题，但在事实上却也有助于解决光棍问题。

限制富人娶妾

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男女性别比例是一定的，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上不会有剩男或剩女。但了解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过去不像现在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在漫长时间内，实行的是多妻制或一妻多妾制，如今天的大款般的有钱男人(有权男人就更甭说了)，家里可以有三妻四妾，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便人为造成了男多女人现象，好多适婚男人找不到适龄的女人，适婚女人去当小老婆了啊。国家统治者看到男人过度纳妾给社会带来的多方面严重问题，所以，不少朝代都加以限制，并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任意讨小的。

我在以前的博文中谈过这问题。如在汉代，蔡邕所著的《独断》称，“卿大夫一妻二妾”，有特殊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在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元代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庶人(老百姓)不得娶妾。

即使符合纳妾条件的，也不是什么时想纳就什么时纳的。如明朝，朱元璋规定，亲王一级的“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减了一多半，“额妾四人，一生中一般就是纳妾一次，除非无后才可再纳。

一妻多夫

这就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明白，就是一个女人有不只一名丈夫，或者说，几个男人合伙娶一个妻子，轮流同房。这种现象在今天的西藏等地方，在共和国成立好多年后，仍能找到研究案例，往往是兄弟几个共娶一个妻子。

增加“奔”的机会

奔，可简单理解男女自由交流，“私奔”里的奔就有这种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为单身男女提供交友的平台，这种解决光棍的手段，在现代最受推崇，工会、居委会的大妈大婶最乐于此事。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一个典型的“奔”机会，为青年适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特殊机会，提高男女婚配率。《周礼》中的《地官·媒民》是这样说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仲春会”一般在“三月三”。除了这一天，古代可以给光棍提供择偶良机还有不少，如正月十五、七月七等。

当然，古代解决光棍问题的手段和方式还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再多也没有现代机会多、花样多。现在有电脑，有网络，有舞厅，有歌厅……还有如《非诚勿扰》这样的的电视相亲节目。依我来说，光棍们现在根本不需要什么媒人、红娘，自己就能把意中女孩搞定。你说呢，光棍兄弟!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精英们，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日本精英群体已然具有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当梁启超呼吁“中国武士道”的时候，革命派和立宪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飞、洪秀全，标准是种族革命;而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在一个尚武年代到来之时，中国却又悲剧性地陷入了“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难题之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传统剧目持续上演，经久不衰。

尽管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他人都在使用更为有效的拖网甚至炸鱼的方式，国人却依然喜爱“钓鱼”的闲适感觉。而钓鱼城上那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阳刚，似乎被滔滔的嘉陵江冲走了。

“独钓中原”，固然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勇气，可也是一种十分可耻的孤独。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指望一竿独撑，不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

1925年3月，一位26岁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纽约写下了7首诗歌，组成《七子之歌》，他的名字叫闻一多。其中的“台湾”篇提到“琉球是我的群弟”，而这群“弟弟”中，最小的那位正好也名叫“钓鱼”：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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