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最大的灾难发生在1991年，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副司令员张德福带领工作组沿中尼边境调研，乘直升机返回时，第二架飞机在转弯过程中突然遭遇下降气流，撞山坠毁，机上13人全部遇难，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中将、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大校。

前不久，一架隶属北海舰队的水上飞机坠毁于胶州湾，6名机组成员殉职。这是今年中国军方发生的第二起坠机事故。事实上，只要进行军事训练，就不可能避免事故。而一直以来，中国军方在努力打赢一场与军事事故的“战争”。

粗糙的苏制飞机

早期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装备落后，质量不稳定，尤其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飞机的生产和维护质量都大幅下降。中国军工企业在引进苏制飞机并仿制的过程中，盲目简化工艺、任意修改工艺流程，例如，将镁合金零件的热处理保温时间，原工艺流程规定为13至14小时。仿制时，不经试验就随意改为8至9小时。一家制造厂在检查发动机时，发现不符合技术要求的问题零件达到1.5万多个。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成功仿制苏式轰6轰炸机，这种飞机也曾多次发生事故。轰6装备的弹射救生装置操作程序繁琐、可靠性低，尤其是部分机组成员是向下弹射，几乎没有生还可能。一旦出现事故，机组成员宁愿竭尽全力将飞机飞回机场，或者迫降，也不愿意弹射。但大多数遭遇事故的飞行员没有迎来奇迹。

1995年3月，空军某部的轰6起飞后不久，便发生发动机停止运作、操纵失控的严重故障。指挥员命令机组成员跳伞，但随后便失去联络。飞机坠毁，大部分机组成员未来得及弹射出飞机。

出事的不仅仅是仿苏制的国产装备，进口的美国飞机也曾经连续发生重大事故。1984年开始，中国军方一共从美国引进了24架“黑鹰”直升机，用于高原运输。然而在1987年10月，其中一架就在配合纪录片拍摄时，发生机械故障坠毁，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事后经过调查，发现造成事故的是一个传动轴断裂。

最大的灾难发生在1991年，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副司令员张德福带领工作组沿中尼边境调研，乘直升机返回时，第二架飞机在转弯过程中突然遭遇下降气流，撞山坠毁，机上13人全部遇难，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中将、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大校。

反坦克导弹射向主席台

面对突发的军事事故，因为装备水平的局限，中国军人所能依靠的，更多的是个人意志。

1978年春，炮兵要举行“红箭73”反坦克导弹打靶定型审查报告会，徐向前元帅，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以及各总部的首长，坐在主席台上。指挥员下达开始射击的口令后，前两发都精确命中目标，第三发射击时，没想到飞出没有几百米，弹体就180度转身，“砰”的一声摔在主席台前面，又弹跳起来擦着主席台上檐落在左侧，把地砸了一个坑，哧哧冒烟，还在坑里打转……有人大喊一声“卧倒”，主席台下的人都卧倒在地。

经过检查，研发人员报告说这是一枚故障弹。罗瑞卿大发雷霆，一时气氛紧张。徐向前向主席台的人们招招手，让大家坐下，然后说没有关系，发生点事故是正常的，然后命令炮兵副司令接着打。

军事事故正在减少

改革开放之后，一批优秀军人为国防力量提升付出了重大牺牲。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可以说是在军事事故中殉职的最高将领，他在1976年指挥演习时，因米8直升机失事而牺牲。事故中殉职的还有军工科研人员。

2006年6月3日，一架由运8改装的预警机在安徽失事，机上40名人员全部遇难。事实上，中国的军事事故正在越来越少。以飞行事故为例，经统计，1984年之后事故数量明显下降。其原因在于，1985年部队进行精简整编之后，人员思想稳定，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

78年徐向前元帅遇险：反坦克导弹飞向主席台

核心提示：这时候，徐向前向主席台的人们招招手，让大家坐下，然后慢条斯里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发生点事故是正常的，常有的。”接着问那位炮兵副司令：“还有几发?”炮兵副司令员说：“还有两发。”徐向前和蔼地说：“接着打，接着打。”

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对我军武器研发非常重视。1978年春，有一天炮兵呈上来“红箭73”导弹打靶定型的审查报告。时间定好后，罗瑞卿让秘书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请一位老帅参加审查。当时叶剑英元帅和聂荣臻元帅都因身体不适住医院了，只有请徐向前元帅。徐向前按分工不管武器装备，当他听我们报告说叶帅和聂帅都住院了，就欣然同意了。

审查现场设在南口靶场，那天天气很好。主席台设在靶场的北端，工作人员在台下。徐帅和罗秘书长、各总部的首长、炮兵的首长坐在主席台上。金涛副主任拉我坐在主席台上后侧。

指挥员下达了开始射击的口令后，大家都拿着望远镜观察导弹的落点。前两发都精确地命中目标，大家都很高兴，等待第三发的射击。我们只听见一声“放”的口令，瞬时间“嗖”的一声长啸，第三发“红箭73”呼啸而去，没想到飞出不到几百米，弹体被线拉了一个180度转身，向主席台飞来。随着现场人们的惊呼，导弹“砰”的一声摔在主席台前面，又弹跳起来擦着主席台上檐落在左侧，把地砸了一个坑，哧哧冒烟的“红箭73”在坑里打转……现场的人有些惊慌，不知是谁大喊一声“卧倒”，主席台下的人都卧倒在地，人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结果……此时金涛大声喊：“老傅，下去看看!”我应声三步并作两步跑下主席台，一看哧哧的声音没有了，没有爆炸，是一大块烧黑了的、不完整的连着线的导弹外壳，没有弹芯，当然就听不到爆炸声了。可人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研发人员跑上台来给炮兵副司令汇报几句，主席台上首长都问是怎么回事?炮兵副司令只说故障弹、故障弹。此时我看到罗瑞卿脸都气青了，拉得很长，用四川话指着炮兵副司令说：“啥子啊，你咋个搞的嘛?”那位炮兵副司令紧张得满头汗水，断断续续地说：“首……长……是一枚……故障弹。”罗瑞卿说：“你咋个知道是故障弹?为什么不事先检查好，你不懂安全第一吗!”那位炮兵副司令下不了台，主席台上一时气氛紧张。

这时候，徐向前向主席台的人们招招手，让大家坐下，然后慢条斯里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发生点事故是正常的，常有的。”接着问那位炮兵副司令：“还有几发?”炮兵副司令员说：“还有两发。”徐向前和蔼地说：“接着打，接着打。”

徐帅为炮兵副司令解了围，也使罗秘书长下了台。

金涛让我问徐帅，打完两发是否回家?徐帅点头表示同意。我又给罗瑞卿说，打完两发，咱就回家。罗瑞卿也点头同意。我就顾不得看最后两发打靶了，告诉警卫处按首长顺序把车子调好，后面两发打完了，搀扶着首长上车。

第二天，炮兵的领导觉得惊吓了首长，出了事故，打电话给徐帅，要登门去道歉。徐帅坚决不让去，说这是个小事，也是正常的事，不必道歉。徐帅对下属的谅解，可钦可敬。

“跃进”号的准确位置在苏岩礁方位148度、距离1.2海里，即北纬32度0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其沉坐状态为船身左舷平卧海底，船首向北偏东15度。破损情况是，摸到破洞3处，凹陷5处，舭龙骨折裂一处。对苏岩礁的探摸情况是，在其西南角处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坦岩礁，岩礁有遭受触撞的明显痕迹，在被撞处的周围有很多岩石碎片，当时还取回8块。有3名潜水员在水下见到部分礁石上有紫红色油漆皮存在。同时对“跃进”号船体3段合拢的两条焊缝，经多次核查，未发现破损或异常变化。

至此，终于弄清了“跃进”号并非鱼雷击沉，而是触礁沉没的。也排除了对造船工艺有问题而沉没的猜疑。“跃进”号在岩礁给它致命一击之后，拖了长长的两公里路程，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沉入水底。

6月1日下午，编队传达周总理通过总参转达的指示：鉴于调查作业已基本完成，编队应于6月2日、3日返航。6月2日清晨，编队最后一次组织潜水复查，取出了“跃进”号航向记录纸、国旗和有关资料。除弃掉“海设”钩住船舱的一只锚外，其余器材俱已收拾齐备。水面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新华社发表声明

6月3日，编队撤离作业区，历时15天的水下侦查工作结束了，新华通讯社同时发出了电稿：

中国交通部为了进一步查明“跃进”号沉没的真实原因而派出的调查作业船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协助调查的舰艇在苏岩礁周围海域经过15天的调查作业，在北纬32度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处发现沉没了的“跃进”号船体，经过周密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时任上海打捞局局长的张智魁曾提议打捞沉船。但鉴于有关国际保险公司(“跃进”号购买了该公司保险)愿付出能购买两条“跃进”号的保险金，中国政府决定不再打捞“跃进”号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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