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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三世孙??越南与中国两千年的恩怨情仇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趣闻 来源: 记忆方法网

中越两国在古代历史上就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既有友好相处又有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国内出于维护“同志加兄弟”的外交需要,在出版的史书中避而不谈历史上两国的战争,越南却在讲友好时也在史书中大讲“两千年反对北方侵略史”。结果双方关系一旦出现不正常,中国人因缺乏心理准备而普遍对彼方的“忘恩负义”感到意外且难以理解。许多越南人却多能迅速实现反目成仇的角色转换。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如今的人们在看待中越的历史关系时,既要看到友好的一面,也不可讳言两国间古代的战事,并注重传统基因对今天两国关系的影响。《兵器知识》杂志2013年刊登军事历史学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文章,详细讲述了历史上的中越关系中不愉快的一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文并没有提及从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打打停停的中越陆上海上边境冲突。

友谊关为中越边境重要关口。明初置镇南关,中共建政后于1953年改名睦南关,1965年改友谊关。

史学界有句名言:“历史没有垃圾箱”。个人在生活中可以把不如意的东西当成垃圾扔掉,人类每一段历史不论多么不愉快却都不能抛弃。回顾中国同越南的历史关系,友好相处是主体,不过战争和冲突也不可回避。过去许多中国人总愿意显示一种“天朝”的宽宏态度,不大计较同邻居以往的冲突,对方却常常以一种怨者心态理解历史,以不正常的心理处理相互关系。因此,客观地回顾以往的历史恩怨,以史为镜启迪今人,才有利于促进国家间保持正常关系。

华夏文化开化了山越部落,越人进入中原王朝治下的“郡县时期”

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应该从其自身的国家结构形成、并有准确文字记载算起。例如中国古代有过“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和“女娲补天”等传说,这只是原始社会中尚无文字时的口头神话描述,严肃的史学家都是从4000年前王朝国家建立的夏代作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开端。我国周边有些国家却出于特殊的心理,总希望把自己的历史拉长,于是把民间传说和神话也当成了历史依据。

从文字记载来看,如今越南地区的历史只有2200余年,最早的记载还出于汉朝学者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前,如今五岭以南的“山越”人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既无文字也无政权。近代越南编著的史书《大越史记》,却认为越南人祖先为炎神农氏之后裔径阳王,其父帝“明”为炎帝三世之孙。这全系民间神话传说而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就如同中国古代神话“女娲补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将其祖先说成“炎帝三世孙”,又显示出一种认为与北方的“炎黄子孙”有并肩地位的好胜心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华夏地区,随后50万秦军和随军民夫进入五岭以南的山越部落区,顺利地控制当地并建立了郡县政权。后来越南史书上曾描述出有什么“瓯雒国”和“安阳王”进行“抗秦”战斗,这又是后来用于服务政治宣传的神话传说。当时山越地区只是各原始部落散居,既无文字也无政权,哪里有什么“国”和“王”?当地部落不习惯和不愿归顺外来军队,确实有一些抵抗,不过谈不上是国与国的战争。

统一岭南的秦军将领是河北人赵佗,在秦朝灭亡后才在当地建立了“南越国”并自立为王。不久汉朝建立,他表示臣服中原,此后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在长达1000多年时间内都成为中原王朝管辖的州、郡、县行政区,汉代称为交趾,在越南史上也被称为“千年郡县时期”。不过越南现代史书将此期间说成“延续一千多年的亡国时期”,则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曲解,因为此前岭南山越地区根本没有建立国家,何谈“亡国”?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对统治下的人民自然有压迫、剥削的一面,不过中原文明对边远地区带去的文明开化还是主流。自秦朝、汉朝起,中原王朝控制岭南、交趾一带后,带去汉字和儒学,才使当地有了文化教育。从那时起的一千多年问,当地知识分子一直用汉字,只有不识字的下层百姓才说当地方言--越语,不过也掺杂有大量北方的外来词汇,连现代越南史书也承认其最早的语系是“汉越语系”。越南史学家也承认,正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带来了铁制工具,使交趾地区农耕水平有了一个大发展。可以说,以汉字为代表的文明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南传,才使当地有了最早的文明进步,由原始部落迈入了封建社会。

越人反对中原王朝统治有过暴动,“二征夫人”被树为典型

从汉朝至唐朝末年,中原王朝对交趾地区(即如今越南北部)的统治确有封建盘剥的一面,激起过当地民众的不满。这种“官逼民反”的现象在中原其实也很普遍,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容易引发自立政权。东汉初的公元37年,交趾太守苏定实施暴政,引发了当地民众反抗。两个女首领征侧、征式姐妹乘机聚众造反,陆续攻克六十多座城池。

据后来的越南史书称:“山西一带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说,二征夫人的母亲叫谩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孙女”,早就有独立建国的心思。公元40年3月,征侧和妹妹征式举兵后,当地许多人纷纷响应,攻打东汉在交趾的统治首府赢偻(令越南河北省顺城),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在如今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也相继爆发了暴动。据称暴动者一度占领了65个县城,征侧被推祟为“征王”,在两年时间自立建国。

岭南地区的暴动,惊动了东汉王朝。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军2万南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岭南,征侧、征式于公元43年兵败自杀。

在中国史籍里,马援是“平乱”英雄,可是后来越南史书却把“二征夫人”写成了使“民族独立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建国的“民族英雄”。如今河内的“二征庙”是重要名胜,从越南阮氏王朝的帝王到后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都到此祭拜。称“二征”是越南的开国之主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服务于鼓动民族情绪,并把“建国史”拉长到汉朝。

如何看待“二征”的暴动呢?中国古代史籍中将这两人称为“女贼首”,在新中国成立后颂扬反封建王朝起义的史学思潮影响下,又有人将其看成“起义领袖”。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时,曾由留学法国时便相交的胡志明陪同游览河内市区,看到许多民众向一个庙进香非常拥挤热闹,便询问是什么地方。身边的那位当年的“革命老大哥”有些为难地说明了这是“二征庙”,然后想回避这一话题,周恩来却说也可以代我表示一下祭祀。在中越关系恶化时,越南有人曲解这一举动,说成是为“侵略”道歉。其实周恩来的举动表现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一种思潮,只是称赞反对封建王朝的起义者。

“二征”暴动该怎样评价呢?按不同的历史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或说成“反贼”,或称为“起义领袖”,马援平定她们也可冠以“平乱”或“镇压起义”的不同定义。不过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时交趾地区毕竟是汉朝的行政管辖区,著名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军事行动毕竟是处理国内问题,这与越南史书中所说的“侵略”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在三国的吴国、南北朝和隋朝统治交趾(后称交州)期间,越族人一再发生暴动,唐朝重新平定当地并改名“安南”,此名在后来千年间成为当地称呼。唐末藩镇割据后,公元906年唐朝任命安南豪强曲承裕成为节度使,朝廷实际上对其已不能控制,越南史书又将此人称为“民族独立的奠基人”。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安南节度使曲氏集团也割据当地,不过又一度被立都广州的南汉国控制。不久,安南节度使吴权指挥当地军队在白藤江上打败了南汉国军队。取得这个“白藤江大捷”后,938年,吴权废除了中原王朝任命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

公元968年,吴朝被“大瞿越国”(也称丁朝)取代。丁朝对北方只称万胜王,在内部却已经称皇帝,等于宣告了越南正式独立。

古代历史上的宗藩关系,也包括“天朝”要帮助藩属的一面。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时,阮氏王朝向清政府求援,中国还为此从1884年至1885年同法国打了一场中法战争。在战争期间,中国付出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沿海还受到不小损失,越南国王却率先屈服,当着法使的面焚烧与中国的藩属文书,甘心投靠法国充当傀儡。虽说这是因为法国势力强大,越南上层对华传统中不良的一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法国统治越南期间,大力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故意大修“二征庙”,把越南人的仇恨心理转移到北方,这又在当地心理上留下了不小的影响。

仔细了解古代越南同中国的恩怨史之后,人们往往会感慨,过去众多中国人看待自己那个南邻往往过于浮浅,关系好时便视为“同志加兄弟”,关系恶化时便简单地骂其“忘恩负义”。历史基因的传承,却使越南人很了解中国,特别是其上层对中国又经常有着两重心理。越南的一些人还认为,入侵过自己的法国、美国都远隔万里,将其驱走后便不足多虑,而永远是邻居的北方强国才需要全力对待。近年来,饱受过美国蹂躏的越南人又欢迎美舰来访,这使许多人感到奇怪,不过若是看看越南的对外关系史特别是对华关系史,也就可以理解。

温故知新,鉴古警今。近现代特殊的国情,使许多中国人在研究对外关系时看重美、俄、日等强国,对越南这样的弱邻居却始终缺少深入的研究,遇事便感到意外。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理性化,处理国际关系时要体现出理性,恰恰要注重研究历史。看待现在的中越关系同样要回顾古代的恩恩怨怨,才能使人保持清醒冷静头脑,并以符合现代思维的态度处理好对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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