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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北京护城河畔一处住宅内，一支600人的特殊队伍悄然成立，它的名字传奇而神秘：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六十年后的今天，时任大队政委的慕丰韵一字一顿地重复周恩来的“死命令”：要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最关键的岗位给了女生队

便衣大队的600名警卫由三部分力量组成，“所有警卫人员都是我们亲自挑选的，政治素质好是先决条件，不怕牺牲是必要条件。”其中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担任路线警卫，他们的任务是散在领导出行沿途保卫安全；华北军区情报处抽调一部分侦察员，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附近的秘密警卫。这两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实战历练的大小伙子，“我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样，干什么像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只装个样子，便衣警卫们真的去拜师学艺。”于是，支起摊子卖水果、敲着小鼓收破烂、捉起针线修鞋……原本的军官就这么干起了“小买卖”。慕老至今想来仍然感慨：“都是排长、连长的干部，一声令下就变成小商贩，没人说一个不字。”

最特别的是第三支队伍，这是四十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抽调出的女生，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以服务员身份贴身保护领导和贵宾安全。
“我们把最关键的担子压给了女孩子。”慕丰韵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贴身卫士由中南海九局选派，这些女便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城楼水源安全。“可别小看端茶倒水，当时特务最擅长下毒，天安门城楼上的水都是专供的，专人负责烧水看管，女生们必须保证从专人手中取水，再送到领导面前，过程中壶不能离手。服务之余女孩子们还要眼观六路，时刻注意城楼上动向，毕竟她们的身份是便衣警卫。”

身负暗杀任务的大特务落网

“大典前夕，截获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准备开飞机来轰炸，并派特务搞暗杀。空军部队在防空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而我们警卫大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前抓获那些杀手特务。”

谈起戴运鹏，慕老多少有些后怕。戴运鹏是精英级别的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给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开国大典上刺杀毛泽东。戴运鹏曾经三次来京潜伏在朋友家中，刺探北京城里环境寻找下手时机。第四次入境时，情报部门通知慕丰韵立即展开擒获行动，情报中特别提醒便衣大队，该特务会武术，一身轻功能上房。“我当时就说他吹牛！”老人大手一挥，“我信他能把草席子扔房上。”豪气归豪气，当时的慕政委还真没敢掉以轻心，特别挑了4名彪形大汉守在深圳口岸，戴运鹏刚进关就被摁住。“我亲自审问戴运鹏，问他到底会不会轻功，他承认是吹牛吓人的，也就是跳得高一些。很快，姓戴的就被毙了。”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已经非常近了。

扫雷器过滤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一天天临近，慕丰韵和战友们的心也一天比一天紧张。“那年头也没别的武器，我们就怕炸药和地雷，大典前夜，战士们拿着扫雷器仔仔细细地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探了一遍，每个座椅下面、每个旮旯边角，查了又查。安全了，马上派武装战士把天安门会场区域围起来，严密封锁。”当晚，周恩来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安保工作，特别把慕丰韵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安保情况后，方才放心离去。

1949年10月1日早上8点半，慕丰韵准时到岗，他的指挥部设在金水桥畔的观礼台中，头顶就是天安门城楼，公安部长罗瑞卿始终站在毛主席身后。那一刻，站在城楼下的他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就一个念头，千万别出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南海出发前，九局的贴身警卫通过专线保密电话通知我，我再把便衣路线警卫撒出去，分布在从中南海到天安门沿途。为了防止泄密，严禁过早通知，提前半小时才能发出信息，而便衣警卫必须在首长出门前20分钟到岗。”

就这10分钟的时间，便衣警卫用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哪里有什么汽车、无线电通话器呀，只能沿途设几个固定电话站，警卫发现异常就蹬上自行车打电话汇报。”想起手下的小伙子，老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都是好样的，素质真好。”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出了中南海，慕丰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领导们平安走上天安门城楼，大家的心脏算是归位了。回想当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慕丰韵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05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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