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当年何应钦作为中国驻华北最高长官，却两次受到日军军官的侮辱，这不过是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在外交上羸弱的一个缩影而已。

取代张学良统领华北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软弱让日本得寸进尺。1933年初，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割断东北抗日武装与关内的联系，为夺取全中国做准备，日本派军队向热河(现河北、辽宁和内蒙古交界地带)进攻，日军在山海关遭到张学良的手下何柱国部队的还击，这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长城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等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政府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实际上却另有含义。比如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代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统领华北各省军队。

何应钦一行于2月28日凌晨抵达北平。几天后，就传来消息说，热河省主席、酷爱老虎的汤玉麟对日军一枪不放，先是把200多车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运到天津租界，后又于3月4日率部下逃到承德。

手下弃阵地逃跑，张学良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于是，何应钦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

何应钦尽显“婆婆心肠”

何应钦当上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后，因长城战事日益紧迫，加强了北平的戒备。除了调部队布置城防外，何应钦还宣布北平城夜间戒严。

当时，日本在北平已设有公使馆。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是外侨尤其是日侨活动的地方，他们不守中国驻军的戒严令，经常到处游荡。

一天晚上，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武官酒井隆喝得醉醺醺的，在苏州胡同一带东游西逛，受到中国哨兵的盘诘。酒井隆感到很没面子，当场向哨兵扬言：“要找你们最高长官理论。”

第二天，酒井隆带上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到新华门，声言要到居仁堂面见何应钦，抗议“中国士兵对日本军人的无理”。中国宪兵按照制度，要求酒井隆单独进去见何应钦，随来的两名日本士兵不得入内。酒井隆不同意，大闹起来，居然毫不知耻地当众解开裤腰带，对着居仁堂的照壁撒尿，显出一副流氓无赖嘴脸。

宪兵无奈，只好进去请示。结果，何应钦竟然同意酒井隆带士兵入见。当酒井隆向何应钦提出所谓“抗议”时，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紧跟左右，丝毫没把何应钦放在眼里。何的自尊心显然受到了伤害，称酒井隆的举动是“毫无外交礼仪的粗野举动”。酒井隆狡辩称头天晚上中国哨兵对他进行“人格上的侮辱”，要他下跪，并想拿大刀砍他。他在北平的生命“没有保障”，所以外出不能不带士兵随行。何应钦听了酒井隆的信口胡言，竟然向其道歉解释：非常时期采取非常行动，也是出于保护各国人员生命安全的考虑，请多多理解。最后，酒井隆得意洋洋而去。

酒井隆走后，何应钦命令北平军警，以后对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要“客气、礼貌”。何应钦私下里被人称为“何婆婆”，除了说他办事优柔寡断外，还指他涵养好，有“婆婆心肠”。然而“婆婆心肠”施于敌人，不能不令人齿寒。

既然中央派驻华北的最高官员都如此窝囊，前线将士的士气和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果然，悲壮的长城抗战仅坚持了两个多月就全线放弃了。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的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却可以随意出入，日本因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

酒井隆脱鞋又小便

在《塘沽协定》签订两年之后，日军又制造事端，想使整个华北“特殊化”。1935年5月2日晚，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资助的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天津日本租界内被刺身亡。5月3日凌晨，另一个与日本有关系的天津《振报》社长兼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亦在日租界内被刺杀。5月29日，已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放出话来，称二人之死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日本战败后，酒井隆供认二人之死是其策划的)。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就胡、白被杀事件，向何应钦递交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以上机构都是蒋介石为加强对华北的控制而设，阻碍了日本使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而实行“自治”的阴谋，因此为日军嫉恨。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并罢免对日本态度强硬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

事关重大，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并在此后第13天，分4次与酒井隆当面交涉。6月10日，何应钦第4次与酒井隆面谈协商此事时，酒井隆又使出流氓无赖的手段，他把鞋子脱掉，放到谈判桌上，然后盘腿坐在椅子上，并不时地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按照日方拟订的条约签字。何应钦没有应允，酒井隆竟大发脾气，骂骂咧咧地出了门，没走几步，即解开裤带，不避周围众人，当院小便起来，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何应钦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于6月13日回了南京。但日方如影随形。终于，经与日方秘密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05727.html

相关阅读：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
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