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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新书《葛剑雄写史》，从春秋、两汉、三国、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等朝代选取了十六个有代表性并对当时及后代历史发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夹叙夹议，以点及面，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次照相似的扫描。其中有对今人不太注意的历史事件的深刻挖掘，也有对今人错误的历史认识的颠覆性纠正。本报特摘选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揭发表兄，大义灭亲，38岁当上大司马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王莽出身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王莽从小谦恭好学，生活俭朴，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按惯例应继任大司马。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淳于长的妾许女靡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氏想求皇帝给她复位，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女靡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此事让王莽打听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机会报告王根：“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为他在成帝前说情。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他们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被杀死。王莽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38岁。

体恤百姓，网罗文士，赞颂他的民歌有3万字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继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侄儿、原定陶王刘欣。哀帝继位后，他的母家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王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闭门不出。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元寿元年，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家。

一年多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急召王莽进宫。哀帝的嬖臣、大司马董贤被免职自杀，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9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等等。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王莽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36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25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他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元始五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太平盛世。

登上新朝皇帝宝座，王莽的成功并非偶然

当年底，14岁的平帝死了，元帝已经绝后，宣帝曾孙辈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所以在宣帝玄孙中挑选了一位只有2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祟，但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令祥瑞纷至沓来。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匾，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匾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匾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11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人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43万万。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普遍不满，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

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也都是货真价实的。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

脱离现实，托古改制，自走绝路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王莽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土地，提高百姓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颐。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280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

王莽泥古不化，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退至渐台。将士全部战死。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肢解。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这里是更始帝的驻地，也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当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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