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国”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楼，都对前朝有所延续，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天下再三分 反腐是关键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相乱政，贪腐横行，终于侵蚀空了大汉四百年基业。一时间，英雄并起，魏、蜀、吴三分天下，是为前三国。经过二百年纷乱，到了公元6世纪初，南边的南齐，皇帝骄奢淫逸，大臣腐败成风，对待百姓如狼似虎。各种矛盾此起彼伏，恶性膨胀。雍州刺史萧衍趁势而起，取而代之，建立梁朝。

　　在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虽然努力学习汉族的文化和制度，却仿建门第制度，效法贵族式的生活，随之而起的就是贪腐和搜刮，新都洛阳成了夸富的中心，吏部成了官爵交易的市场。腐败风气盛行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百姓，各级官吏以贪渎刻削为能，征收赋税，小斗改大斗，小尺改大尺，但还不够维持他们奢豪的生活和买官的费用，又发明了税收预征制度，最狠的地方要预征6年。苦难深重的人民实在难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起义烽火一时间烧遍全境，半壁江山再分裂，北魏分解为东、西魏。天下再次出现三分之局，进入“后三国”时代。

　　“后三国”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楼，都对前朝有所延续，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梁武帝节俭感动不了贪官污吏

　　南齐末年，君昏臣贪。萧衍建立南梁政权后，有志纠正前朝弊政。他登基当天就下诏，除选二千宫女赏赐起事将士外，其余后宫乐府、西解暴室的宫女全部放遣。他也身体力行，每天只穿麻衣布服，食蔬菜素食。凡是皇帝的种种享受，他一概摈除。梁武帝萧衍也可算是史上最节俭的皇帝。

　　为了整肃吏治，梁武帝登基第五天，就分遣内侍，巡察四方，察纠不法，要求对于贪赃枉法、侵渔百姓的官吏，马上奏报处理。同日，他还下诏起草《梁律》。《梁律》对官员因事受财、监守自盗，要比照盗窃罪加重量刑，十匹以上者就要处大辟之刑，就是斩首示众。

　　虽然对贪腐之害有所认识，但相对法令，梁武帝更希望以佛法洗涤官吏的心灵。他是史上最信佛的皇帝，不仅大建佛教寺院，还三次舍身佛寺，他要以慈悲之心来治理他的国家。

　　梁武帝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有功将士，他授予实权，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于门阀世族，他尽力恢复他们的地位。对于前朝贪赃奢靡之人，他也都予以纵容。为了安排旧族、新贵、寒士，他设定文官九品十八班，武官十品二十四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等等，可还是应付不了，梁武帝只好多设州郡县，将原来的23州分解为107州，郡县就更不计其数了。为了满足各既得利益集团，他实在是绞尽脑汁了。

　　在梁武帝的优容下，前朝腐败之风不但没能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最后他也在大乱中活活饿死。

　　官风恶化到了极点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之时，高欢带着一帮兄弟参加义军，后又投靠官府，攻打义军，形成势力，在北魏分裂后控制东魏政权，其子高洋建立北齐。

　　高欢集团多低下阶层，受过北魏权贵的欺压，没有想到一进中原，也很快学会了吃喝玩乐那一套，出现普遍贪污腐败现象。高欢对贪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起兵之初就说：“我做统帅，首先就要严明纪律。”他以身作则，行军路过麦田，都要下马，牵马步行，怕践踏百姓的田地。但是他对部下的堕落，有些无可奈何，他认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要靠将军们卖命，不能不放纵一些。

　　一个叫杜弼的官员对高欢说，现在文武官吏如此贪腐，必须严惩才行。高欢说：“官场上贪污之风，由来已久。我如果过分强调纲纪，不能宽容的话，他们一旦都离我而去，我将如何立国？而且他们还都手握雄兵呀。说不定没有反掉他们，先把我反掉了。”

　　在他的纵容下，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大将彭乐竟为了一口袋的黄金，把已经落到自己手上的敌方主帅给放走了。大臣们不仅自己贪腐，还教唆皇帝一起玩乐。高欢第九子高湛在位时，君臣一心，竞为贪纵，不断加重赋税劳役，耗尽民力，终至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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