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了弗里尼库斯的戏剧《埃及人》、赫勒尼库斯的《埃及》。同样与此相关，埃斯库罗斯的《乞援女》中包含了许多描写埃及人种的段落。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说荷马、莱克格斯、索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等人都曾经造访埃及。埃及似乎是文人墨客和贤明的政治家必须亲临其境的神秘国度。
在希腊化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为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用希腊语编写古代埃及历史。按照《旧约》，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与埃及法老密不可分。在《旧约》编纂者的眼里，埃及既是他们祖先的伤心之地，也是值得他们感恩的福地。埃及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发祥地，根据《新约》，耶稣降生以后，为了躲避希律王的追杀，约瑟夫和玛利亚不得不带着年幼的耶稣逃到埃及。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卫道士们来说，埃及就是专制的代名词，埃及法老就是暴君的代表。
缺乏语言的钥匙 永生和智慧成谜
一方面，古代埃及文明的某些因素业已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古典作家、马涅托和《圣经》对古代埃及的描述得以保存下来，还有屹立在埃及土地上的众多建筑物也在述说古代埃及人的故事。不过，因为人们无法认读象形文字，他们无法真正进入古代埃及人曾经的世界。从古典晚期，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一直到近代，西方人对古代埃及的兴趣没有间断，反而日渐增强，只是因为没有语言这把钥匙而充满了想象和虚构。
西方人对古代埃及文明的两个方面特别着迷。首先，埃及始终与克服死亡和追求永生这个人类普遍关注的永恒主题密切相关。富丽堂皇的墓室，墓里的木乃伊和无所不包的随葬品，还有金字塔、方尖碑和各式各样的护身符都被视为古代埃及人寻求永生和沉迷于转生的物证。人们从自身对生与死、疾病和灾害、今生与来世的态度和对世界与人生的恐惧、焦虑及期盼中对古代埃及进行想象和虚构。
其次，人们相信古代埃及人曾经创造已经失传的智慧。传说索伦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萨伊斯向当地的祭司请教过有关智慧的问题，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甚至声称柏拉图和索伦在埃及了解并学到了摩西的智慧。按照狄奥多洛斯的理解，摩西、赫尔墨斯和琐罗亚斯德形成智慧三圣哲。人们相信埃及智慧神图特与希腊神赫尔墨斯曾经联手主司魔术、占星术、炼金术和文字。新柏拉图主义者试图寻找这些丢失的智慧和知识，他们相信象形文字就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费奇诺翻译了所有柏拉图保存下来的著作，同时翻译了据称是成文于法老时期的涉及炼金术和巫术的文献。这些被称为《赫尔墨斯全集》的文献后来被认定源于希腊化时期，据说它们对哥白尼、布鲁诺等人都产生了影响。“神秘学”的推崇者们试图借助星占学、神灵学、占卜术和炼丹术重获古代埃及人的智慧。“玫瑰十字会”的成员自称有古传秘术，据说莱布尼兹、牛顿都曾经为其成员。“共济会”的会员们则使用与古代埃及相关的符号和标志，如金字塔、石柱、带有伊西斯头的柱头，其成员据说甚至包括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这样伟大的政治人物。
拿破仑远征惨败 欧洲刮起埃及旋风
从17世纪开始，西方人不再满足于依据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解读和想象。1638年至1639年，英国数学家试图测量吉萨高地上的胡夫金字塔，他的目的是证明这座古代埃及建筑与地球的周长有密切关系。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会成员西卡尔制作了显示孟斐斯和底比斯神庙与陵墓方位的地图;来自爱尔兰的主教波考克根据自己在埃及的游历绘制了标注国王谷十八座陵墓的地图。以埃及为题材的虚构小说成为畅销书，比如一个由女人统治的国度。一个名叫特拉森的神父创作的小说甚至促使莫扎特谱写了《魔笛》。
即使不能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军事行动造就了埃及学，至少可以说起到了极大的催生作用。对于拿破仑和同时期的法国人来说，埃及曾经创造过辉煌，不仅拥有无数古代建筑和文物、肥沃的土地和打开智慧宝库的钥匙，而且还占据独一无二的战略位置。拿破仑不仅要发现和利用法老时期的文化，而且要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把埃及当做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跳板，即切断英国与印度及西亚的连线。远征以滑铁卢式的惨败结束，34000名士兵中有21500人生还;16000名水手中只有1866人返回法国;151名学者中，有12人提前离开埃及，26人死于埃及，5人回到法国不久后死去。
尽管法国在军事上败给英国，但是拿破仑的远征拉近了埃及与欧洲之间的距离。随军的学者们回到法国以后把制作的拓片和素描编纂成23卷本的《埃及志》，加上军人和学者们带回的埃及古物，欧洲大地刮起了前所未有的埃及风。英语中化学(chemistry)这个名词实际上由炼金术(alchemy)一词演变而来，而alchemy则是由阿拉伯语中的al-kimia(意为埃及的艺术，古代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家为km.t，即黑土地)的基础上形成的。英国人甚至以为吉普赛人(Gypsies)与埃及(Egypt)有关。
从猜测到认识文字? 埃及学诞生
既然古代埃及人用他们特有的文字形式记录和表达了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况，只有解读他们的文字，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他们。欧洲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象形文字是表意的，即每个符号所表达的意思应当与构成该符号的动物或图画在意思上有关联。拿破仑的士兵在罗塞塔发现的石碑为西方学者解开象形文字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这块后来被称作“罗塞塔石碑”的石头上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大众体和希腊语刻写了同样内容的铭文。
早在1802年，一位瑞典学者试图借助罗塞塔石碑释读象形文字，他意识到希腊文中的专有名词和其他文字中的专有名词似乎一致。1814年，热衷于语言的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推断圈在椭圆形里的专有名词应该是王名，他进一步推断，古代埃及人没有相应的符号表示外族的名字，那么他们只能采用音译的方式，他由此认读了若干象形符号的发音。托马斯·扬仍然相信象形文字主要是一系列寓言和对宇宙沉思默想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他因此把古代埃及人看做一群哲学家和宗教幻想家。此外他认为这种表音形式只限于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而之前的象形文字完全是表意文字。托马斯·扬在一封写给曾经跟随拿破仑征战埃及的法国人德农的信里描述了自己的发现。
商博良从托马斯·扬的信中受到了启发，他意识到象形文字当中有些符号具有字母功能，但是他没有承认自己从托马斯·扬那里获益。商博良完成了解读象形文字从臆想、猜测和联想到真正认识的过渡。1822年，商博良在法国铭文和文学研究会宣读的文章中宣布解读象形文字的成果。这一年被后来的埃及学家们视为埃及学诞生之年。1824年，商博良通过文章和著作详细解释象形文字系统。1831年，年轻的商博良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埃及学教职，此为全世界最早的埃及学教席。纪念象形文字破译150周年之际，罗塞塔石碑从大英博物馆到巴黎作短暂逗留。法国展览主办方在石碑的两边安放了商博良和托马斯·扬的画像。
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趋向显而易见
不可否认，西方对古代埃及文明的重构首先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圣经》中有关埃及的记述。在埃及进行考古活动之前，西方人在两河流域发现和发掘出古代巴比伦、尼尼微、乌尔等城市遗址。这些发现引起西方人的轰动主要是因为《旧约》提到了这些城市，它们是曾经侵略和奴役耶路撒冷的暴君们发号施令的地方。西方人把犹太人的家园称为“圣地”，他们从这里环顾四周，整个西亚和埃及都被视为“圣经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一片区域上为了更好地理解《圣经》而进行的发掘被冠名为“圣地考古”。起初在埃及开展的考古挖掘活动主要是为了寻找以色列民族的祖先在埃及生活的痕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趋向显而易见。
尽管埃及学是在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伴随着西方人试图为《圣经》寻找证据的活动诞生的，但是不能否认热爱知识和尊重科学的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为这个学科降生和成长而作出的贡献。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兹因创作埃及题材的畅销书而变得富有，她用这笔钱建立了埃及探索基金会，资助考古学家在埃及进行考察和发掘，尤其是那些濒临毁灭的遗址。受到该基金会资助的英国考古学家彼得里一改先前许多人旨在寻找贵重文物，忽视陶器、石器等物品，为了利益甚至不惜使用炸药的做法，采用极其慎重和细致的方法进行发掘，并且详细记录发掘现场，然后把发掘过程和结果以科学的方式予以发表。仅在涅迦达史前遗址，彼得里发掘了三千多座坟墓。彼得里一共撰写了近一百部专著和千篇文章。
德国第一位埃及学教席的拥有者莱普修斯花费毕生的精力收集和整理古代埃及的文字和实物。他为许多古代埃及遗址编目，编制出古代埃及的年表。莱普修斯在埃及文字方面的研究不仅证明了商博良解读方式的正确性，而且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补充和改善。莱普修斯的接班人艾尔曼总结出象形文字中的多种时态和语态，编写了迄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的埃及语语法书，以此证明了象形文字在表达意思方面远比人们想象得更加高效和细腻。艾尔曼及其弟子们在埃及语与闪米特语系的多种语种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也获得了重要成果。
拿破仑应当说是西方探索埃及的先驱，此后，主要由法国人担任埃及文物管理部门的要职。被任命为埃及文物部主任以后，马里埃特颁布法律禁止任何人在未经埃及文物部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发掘。此外，他规定所有考古队挖掘的珍贵文物不得带出埃及国境。马里埃特经过多方努力于19世纪末建造了布拉克博物馆，然后又着手建造更大的博物馆以适应文物迅速增多的需求。马里埃特的接班人马斯佩罗组织欧洲和北美众多国家的学者编制埃及博物馆数万文物的图录，历经几十年，册数达上百卷。由艾尔曼牵头并联合欧美许多埃及学家编纂的多卷本《埃及语词典》于20世纪初出版发行，同样作为西方合作结晶的七卷本《埃及学百科全书》于20世纪70年代付梓。可以说，人类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打开了通向法老世界的大门，西方诸国竞争和合作促使埃及学这门学科诞生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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