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年间，钱学昌盛，杭州一位姓钱的古泉收藏家高价求得一枚轻薄如榆树之荚(即榆钱)的“榆荚钱”，被众泉友传为笑谈。钱某见人笑话，却不以为然，哈哈一笑，仍旧孤芳自赏。不久，圈内传出一则新闻，钱某这枚“榆荚钱”居然从北京琉璃厂换得了一间三门脸的大门面房。细问得之，此钱并非一般的“榆荚钱”，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年号钱”。
年号钱，顾名思义，即古代帝王以年号所冠名的铸币，是中国货币学史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号钱从两晋南北朝时期，经过唐、五代的沿袭，于两宋时期已开始盛行，这种承袭之风一直延续到清末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新型的币制所取代。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年号的皇帝是汉武帝刘彻，但第一个铸行年号钱的皇帝却是十六国时成汉昭文帝李寿。
李寿(300—343)，十六国时成国国君李雄的堂弟，为人聪明豁然，历任要职，为开创成国基业立下汗马功劳，素有“贤相”之称。李雄死后，其子李期即位，李寿辅政。李期对李寿十分猜忌，李寿怕遭杀身之祸，常借口边境形势紧张不去成都朝拜，并暗中策划攻取成都。玉恒四年(338)四月，李寿攻陷成都，废掉李期，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汉，改元汉兴。
李寿非常自负，颇有些舍我其谁?当了皇帝后，李寿越发瞧不起父兄，觉得自己比他们强，“耻闻父兄时事，……自以己胜之”，下令“上凡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违者必受重罚。对于前任留下来的法度，他也看着不顺眼，于是“凡诸制度，皆有改易”(晋书)。李寿在位期间没有大的作为，但他改革币制，铸行“汉兴钱”，却首开了中国年号钱之先河。
李寿为何要铸行年号钱?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其一，李寿是通过政变夺取皇位的，名不正，言不顺，将年号铸于钱面，可以昭示皇帝声威，宣示国家信誉，从而稳固其统治;其二，李寿铸造年号钱，废除旧币制，便于国内货币流通管理，促进经济发展，阻止外来劣币充斥本国市场;其三，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即通过币制改革来满足私欲。
成汉的地盘主要在蜀地，当年，因诸葛亮、姜维连年对外用兵，致使蜀国百业凋敝，经济衰退，朝廷不得不一次次减轻货币重量，靠货币贬值来维持。西晋后期，八王相争，社会动荡，物价飞涨，货币减重，旧有的西汉五铢常被凿成内外二枚使用，称剪凿钱，公私竞铸小钱，以救危急。加上李氏为争霸蜀中，连年与晋室争战，成汉经济危机无异于蜀国末年。
李寿称帝之初，尚能承袭李雄政风，宽惠简朴，勤于政事，然而不久便变得穷奢极欲起来;尤其是出使后赵的李闳、王嘏回国后，盛赞后赵“宫观美丽，邺中殷实”，李寿听后“心欣慕”，于是“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大兴土木，需要耗费海量钱财，李寿如要“逞其志欲”(《晋书》)，只能采取蜀汉末年铸小型钱的办法，加重对百姓的剥削。
汉兴钱，身形薄小，重约一克，却令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晋书》)，入不敷出，有苦难言，见证了李寿对钱财的贪婪榨取。汉兴钱按钱文排列方式可分为两种，上下排列的称“直汉兴”，左右排列的称“横汉兴”。汉兴钱因钱体轻薄如榆钱，被后人误认为是西汉“荚钱”。乾隆十三年(1751)《钦定钱录》纠正此说，指出汉兴钱是成汉李寿时所铸。
通过发行“汉兴钱”，朝廷富了，百姓穷了。李寿没把钱用在民生上，而是更加骄奢淫逸，甚至想与东晋抗衡。汉兴三年(340)，后赵国君石虎邀李寿联兵伐晋，平分天下。李寿于是大修船舰，严兵缮甲，率兵鼓噪盈江，准备溯江而上。群臣以“吴会险远，图之未易”为由“叩头泣谏”(《晋书》)，李寿也怕世人说他勾结胡人，当汉奸，这才作罢。
李寿执政后期，变得相当冷血残暴，嗜杀成性。为能“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域”，李寿对有小过之人“辄杀以立威”，丝毫不讲情面。对于李寿的暴政，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等人直言劝谏，均被李寿除掉，一时间朝野恐怖，人心惶惶，以至于天下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晋书》)。汉兴六年(343)，李寿病死，谥号昭文帝，庙号中宗。
李寿定年号为“汉兴”，意在希望成汉政权像汉朝那样兴盛不衰，国祚久长;他匠心独具所铸行的包含有政治意义的“汉兴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避免了货币流通市场的紊乱，但李寿以严刑峻法治国，同时极尽奢侈，致使百姓不堪压迫，人心思变，成汉政权在其统治下日趋没落。在他死后数年，成汉即被东晋所灭。
李寿在位虽然只有六年，但他铸行的汉兴钱却是中国年号钱的先导，在钱文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其钱文采用纪年，突破了铢两制货币体系，是中国古钱币从记量到年号的转折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后的帝王大都把铸行年号钱作为立朝建制的标志之一。此外，年号钱还引起了日本、越南等周边邻国的纷纷仿效，这恐怕是李寿当年所未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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