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才识体系中有先秦儒、道、法、墨、名、兵、纵横等诸子学派的思想因素，可谓学综百家、博采众长。对于前代文化遗产, 诸葛亮采取的是积极的兼收并蓄的方针。关于这一点以往学者著作中已有专门论叙，本文亦不再赘述。以下笔者拟做一次细化，谈一谈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儒家著作之一 ——《左传》对于诸葛亮的影响。妄言之处，还望列位专家海涵。《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现在一般认为是春秋后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相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先师为之言，后师为之传”（1），这是经学的传统。《左传》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5年左右。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长于修辞的史学著作，《左传》开编年体著史之先河，以鲁史为线索，以鲁国十二个国君的谥号为次序, 洋洋十八万余言，生动翔实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公元前722年至前454年）的重要史实，着重叙写了春秋时期各诸候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法令、外交、文化、历法、天文、风俗等状况，突出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和思想。“体大思精，鸿篇巨帙”（2），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典籍。《左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从思想内容上看，它首先肯定了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的“霸业”，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尊王攘夷”——“尊王”是拥护岌岌可危的周朝，“攘夷”是斥逐进窥中原的各族。它直言不讳写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兼并提出异议，揭露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相互残杀。它谴责“爱鹤而不爱民”的卫懿公、残害无辜以取乐的晋文公以及其他大小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罪行，目的在于使腐朽的贵族吸取教训, 有所警惕。它歌颂善于治国的管仲、晏婴、子产，强调指出人心向背的重要意义，提出“违民不祥”、“众怒难犯”等以民为本、重视人民的言论，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左传》一书西汉时开始在民间流传，东汉初被列入官学传授系统，成为古文经文学起家之书。伴随着经学受众的日渐壮大，《左传》这部经典影响则更加广泛了。再看看诸葛亮，他出生在东汉末年的一个传经世家中，远祖诸葛丰，生活于西汉武、昭、宣、元四帝时期，“以明经为郡文学”（3），后来仕至司隶校尉，进加光禄大夫,全家由今诸城迁至今沂南（即东汉时的阳都县），因此阳都诸葛氏可以称作是源远流长的世家了。诸葛亮的父亲诸葛?，诸葛丰七代之后，汉灵帝时先任梁父令，后为泰山郡丞，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会通百家。亮长兄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4），东汉儒家世代传经，是时代风气使之然。在这样一个古文经学派的家学背景下，处于求学启蒙阶段的少年诸葛亮，自然要熟读《左传》这部经学入门典籍的。诸葛亮来到襄阳后，被荆州牧刘表安排在城南“学业堂”读书，师从綦毋?、宋忠、司马德操等人。而綦毋?等人皆“博通诸经”，受其熏陶门中弟子伊默就“专精于《左氏春秋》”（5）。有这些名师硕儒的敦敦教诲，加之“少有逸群之才”“独观其大略”，诸葛亮必尽得《左氏春秋》之精髓。《左传》对于诸葛亮的积极影响，透过他的思想言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左传》中“民本”的思想。《左传》中“以民为本”的终极关怀思想贯穿全书。文中通过随季梁（桓公六年）和宋司马子鱼（僖公十九年）的言论多次提出“民，神之主也”的观点，并在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公十五年）、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公元年）等篇章中反复强调“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6）的结论。诸葛亮治蜀尤其注意顺应民心、为民兴利这一事关政权的根本问题。他指出：“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7），“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8），“因天之时，就地之事，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9）。他坚持以民为本，讲究“德治仁政”，注重人心向背。他“抚百姓，示仪轨，开诚心，布公道”（10），心系黎庶，勤政爱民。百姓感其恩德，敬之爱之。亮病卒后，如陈寿《三国志》中所记载的那样“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辟”，世代祭奠，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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