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国民党炸花园口黄河大堤后形成的黄泛区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关于这一事件，至今于史学界仍存在广泛争议。

事件背景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大捷后，蒋介石从他着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计划借李宗仁等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对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1938年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而且，从各处调来的机动部队就这样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造成不利影响。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贤二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称“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1938年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镇守兰封的是蒋介石的爱将桂永清。桂手下的蒋嫡系第二十七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装备德制Ⅰ号坦克，武器为两挺7.92MG13机关枪，使用穿甲弹可以在近距离击穿日军87式、95式轻型坦克，而日军坦克很难在Ⅰ号射程外将其摧毁。Ⅰ号坦克容易被日军火炮击毁)，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军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日军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开始全线溃退，往兰封以西的地方逃去。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所部又不战而逃了。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让位于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黄杰逃跑的“理由”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

蒋介石的两支嫡系部队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被葬送。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临阵脱逃，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1938年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黄泛区

事件经过

花园口决堤的任务由守卫黄河的国军商震的部队执行，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1938年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国民政府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双方损失

中方

由于百姓没有及时疏散以及洪水引发的瘟疫逃荒等情况，有很多人死在了洪水中：比如据闫景文回忆说：“6月9日的晌午，忽然洪水就涌了过来。几分钟的工夫水就涨到齐腰深。没过多久，大水呼啸着冲下来，几米高的浪头跳起来，我的姑姑一家7口人眨眼间就被黄河水卷走了……”再如据1938年7月5日的《申报》(香港版)报道：“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

根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由于安徽省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所以他们在书中根据河南与江苏的灾区人口死亡比例推算出安徽死亡人口在40万左右，因此他们得出黄泛共有89万人死于黄泛的结论。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可见韩启桐、南钟万二人所引河南与江苏的死亡人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关于安徽死亡人数的推算并不确切，因为安徽的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和受灾人数都比河南小，但其测算出的死亡人数却比河南死亡人数还要高8万人，这有些夸张。至于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无法查实。而1938年当年因黄河决堤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由于当时调查环境所限，更是无法查实。

日方

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

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历史点评：当时的形势，人们必须在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做出选择，只有“两害取其轻”。但是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八年抗战中中国损失的3500万人口的2.5%，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1949年初国民党溃退前，参与组织并参加了中央大学应变护校斗争及“四一”学生请愿救人游行，为南京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建国后，他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6月在中央大学毕业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干事，1951年6月任南京市宗教事务处秘书，1952年9月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教员，1955年3月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1956年5月任讲师。1957年12月因直言陈词，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4年，席地食草，饥寒交迫，受到极不公正对待。1961年11月，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乃抱病痛之躯，重返工作岗位。1962年8月后，他先后被安排到南京农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图书馆和农业机械化分院、镇江农机学院图书馆任管理员。在此次期间，他不怨天尤人，没有消沉，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深信党组织会对他的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酷爱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此，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刻苦钻研，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1979年7月，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做出决定，撤销《关于右派分子刘敬坤的结论》，撤销处分，恢复党籍，恢复讲师职称。1981年6月，通过严格考试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12月离休。刘敬坤对中华民国史进行了深入探索，于近代租界、近代高等教育、中华民国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抗日战争史等领域均有精到见解，为中华民国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一生阅历丰富，熟稔民国掌故人物。离休后，他仍然坚持学术研究，钩沉索引，笔耕不辍。先后发表《关于我国近代租界的几个问题》、《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回顾》、《我国历代国防形势与抗日战争全盘大战略的研究》、《关于淞沪会战两个问题的探讨》、《抗战中的中央大学》等论文与文章数十篇，主持译校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等，其扎实成果和严谨学风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刘敬坤一生坎坷，历经困苦磨难。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投身革命，坚持信仰，努力工作。1978年后，他拥护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性格耿直，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诚恳笃实，团结同志，乐于奉献，赢得了所内外同志的尊敬与爱戴。2009年5月6日刘敬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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