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有关女性的描述，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的文化价值与意义的认识过程中存在着两难心理，使作者时时面临着两难选择。作为历史小说，作者不可能把矛盾心态和两难选择表现于二难推理中，而只能借助一个个生动逼真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有时，作者情之所至，不免站出来直抒胸臆。然而，此时此地，彼时彼景，是倾向于此，还是倾向于彼，作者却始终徘徊不定，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一人与非人的选择《三国演义》的作者从未表述和流露出女人非人的意思。虽然作者不止一次地对女性使用了最不恭敬的词语，但也从未否定女性所具有的特征和意义。只有在女性进入历史文化的范畴之后，在女性成为文化行为者之时，作者才处于女性是人还是非人的二难选择中。作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了众多女性个体作为文化载体和文化行为者的七情六欲，承认女性所具有的“情”。其中喜如甘夫人得子，吴太夫人得婿；怒如孙夫人叱徐盛、丁奉，骂陈武、潘璋；哀如伏皇后捐躯、董贵妃丧生；惧如吕布妻严氏、袁绍妻刘氏；另如糜夫人爱子、刘夫人杀妾、李春香出首主人，马邈妻李氏死节……都反映了女性自身的情。尽管作者对女性形象表现出来的“情”或肯定，或否定，或褒或贬，态度不一，但毕竟表明作者承认女性与生具有的“人情”即“七情”，以及对作为文化载体的女性的肯定。当然，对女性的情感表现作者的态度是不同的。对糜夫人投井、孙夫人跳江，作者是肯定和赞扬的，她们的行动虽有全忠守节之意，却也充满爱子恋夫之情。但由于受传统的妇女观的影响，作者对女性的情感表现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王允夜闻貂蝉叹息声，厉声斥道：“贱妾将有私情耶？”这句问话看似平淡，实则是封建社会男女意识的反映。毛后被曹睿赐死，只不过是多了一句“陛下游北园欢乐否”的问候语。作为皇后，问皇帝游玩是否快乐，于情于理皆无可指责，可是毛后却因此而被赐死。原来，毛后的关切之情实际上充满了对郭夫人不便明言的嫉恨之意。正是因此，曹睿要杀她，郭夫人要恨她，演义的作者也不能原谅和同情她。那些有情感个性的女性，再一次受到了不许有“私情”的黄牌警告。貂蝉、毛后的情感表现，作者虽不赞成，但尚能容忍。对那些背离封建伦理道德的情感表现，如对刘氏袁绍宠妾、郭汜妻妒。妒，在传统妇女观看来被列为“七出”之一。演义的作者接受了这种传统观念，不问青红皂白，对女性表现出来的“妒”深恶痛绝。刘氏出于嫉妒心理杀害她的同类，髡发、刺面、毁尸，残忍至极，作者“其恶如此”之概，不是无由而发。而郭汜妻之妒似又当别论，郭汜妻是受了杨彪妻的挑拨，且是听说郭汜与李?妻有染之后，才出于一个女性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设计保护自己和丈夫。这是正当的行动，是合情合理的情感表现。然而，受传统妇女观的影响，作者视女性类似的行动为妒忌，否定了女性正当合理的、自然而然的情感要求和情感表现。
肯定也罢，否定也罢，赞扬也罢，贬斥也罢，作者毕竟承认女性是有请之人，未把女性排斥在情感的承载者和表现者之外。不仅如此，作品还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上描述了女性的文化行动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如何太后与董太后争权、蔡夫人密谋排斥刘备、王氏激夫赵昂为主报仇、辛宪英劝其弟忠于职守、徐庶母骂徐庶不明大义……不论是否赞成她们的行动，作者都不加掩饰地描述了各自的行动产生的社会效应，肯定了她们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地位。较为典型的是徐母骂徐庶。徐庶中了程昱之计，来到许都，徐母见面大骂徐庶不识曹操之伪，“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间！”骂毕自缢而死。徐母的行动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倾向，符合传统的正统观念，受到了作者的高度赞扬。同时，徐母的行动对徐庶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更加坚定了徐庶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的决心。赤壁大战时，他看破了庞统献连环计的真实用意，唬得庞统魂飞魄散，却并没有告诉曹操，致使曹军船焚于战火，兵败于赤壁。徐母骂徐庶的社会效应至此始见。孙夫人保刘备出吴境，也表明了作者对女性的文化价值与地位的肯定。由于孙夫人力排万险，陪同刘备安全出吴境，为刘蜀的兴盛和三国的鼎立建立了奇勋。在承认、肯定和赞扬女性的文化价值与地位的同时，作者却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在一些有关女性的描写中，作者以鲜明的态度否定了女性作为人与作为文化行为者所应具有的双重身份。张飞陷刘备妻小于吕布军中，深感愧对义兄，欲自刎谢之。刘备急忙拉住开导他说“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妻子如衣服，是传统妇女观和宋代理学“女人非人”臣服观念中极为腐朽的内容。作者借刘备之口说出，反映出作者对传统妇女观的认可。这种陈腐观念，在刘安杀妻一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刘安杀其妻，曹操竟然嘉许之，令人以五十金赐之。尽管作者不一定赞同这种极端残酷、灭绝人性的行为，但从刘备、曹操的反应，不难看出作者在意识深处难以拂去的妻子如衣服、女性如草芥的陈腐观念。二女色与女祸的选择与人与非人的矛盾相联系,作者还处与女色与女祸的选择中。小说描绘女性美，礼赞女性美，却又以生动的事例告诫人们：女人祸水！警惕女人，尤其是要警惕美色的女人！女性美，是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常咏不衰，时写时断。《三国演义》中关涉女性的章回虽然不少，但广事铺张地描绘女性美的却不多见，常见的多是三言两语。这正是《三国演义》礼赞女性美的一个特点，三言两语，却能摹态传神，令人想见其风采。其写甄氏之美，寥寥数语：“丕拖此女近前，见披发垢面。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观之，见甄氏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甄氏如山中美玉，拂尘去垢，方显其晶莹光华。然而作者似嫌不足，又让曹操见后赞了一句：“真吾儿妇也！”曹操喜好美色，但也很挑剔，甄氏能得到曹操这样的称赞，则其美丽秀慧可想而知。作者赞美貂蝉更是别出心裁，正面描写仅“年方二八，色伎俱佳”一句，余则借吕布、董卓的反应来写。吕布见貂蝉艳妆而出，惊问何人，之后又“频以目视貂蝉”；董卓见貂蝉美丽，赞道：“真神仙中人也”；吕布凤仪亭似会貂蝉，见他分花拂柳而来，“果然如月中仙子。”不仅如此，作者还满腔热情地礼赞貂蝉深明大义、为国赴难的情操。作者咏赞女性美，不仅咏其貌，而且赞其心，如赞孙翊妻徐氏“美而慧”、吴懿妹“美而且贤”、孙权妹“美而贤”皆如是。
然而，在礼赞女性美的同时，作者似乎没有摆脱“女人祸水”的腐朽观念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则是与女性美相联系的“红颜薄命”和“女色误人”。红颜薄命虽有宿名的意味，但还流露出对美丽女性的不幸命运的同情。而女色误人，则完全是对女性的歧视和侮辱，反映出男性世界对女色的恐怖和防范心理。曹操居宛城，见降将张绣叔张济妻美丽，使居别室，每日与其取乐，不思归期；他还令虎将典韦在帐外宿卫，不许人进入，内外不通。曹操迷恋女色，致使张绣降而复叛。爱将典韦、长子曹昂、侄曹安民皆死于非命，曹操侥幸逃脱。吕布之死，作者虽没有完全归之于“女祸”，但对女性的指责却是显而易见的。吕布用陈宫之计，准备屯兵下邳城外，其妻严氏闻之劝阻。吕布踌躇不决，三日不出，终于还是改变了主意。后来陈宫又献断曹军粮道之计。吕布采纳了，入告严氏，又被严氏阻止；告之貂蝉，貂蝉饱受流离之苦，亦予劝阻。吕布听信妻妾之言，不纳良策，终于兵败下邳，命丧白门楼。女色误人这种观念在苗泽出首黄奎一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黄奎与马腾谋除曹操，其妾李春香以言挑之，奎乃告其计谋。而李春香与黄奎妻弟苗泽有私，李告知苗泽，苗泽为求与李做长久夫妻，向曹操告发了黄奎。事后，苗泽求曹操将春香赐给他作妻子，曹操道：“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遂将二人并家小斩首于市。在作者的笔下，女性成了灾难之源。貂蝉是作品热情礼赞的女性，但作者的心理仍然是矛盾的。且不说由于她的严氏的阻止吕布丧失了战机，就是在她作为政治斗争的特殊工具周旋于董卓、吕布之间时，作者似乎仍没有摆脱女色误人的陈腐观念。董卓的覆灭很能说明这点。“董卓自纳貂蝉后，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蝉衣不解带，曲意逢迎。卓心愈喜。”董卓沉溺女色，并因此与吕布发生了冲突。李儒劝他将貂蝉送与吕布，以得真心。董卓执意不肯。李儒直言谏道：“太师不可为妇人所惑，”不意却遭到董卓的痛责：“汝之妻肯与吕布否？貂蝉之事，再勿多言，言则必斩！”李儒仰天长叹道：“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这里作者显然把董卓败亡之因归结与他“不爱江山爱美人”。正是由于貂蝉的挑拨和狐媚，董卓才与吕布反目，失去了半壁屏障，中计被戮。女色既可误人，当然亦可误国。这样一种联系，作品勾勒得很清楚。灵帝继位，灾异迭现，蔡邕上疏，以为这是“妇寺干政之所致”；汉末大乱，原因之一是两宫争权；蜀汉之亡重要的原因是刘禅宠信宦竖，溺于酒色。大臣刘琰妻胡氏非常漂亮，入宫朝见皇后，被留在宫中，一月方出，刘琰疑其与后主私通，命士卒挞其面，却被斩于市。此事虽平息，然满朝文武却因后主荒淫而怨声载道；吴主孙皓酷溺酒色，内外皆知，晋益州刺史王?伐吴疏开篇便是“孙皓荒淫凶逆”，张华奏章亦称“吴主淫虐，民忧国敝”。不知为什么，女人祸水的观念在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笔下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实，祸国殃民的责任不能完全由她们担负，荒淫、贪婪、经不起诱惑的帝王将相才是罪恶之源。演义的作者虽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艺术表现中，女祸观念总是悄悄地占据了显要地位。关羽秉烛户外，曹操分香卖履，都反映出男性对女祸的恐惧和防范。
三守贞与失节的矛盾传统的妇女观主张女性守身如玉，从一而终。无论婚前婚后，女子都视贞节如生命，如果受到侵犯，只有一死才能明志。这种桎梏女性的腐朽观念，被宋代道学先生推至极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残酷地荼毒了许多善良的女性。作者生当理学炽盛之时，难免要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然而，出于对史实的尊重和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作者在张扬和褒许守节之妇的同时，却又对守节表示否定，这就造成了作者妇女观的第三组矛盾。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对赵云无一微词。赵云处理与赵范嫂的关系一事，是作者塑造赵云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的重要情节。桂阳太守举城而降，仰慕赵云，与之结为昆仲，并欲将寡嫂樊氏嫁给赵云。赵云闻言怒曰：“吾既与汝结为兄弟，汝嫂既吾嫂，岂可作此乱人伦之事乎！”只因不愿乱人伦，结果逼得赵范降而复反。既取桂阳，孔明知此事，问赵云“此亦美事，公何如此？”显然，孔明并不以为赵云娶樊氏是乱人伦。且看赵云如何回答：“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改嫁，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赵云虽然说出了个一二三，但细究其由乃在“其妇改嫁，便失大节”一条作者赋予赵云此言显然是宋元人的口吻，反映出宋代理学对作者的影响。作者写到马邈妻李氏殉节时，引诗赞道：“可怜巴蜀多名将，不及江油李氏贤。”对夏侯令女守节的描写，更能表现作者对节妇的钦敬之情：曹爽从弟文叔之妻，夏侯令之女，早寡而无子。其父欲其改嫁之，女截耳而自誓；及爽被诛，其父复将嫁之，女又断去其鼻。其家惊惶，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又被司马氏诛戮已尽，守此欲谁哉？”女泣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时，尚欲使终，况今灭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为，吾岂行乎！”夏侯氏截耳断鼻，明志守节，不以盛衰改节，不以存亡易心，虽有忠于曹魏之嫌，但还是以贞节打动了行篡魏之实的司马懿的心，他“闻而贤之，听使乞子自养为曹氏后。”作者对这种行为更是推崇备至，大加褒扬，甚诗赞云：“弱草微尘尽达观，夏侯有女义如山。丈夫不及裙钗节，自顾须眉亦汗颜。”作品褒扬女性守节，称颂节妇烈妇，但另一方面却对妇女改嫁甚至寡妇改嫁颇多同情、钦敬、赞许之词。且看曹丕纳甄氏一事。曹操既破冀州，曹丕入袁氏宅，见袁熙妻甄氏貌美，欲纳之。曹操到袁氏宅，刘氏拜道：“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曹操教唤出甄氏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为妻。曹操贵为丞相，甄氏是逃遁到乌桓的袁熙之妻，可曹操并不计较。一句“真吾儿妇也”，道出了曹操对曹丕与甄氏婚姻的欢喜，既言“真吾儿妇”，则不嫌甄氏是活寡妇；既言“真吾儿妇”，则表明甄氏可配曹丕。对这个婚姻，孔融颇有微词，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事讽刺曹操。演义的作者清楚地知道这段公案，但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鄙弃，表明作者对这个婚姻的默许和理解。在刘备娶寡妇吴氏为妃这件事上，作者更多地是从理论上为寡妇改嫁寻找根据。刘备进位汉中王，法正奏道：“主上先夫人去世，孙夫人又南归未必再来。人伦之道不可废也，必纳王妃以襄内政。”刘备从之。法正又奏：“吴懿有一妹，美而且贤。尝闻有相者相此女后必大贵。先曾许刘焉之子刘瑁，瑁早夭，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纳之为妃。”听说是刘瑁之妇，刘备辞道：“刘瑁与吾同宗，于理不可。”同姓不通婚是封建礼教，刘备以此拒而不以吴氏是寡妇拒，显然是对寡妇改嫁的看法与赵云“其妇改嫁，便失大节”的看法大不相同。刘备曾劝赵云娶赵范嫂，法正则依样画葫芦，劝刘备娶刘瑁妻。法正是明白人，对症下药，举晋文公与怀赢的例子开导刘备。演义的作者对刘备娶刘瑁妻不仅无任何非议，而且还寻找根据为之辩护，则作者对寡妇改嫁的态度已显而易见了。
对蔡琰这样一个三寡妇，作者并无责其失贞之意。最早这样做的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把蔡琰这样一个文采斐然的女子列入了《列女传》。大史学家刘知几对此颇为愤然，他说：“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史通?人物》）但作者把为封建伦理所不齿的三嫁妇的故事作为一段佳话写进书中，本身就表明了作者对封建节烈观的反动。在理学的严格统治下，作者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人道主义，对寡妇改嫁寄予深深的同情、理解，甚至给予赞美，反映出作者妇女观的进步面，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四自主与从人的矛盾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十分苛刻，其核心是要求女性顺从男子的意志。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女性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男性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袁术为达到断吕布之手除掉刘备的目的，主动提出与布联姻，娶吕布女为媳，被吕布拒绝。后来吕布被围，却要亲自送女出城嫁袁术之子；关羽降曹，曹操送美女以取悦之；袁绍妻刘氏为保全其家，献媳甄氏给曹丕；孙权为结孙刘之好，欲与关羽联姻；……在这些事例中，女性成为男人们政治、军事、外交角逐中的工具和武器，个人的情感意志完全被消融在男性意志中。女性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典型例证，是王允用貂蝉施连环计。这种美人计行为毁灭了女性的意志，侮辱了女性的人格，违背了她们的心愿，是丧失人性和灭绝人道的。孙权用其妹作钓饵，企图囚刘备以换荆州。孙权最初的打算是仅用其妹之名，没想到弄假成真。刘备、孙夫人恩恩爱爱，相当美满。然而，后来却强行断绝二人夫妇之义，把孙夫人骗回东吴。刘备继位汉中王后，为报关羽之仇，兴师伐吴。在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孙权则试图送回其妹，割让荆州。尽管孙夫人是一个很有个性、有主见的女性，但最终还是为强大的势力所左右，成为东吴对付刘备一件特殊武器。在一些女性被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同时，另外一些有人身自由的女性却主动地让出了自己的权利，主张女性顺从男性的意志，回到闺阁之中。在董、何二宫争权时，何太后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我等皆妇人也，参与朝政，非其所宜。昔吕后因握重权，宗族千口皆被戮。今我等宜深居九重，朝廷大事，托大臣元老自行商议，今国家之幸也。愿垂听焉。”何太后此番话是欲劝董太后不要干预朝政，结果二宫反目，酿成内乱。甘、糜二夫人与董、何二太后不同，何太后虽口头上说不干预朝政，而实际上却背弃了妇人不得干政的古训。甘、糜二夫人表里如一恪守古训。关羽被困土山，欲纳张辽之议从曹，问二位嫂夫人，二人道：“叔叔自家裁处，凡事不必问俺女流。”关羽过卧牛山，周仓欲从，关羽又问二位嫂夫人，甘夫人道：“叔叔自离许都，于路独行至此，历过多少艰难，并未尝要军马相随。前廖化欲相投，叔既却之，今却独容周仓之众耶？我辈女流浅见，叔自斟酌。”很显然，作者是按儒家的伦理道德设计甘、糜二夫人的，她们动辄“凡事不必问俺女流”，“我辈女流浅见”，表现得非常柔顺。甘、糜二夫人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参与权，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反映。
尽管作者笔下一些女性的个人意志被剥夺，社会参与权被放弃，尽管作者对这种现象不无赞赏和提倡，但作品中另外一些女性的所作所为，还是透露出作者两难选择的消息，作者一方面用柔顺要求和规范女性，一方面却又对女性的自主行为表示肯定，一再称赞那些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女丈夫”。妫览、戴员谋杀了丹阳太守孙翊，又欲夺其妻徐氏。徐氏将计就计，杀死仇人，报了夫仇，保全了丹阳。对徐氏这种有勇有谋、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作者十分赞赏，引诗赞道：“才节双全世所无，奸伪一旦受摧锄。庸臣从贼忠臣死，不及东吴女丈夫”；糜夫人长坂坡抱阿斗逃难，不幸被重创，为保全幼子，她把阿斗交给赵云后，毅然跳入枯井。危急关头，糜夫人舍己保子，很有主见。作者赋诗赞道：“战将全凭马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拼将一死存刘嗣，勇决还需女丈夫。”演义中最堪称女丈夫的是孙夫人，作者写她，直以女丈夫来写。洞房之夜，孙夫人初次亮相：灯光之下，但见刀枪簇满，侍婢皆佩剑悬刀，立于两旁。刘备见而大惊失色。孙夫人笑道：“厮杀半生，尚惧兵器乎！”孙夫人虽是女流，但自幼好观武事，东吴大将程普说：“公主自幼好观武事，严毅刚正，诸将皆惧。”以一女儿身能令东吴诸将皆惧，可以想见其英雄胆气。正因为这样，刘备回荆州遭阻时，孙夫人挺身而出：“吾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见乎？今日之危，我当自解！”这后面八个字掷地有声，绝非柔顺女子所能道出。她叱徐盛、丁奉，骂陈武、潘璋、俨然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无半点女儿态。敢于这样做，或许倚恃的是他的公主身份，但其刚毅果决、身擅武事，却不是平常女子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毛宗岗评道：“孙夫人之配玄德，如齐姜之配重耳，皆丈夫女也”。演义的作者满怀钦敬和仰慕之情，描述和刻画了众多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女中丈夫形象，表明了作者对女性自主精神和自主行为的肯定。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作者还不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但对女性人的地位与价值的肯定，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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