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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长，这个活跃在明初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有着惹人注目的多重身份：朱元璋的淮西老乡；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的重要智囊和后勤补给官；明朝开国第一文臣，第一任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女亲家。

这样一个人，如何从历史中谢幕的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残酷的所谓胡惟庸谋反案稍稍平息之后，原本早已退休、77岁的李善长被人告发与胡案有关，“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也就是说，除了李善长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余人被株连至死，唯一幸存的是他的儿子李祺。李祺因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是驸马，总算被赐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起被发配。李祺的两个儿子（应该尚属少年），实际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孙，也因为沾公主的光，才没有受这个惨案的牵连。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此种种，都是奇惨奇酷之祸！

清初怪才金圣叹被腰斩，临刑前给家人写信时说：“杀头至痛也，藉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李善长虽是明朝开国文臣第一，但肯定没有金圣叹这样的才情，大祸临头时断然写不出这样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妙语”，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遭此奇祸也是“无意得之”。不过，以他宦海沉浮数十年的阅历，以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名言的深刻体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惨案暴来之前，李善长应该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否则，李善长就一定是一个白痴。

避祸无门的李丞相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按照《明史》的记载，这个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此处的用词有些意思，“少读书”，是说他受过一些基本的教育，而这种教育肯定是儒家的；下面又说他“习法家言”，即表明李善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儒生，那种儒生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常常认为天地间有他这一号人物，就是来“上致君于尧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爱“习法家言”的人则往往世俗得很，他们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常常不择手段。

从史实看，李善长的确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谋和手腕，希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而儒生常有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头脑中，是相当稀薄的。

在李善长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口袋里装着锦囊的策士面目。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他回答说：“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仅仅五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就应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刘邦，天下一定是您的。”李善长是不是真的特别关心乱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质疑的，在我看来，他口袋里装着的肯定不止一个锦囊，他之所以打开“不嗜杀人”这个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准了这个锦囊很对面前这位雄心勃勃、一心要夺取天下的主子的脾胃。朱元璋果然大喜，让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为参谋，预机画”是做智囊，“主馈饷”是负责后勤补给。如果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第一功，进而荣升丞相，当能明白李善长对朱元璋夺天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李善长的这种重要作用，是得到了朱元璋认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这样一个曾经位极人臣，而且还是皇亲国戚的大人物，怎么会落到身死族灭的地步呢？

表面的起因似乎是因为胡惟庸的谋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李善长虽与胡氏同乡，且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亲关系，胡惟庸仕途得意，又主要是靠李善长的引荐，但在胡案初始阶段，李善长并未陷入其中。御史台缺长官，退休的李善长还一度被“拉夫”，暂时主持御史台的事务。让人无法意料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脑袋早已“搬家”多年的时候，突然有人跑出来，揭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党”。这个时候，圣恩虽仍如雨露，说“免死吧”，但对李善长来说显然已危机四伏。洪武二十三年，已经77岁的李善长修房子，向信国公汤和借士兵300人干私活，汤和没同意还奏了一本。该年四月，李善长又为一个犯了罪的叫丁斌的亲戚求情。按照常理，这在当时本来是一件并不大的事情，可不知何故又闹到了朱元璋那里。皇帝下令审讯，而这个丁斌过去曾在李善长家服务，很奇怪，他没有就事论事，交待李丞相是怎样为他请托免罪的，却直往心惊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长家族与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义父子，拷讯之下，总算拿到了最有“价值”的内容。

按《明史》记载，李存义父子是这样供认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亲家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起初大惊，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去劝诱，说事成之后当封其为王，善长“不许，然颇心动”。后来胡惟庸亲自出马，善长“犹不许”。过了一段，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说兄长，李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但仅此似乎还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长家的几个奴仆也纷纷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的阴谋。“大逆不道”的罪名终于成立，有意思的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被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20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

开国丞相死在了一起“谋反案”上，看似有极大的随机性，其实不然。读史者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情节：李善长虽然位极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动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退休了。那时候，李善长只有58岁，本是政坛角逐的黄金年龄，而且，所谓身体不好云云显然是托词，他已经活到了77岁，若非有人不想让他再活下去，看样子也还能享一段荣华富贵呢。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何在？应该只有一个，精明过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以韬光养晦来避祸。然而，李善长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对他而言，这一场灭顶之灾，却注定不是他主观上想躲就躲得过去的。

权力学的一条原理

李善长死了，他为什么会死？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牵连。然而所谓胡惟庸的谋反案（详见本刊2008年第九期《胡惟庸：是反臣，还是棋子》一文）本来就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现在细读李存义父子的供词，颇觉有味。不能不承认，主持这个案子的是一个深文周纳的“办案高手”。如果在这个供词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李善长：要谋反的胡惟庸一开始游说他，许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动，甚至跃跃欲试，那会给观者怎样的感觉？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长这样已经得到太多特权享尽荣华又长于世故的人，在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上，哪会像一个毛孩子那样轻率呢？于是，我们看到，供词中的李善长是再三再四拒绝参加谋反的，只不过，这种“拒绝”显得不太坚决和果断，临到最后，甚至还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这样一副面目的李善长，相对而言就“可信”多了，坐以“谋反”的罪名也就不那么让人生疑了。

李善长绝非因胡案而死，还有一个证据。朱元璋炮制胡案，其本来目的，就是要大张罗网，勿使一个他不待见的人轻脱，如果真的查到了李善长家族与胡案的瓜葛，哪怕这种瓜葛若有若无，以朱元璋雄猜好杀的个性，他也会穷治到底，怎么可能大发慈悲网开一面？

李善长非因胡案而死，那么是不是死于政敌的攻讦和诬陷？不能排除这一层考虑。李善长在明初政坛上，一直是作为淮西集团的首领而出现的。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同时必然也积怨很多，在其旧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问题，对李善长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在办理李善长案的过程中，这些人非置李氏于死地的面目，也是暴露得相当充分的。然而在明了这一层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以李善长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势力，除非皇帝突然将风向扭转，否则满朝文武谁能将他扳倒呢？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长君臣之间刚刚出现极微小的一点阴影时，属于非淮西集团的杨宪等人就嗅出了点异味，轮番向李善长进攻，指责其“无宰相才”。应该说，杨宪等人的嗅觉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没有把握住，以为皇帝有些嫌恶李善长就是要抛弃他了，结果终究没有摸准皇帝的脉搏，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例也足以证明，政敌的明枪和暗箭，对李善长都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能够置他于死地的，只不过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间。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堪称这条原理最形象的阐释。

“别离我太近”，因为太近，别人总担心你会不会轻易跨过那条太短的距离，并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而作为明太祖同乡、故友、勋臣、亲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这个离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发迹史，李善长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布满朝堂，势力盘根错节……

这样一个李善长，能让那个虽然在他前面，但离他只有一箭之遥的人放心吗？何况，这个人是朱元璋！

有人会说，李善长和那个信国公汤和一样，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吗？他还有什么会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对此，明末顾起元一言中的：“信国（汤和）之谨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远迹以自引，则益厚其疑。”顾起元的意思是，汤和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忠厚人，其谦退只会让朱元璋高兴，而不会产生怀疑，而李善长就不同了，他是以谋略起家的，所以他的谦退只会被认为是老谋深算者的一时韬晦之计，越这样越让人不放心。顾起元分析得很对，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汤和是一退全退，代表着他从政坛上的完全隐退，而李善长不一样，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响还是一目了然的。

李善长只有不得善终而死，除非老天让他短命。从史籍中分析，实际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几次当着大臣的面说李善长无相才，明末著名史学家史迁说得很干脆，他断定朱元璋即位后即开始厌恶李善长。的确如此，《明史》叙述朱元璋和李善长关系演变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些句子：“帝始稍厌之”，“帝衔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时候，在李善长家族还有着表面风光的时候，杀机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只不过，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候，可能难免想起了当年的患难与共，想起了这个人的种种功劳和苦劳，更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许正是拖了这么久，直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降落到了人间……

《明史》为了彰李善长之罪，说“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贵富极，意稍骄”云云，李善长性格上的这种缺陷，或许确实有，但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长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

身后之公论

前面说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加之淮西集团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过霸道，树敌必不在少数。他的彻底倒台，因此便具有双重的心理安慰作用，一是针对朱元璋的，二是针对各派系文臣的。

然而，也许因为李善长一家的死难太过惨烈，给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为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道，哪怕是面对君主的淫威，因此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即有人上书诉其冤。

这封替李善长申冤的奏折，据说出自著名才子解缙的手笔。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纪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委，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说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于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够想得到的一点常情常理。李善长当年冒万死才有了后来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经是勋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儿子当了驸马，亲戚都当了大官，一个做臣子的到了这一步已是顶点。如果他像别人指控的那样，辅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过仍是勋臣第一，能超过他现在已得到的一切吗？何况，李善长又不是小孩子，他难道不知道取天下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乱中，起来争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飞烟灭了吗？这些李善长当年都曾目睹和亲历，他怎么可能在即将“翘辫子”的高年，却非要去冒这种危险？

解才子真是大手笔，驳论痛快淋漓。对此，朱元璋有何反应呢？史书上说：“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按照常规，既是钦定的大案，是决不会容忍异议，更不用说翻案了。朱元璋此处的沉默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也许，是同样处于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么？

李善长狱案出自圣裁，而罗织最有力者则是当时的左都御史詹徽，《明史》本传说詹徽“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御史是从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长及其家口70余人在五月坐诛后，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的宝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詹徽受命鞫蓝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实，无徒株连人，玉大呼‘徽即吾党’，遂并杀徽”。《明史》下了个结论，“徽好窥上旨，终及于祸”，字里行间居然颇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套用一句老话：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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