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竟意外地死于自己又一次创造的全国恐怖之中。

据我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

苏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中指出，贝利亚曾经打算苏联建立合资公司，市场经济，并企图从奥地利撤出苏军，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

似乎我们在40年前曾错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机会。

我们，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暴行。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我国人民严厉，然而智慧、公正、善于关心人的父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我们将他崇拜如神，敬仰他。我们把能够在他身边工作，都看作是巨大的幸福，看作一种荣誉，得到它之后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对我来说，能够翻译他的每个词，这体现了最高的信任，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和巨大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满意。他赞许的微笑对我们意义非凡。所以，我父亲的事，我没有把它归到斯大林身上，而是归结到混进他身边的坏人。因为正是斯大林自己的那篇《胜利冲昏头脑》企图制止强制集体化期间的无法无天。他毫不犹豫地清除并处死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亚戈达，贝利亚和其他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龌龊事情而脑袋搬家。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那些脱离列宁预先做出的决定或者对之进行歪曲的人。

千百万的苏联人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则可以说是偶然有幸，千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在“领袖”的身边工作。

战争年代里，当时我经常被召到斯大林那儿，镇压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我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人消失。可怕年代的那些艰难困苦团结了人们，强化了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人们都以为，那个周围都是敌人和破坏分子的年代不再会回来了。40年代末新一轮逮捕和审判令人觉得没有理由，令人难以理解。谁也不愿相信会出现新的敌人。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挺住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够毁灭它。那么现在谁还敢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事情不对头，似乎又要教我们自相残杀。有人，但当然不会是斯大林——他是大元帅，总司令，“各族人民领袖”，正处在成就和荣誉的顶峰。

斯大林之死，我感受到十分难过。因为，对我而言，他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列宁的忠实学生，创造了我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属于直接接触他的少数人之一，曾经坐在他身边，认真倾听他说出来的每个词，努力将他的意思连同全部的语气和音调传达给他的谈话对手。被他排斥之后，我甚至没有感到难过。与我国人民，全人类所承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我自己没有能够赢得他的留恋?我也没有伤心，虽然我知道，这个孤独、病态般疑心重重的人，连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根本都从不曾有过留恋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他收留的孤儿。我曾经相信，那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就像宝贵的遗物一样，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给了我莫大的荣誉，使我能够在他的身边工作。那四年时间恰似一个瞬间。

苏共二十大沉重地打击了这些观念。当我最早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不愿相信那里面所讲的一切。但是，一旦深入细节，在脑子里检视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见证，我觉得自己被那个已经推倒的偶像严重欺骗了。

党的二十二大我已经能够比较平静和清醒地接受：我们所有人，包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成了一场大骗局和大蛊惑的受害者。幼稚的大众相信了那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神化的对象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后来，当我开始回忆战时见证过的人和事时，我对自己所听到、所看到的尽量保持客观：避免多余的感性，严格尊重自己所理解的事实。

现在，当我们面临着新的一波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风潮时，当他建立的体制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其他国家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断被揭露出来时，我认为，在谴责和痛斥斯大林时代的血腥事件时，客观地讲述所经所见的人事也同等重要。

根据我的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杰卡诺佐夫的第一次降职也是这个原因。而战争结束之后，他引诱了与莫洛托夫常来常往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这次，斯大林没有保护自己的亲信。杰卡诺佐夫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并且被从人民外交委员部解职。

但是，正像我们这里“任命制官员”一般情形一样，没有让他落得太低：他得到了无线电委副主席的位置。不久，他又开始新的升迁。他的一个朋友——梅尔库洛夫，苏联境外资产总局的局长，将杰卡诺佐夫任命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外资局不仅仅管理着战后我国得到的庞大的战利物资，并且事实上鼓励了在东欧国家进行的有组织抢劫。从那儿，整栋的别墅和宫殿为高官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运了回来——先分解成块，而后在莫斯科郊外装配起来。置于汽车、雕塑、名画那更是不在话下，一般这些东西都是用整列的火车装运回来的。战后某些无产阶级官员之间出现的所谓“个人收藏品”的源头正在这儿。资产局的行动为战后东欧国家的后续发生的灾变播下了种子。

但是，资产局并不是杰卡诺佐夫仕途上的最后一个阶梯。

斯大林死后不久，贝利亚任命他为格鲁吉亚克格勃的主席。1953年夏，他和贝利亚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其中也有提拔过杰卡诺佐夫的梅尔库洛夫。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他们，并且判处死刑。同年12月，判决被执行。这个案件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向被告所提出指控的细节和实质内容。据说，杰卡诺佐夫似乎按照贝利亚的命令组建了“枪手”小组，并将其秘密派遣到莫斯科来参加贝利亚准备的政变。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五十年代之前，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一旦斯大林去世，必须尽最大力量不使贝利亚在党内占据主要位置，否则党会完蛋。我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他会将国家的发展转到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贝利亚被捕之后，传说他打算解散集体农庄，建立个体农场。阴谋分子们似乎被指控赞成在苏联建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公司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出生在离苏呼米不远梅西午里小村的贝利亚，特别关照过这个城市，当时开始建造一条新的华丽的沿岸街，在“斯大林山”上修建娱乐设施。所有这些，如人们所说，为了使苏呼米湾变成“阿布哈兹的尼斯”，“高加索的里维拉”，将其“预售”给外国资本用于建造国际饭店和赌场。在党员秘密会议上宣读的中央委员会有关“贝利亚案件”的秘密信件中说，贝利亚企图将苏军撤出奥地利，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向铁托派去了密使。当时，在1953年，这一切被描绘成可怕的谋反，其谋反小集团的成员被枪毙是罪有应得。

然而，1955年就已经与奥地利签署了国家协定，外军，其中包括苏军全部撤出。同一年，赫鲁晓夫亲自去见铁托，并对他声明说，因斯大林挑起的与南斯拉夫中断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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