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自即位以来，就没有过上一天太平日子，他很努力，想有所作为，可他面对的敌人，已不再是天下观里的传统“匪”和“夷”，而是来自新世界的势力。
　　
　　就拿“拜上帝会”来说吧，它与白莲教不同，洪秀全从传教士那里发现了上帝，又求证于中国的古史，从天国获得信念，从历史汲取资源。因此，他的上帝中西合璧，连传教士也看不懂，以为他疯了，竟然杜撰了一个上帝。
　　
　　可太平军兴起，就以上帝的名义，清廷用对付白莲教的法子来对付它，打也好，拉也好，都不适宜。它像洪流一样，从西南一隅，冲向长江流域。
　　
　　1850年咸丰帝即位，第二年太平军兴。
　　
　　西南，太平军正热闹，紫禁城里，咸丰帝可谓忧勤。
　　
　　初不经意，一股劲儿只管新君新政，起用了病入膏肓的林则徐，前往西南剿灭太平天国势力。
　　
　　抱病前驱，林则徐是出于报效皇上之意气，而非为国计。为国计，以衰竭之躯，他不当去；为皇上计，此番君臣际遇，他当以死报之。
　　
　　可他半途而死，贻误了战机。咸丰只好又命老功臣李星沅为钦差，再命周天爵复任广西巡抚助李星沅，一同平复西南之乱。此番安排，依旧是出于调理阴阳、刚柔并济的官场权力制衡之虑，并非为战场用兵之用。果然，李、周二人在前线的官场暗争，尤甚于战场克敌之争，又误之。
　　
　　1851年李星沅病死军中，遗疏言：“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咸丰览而哀之，依总督例赐恤，赐金治丧，赐其子任江西布政使。后二年，几经罢免起用的折腾，周天爵也死于军营，遗痕难已。悲哉，连丧三才，非人品不力，而是集权制度使然。
　　
　　咸丰仍不在意，竟于此时，隆重推出赛尚阿，赐以神刀，准其先斩后奏，以一军令，予以重金，发内帑银，以壮其行，以为贼匪一举可定。赛时任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并管理户部，可他不知兵、不懂战，咸丰却委以重任，想必皇帝所虑者，仍在政治，而非军事。他是新君，要有新政，赛为首臣，当建首勋。以用兵而启新政，以用兵建首勋。
　　
　　君臣政治秀，很有新气象。新君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了穆彰阿，第二把火点燃林则徐，皇帝知道林将死，焉能赴军事？其实，他为被贬林则徐平反，玩的是政治。这第三把火，就寄托于赛尚阿了，让他在西南烧起来，给新政来个开门红。为此，举行了很高级别的送行仪式，把赛抬举起来，赛虽内心苦不堪言却不得不强打精神配合。
　　
　　西南，关山万里，瘴疠之地，他哪里熟悉？于崇山峻岭中，如何行军，怎样用兵，嘴上说起来还行，可那不过糊弄皇帝，哪能糊弄太平军？弄假成真，兵败无疑。随着太平军攻入长沙，可怜皇帝，一边震怒伤心伤肝伤肺，一边自斟自饮自酿的苦酒，将赛交部问罪议处。
　　
　　1852年9月太平军攻占长沙，10月取岳州。碰巧曾国藩正在长沙府乡湘县老家奔母丧，身处主战场，耳闻目睹，曾国藩专折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反倒让皇上平静了许多，诏改从宽处理赛。
　　
　　皇帝会想的，曾国藩是穆彰阿的门生，如此，似有党争之嫌。皇帝以赛代穆，为军机首辅，曾氏心里焉能舒服？更何况将在外，不宜从严。于是，皇帝又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署两广总督接办钦差，命赛至湖南继续督战，赛一到长沙，就被湖南巡抚张亮基“奉旨逮问”了。而徐广缙奉命驰赴湖南，阻止太平军北上.，但他抵达岳州时，太平军已攻克武昌，为此他也被革职拿问了，并交刑部治罪。
　　
　　皇帝新政受挫，以至于国将不国，恨得咬牙切齿，便将赛的家抄了，四个儿子统统罢官，这还不算，还将赛和步他后尘的徐广缙都判了斩监候。赛本是个“银样蜡枪头”，也就那么回事了，那徐广缙不是动辄“民心可用”的嘛，此时此刻，他的“民心”都跑哪儿去了？不得已，皇上重新起用了向荣和琦善，可败军之将何足以言勇？这时，他想起了那位“敢说大话，想必能做大事”的曾国藩。
　　
　　国之将倾，居家何忍？不能尽忠，守孝何用？连皇帝都要下罪己诏了，臣子岂能无动于衷？于是，皇上下了一道圣旨给湖南巡抚奉，谕曰：“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奉谕，曾氏没有多想，便草疏恳请在家终制，并请巡抚张公代奏。奏折缮就还未发，刚好张亮基专函送到，告武汉失守，人心惶恐，请他出山。郭嵩焘也来，劝他出保桑梓，澄清天下。曾氏乃毁前疏，抵长沙。因曾任兵部侍郎，深知清兵现状，故上“敬陈团练乡民搜查土匪大概规模”折，称长沙省城兵力单薄，行伍空虚，不足以资守御，可于省城立一大团，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招募来省，实力操练，既足以剿匪，亦用于防守省城。奏准，皇上批曰：“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
　　
　　于是，用戚继光兵法，逐日操练乡勇，并为之酌定训练章程。
　　
　　戚继光著有兵书多种，其中《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最有名。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兴，戚氏兵法被奉为圭臬。这很可能与曾国藩用戚氏兵法编练湘军有关。曾氏为何要用戚氏兵法练湘军？此由战争性质所决定。《孙子兵法》是王者兵法，争天下者用之，这显然不适用于对太平军的战争，而戚氏兵法针对倭寇，用兵具有剿匪性质，故适用之。
　　
　　用兵首先要在政治上正名，如用《孙子兵法》练湘军，那就犯了名分，而用戚氏兵法则名正言顺。此种微妙处，曾氏如鱼饮水，唯有自知，他说，真用兵时兵法都用不上。
　　
　　因此，用戚继光兵法，非为军事，而是讲政治。他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剿匪上，而且剿匪的目光收束在湖南境内，并未如郭氏所言，表现出“澄清天下之志”。
　　
　　他在长沙城里立行辕，设审案局，拿获匪徒，分别会匪、教匪、盗匪及寻常痞匪名目，立予严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或立毙杖下。又发函，遍告士绅，言目前之急务，唯在清查保甲，遇有匪徒，密函以告，即行拿处，以期无案不破。其言“不要钱、不怕死”，称诵一时。
　　
　　遍告士绅后，他又奏请“严办土匪以靖地方”，称：湖南会匪名目甚多，这些年来，地方官员敷衍，任其猖獗，非严刑已不能制乱，奉朱批：“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太平军围长沙，各省援兵数万人，聚于长沙城下。后来，太平军转移，清兵援军尾随，一路上，留下散兵游勇，逗遛湖南境内，或数十百人为群，出没村墟，以兵差为名，强封行船。
　　
　　曾氏捕得强封民船的川兵三人，立即斩决，将首级挂在江边，游勇闻风，逃之夭夭，由是船行无阻，而曾氏遂亦大开杀戒，决不放过一个。各州县捕送匪徒来省者渐多，曾氏无不严刑拷问之，几乎每天都有斩决杖毙之案，前后杀了二百多人，杀得湘中匪徒胆战，连地方官亦为之心寒。
　　
　　门生李瀚章，时署湖南益阳县事，上书劝他缓刑，他不听。
　　
　　他知道，用兵是跟着新帝讲政治，讲政治就得两手都要硬，从“笔杆子”到“刀把子”，他两手都很硬。笔杆子是政治，刀把子是用兵。
　　
　　新帝上任三把火，专门讲政治，差点儿烧了自己……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85085.html

相关阅读：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
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