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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古代的中国多一点贪念，眼光多向外看一看，假若其他商人随着郑和的航迹走，而且继续走下去，亚洲很可能支配了非洲甚至欧洲。

从海上望过去，位于东非肯尼亚海岸外的帕泰岛同15世纪时的模样一定没有多大分别：沿岸是一大片密不透风的非洲红树林。在灰蒙蒙的晨曦中，我乘坐的小船任由波浪拍打着。往岸上眺望，看不到建筑物或者电视天线，也看不见红树林有任何被砍伐过的缺口，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什么都没有，尽是神秘茂密的丛林。

我问遇上的人：“告诉我，这里的人是哪里来的？很久以前，有外国水手到这里住下来吗？”

答案都是耸耸肩头。一个人说：“我从没有听说过，你得问问老人家。”

年老的族长用一个出乎意料的清晰的声音对我说：“我是从祖父那儿听到这事情的，他也是这里历史的掌管人。很多很多年前，一条从中国来的船在这里海岸外触礁了，船上的人泅渡上岸，那儿靠近上加村，我的先祖住在那儿，见过他们。这些中国人是客人，所以我们帮助他们，给他们吃的住的。之后，他们和我们的女子成了亲。虽然他们并不住在我们的村子里，我相信在这岛上仍然可以找到他们的后代。”

多个月来，我在晦涩难明的文件和研究报告间寻觅，试图弄清楚很久以前一次中国船只触礁事件后中国人在非洲海岸落地生根传说的来龙去脉。我的兴趣源自对一个千年之谜的追寻：为什么西方压倒了东方？

一

从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看来，公元2000年由中国人或印度人支配世界的可能性远大于欧洲人，中国人殖民美洲和澳洲的可能性也大过称为英格兰的落后岛屿的住民。这一千年里对我冲击最大的新闻，是东西方命运的重大逆转，这也是最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在亚洲居住的13年里，不断寻找这个谜底。我曾经想过，转折点是在14世纪初，当时，郑和从中国出发征服世界。郑和成为一支强大的中国明朝舰队的指挥官是不可思议的，他出身于一个背叛朝廷的家庭，是个回教徒，孩提之时就被中国军队俘虏，还像当时很多罪犯一样被阉割掉，很多人因此丢了性命。但郑和是个杰出而顽强的孩子，后来长得一表人材，而且有领袖才华，运道也不错，后随藩王朱棣，由伺童当到管家。

郑和与朱棣的关系日趋密切，作为朱棣手下的一名军官，他协助朱棣起兵推翻了朱棣的侄儿—建文皇帝，朱棣成为了中国的永乐皇帝。朱棣即位后对政敌进行了残酷镇压，接着论功行赏，让郑和率领一支庞大舰队出海，宣扬中国国威。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舰队7次出航。这舰队是此后500年里世界上所见的最大的舰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都没有一支舰队可以与之匹敌。舰队有28000人，船300艘，最大的长400英尺（据史载长44丈）。相比之下，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只有船3艘，最大一艘长85英尺，水手90人。郑和的船还有先进的设计，包括平衡舵和防水舷墙舱，这些设计技术直到350年后才传到西方去。

郑和舰队之先进凸显了东方一度比西方领先。事实上，除了罗马时期，中国几千年来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裕、进步和都市化。例如杭州在12世纪作为中国首都的时候，人口就超过100万。记录还显示，广州早在7世纪就住了20万外国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马来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土耳其人。而欧洲在1400年时的最大城市可能是巴黎，人口才稍多于10万。

哥伦布出生之前半个世纪，郑和就已到了东非，并从阿拉伯人口中知道了欧洲。中国人其实可以轻易绕过好望角同欧洲直接贸易。但他们认为，欧洲不过是个落后地区，中国对欧洲要卖的羊毛、珍珠和酒毫无兴趣。而非洲则有中国想要的东西─象牙、药材、香料、奇木和珍兽。

在郑和的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值合起来占了世界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是这样。据美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AngusMaddison）的计算，直至1820年，中国仍占全球经济的29%，印度占16%。

亚洲在郑和之后退却为相对孤立，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这错失是灾难性的，它造就了欧洲、最后是美国的崛起。西方人常把他们今天的经济优势归功于他们先辈的智慧、民主意识或勤奋，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15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愚蠢。

二

中国传统的精英分子─士大夫们对郑和充满疑虑，千方百计要把他的航海记录摧毁。即使这样，从中国的消息来源─王宫的档案以及航海者的回忆录─可以知道一些他的东西。例如，历史记录表明，郑和的成就并非来自外向心理的突然冲动，而是来自长期的航海传统。中国文献显示，早在5世纪，中国僧人便远航到神秘的“东瀛”，那看来很像是玛雅时代的墨西哥，那个时代的玛雅艺术品正好突然出现了僧人的形象。到了13世纪，中国船只已定期航行到印度和东非去。

当然，郑和船队比所有船队都大得多。他最大的船只称为“宝船”，长400英尺，宽160英尺，有9根桅杆，张红色丝帆，有多层甲板，豪华船舱还有阳台。他的船队有专运兵马的船，有战船、巡逻船和20艘运水船。一行28000人中包括阿拉伯（时称天方）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预测天气的占星家、观测星象的天文学家、搜集草药的药物学家、修船的专家，甚至还有两名协助安排官式会见的礼宾官员。

这样不可思议的壮举后，你大概以为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更深刻的印记和更伟大的遗产吧？或许，郑和遗迹如今模糊本身是个很好的训诫。一个探险家最终只能创造历史，却未必能够改变历史，因为他的影响并非取决于他开创的道路，而是取决于其他人是否愿意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一个伟大远征的成就因而最终取决于后继者的民族意志。

1999年2月，我到了印度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卡里卡特（《明史》中称古里），它是世界的胡椒之都。抵达的那天傍晚，我走到市中心的海滩去，想看一看郑和船队曾经碇泊的海岸。在14世纪和15世纪，卡里卡特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中国人称之为“西洋大港”。郑和船队15世纪初在这里碇泊，标志着世界两个最强大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力量汇合。

我采访了港口办事处。办事处里散发着发霉的气味，壁板上还可以看到近一个世纪前手写的船只进港记录。管理港口的莫哈南上校如实解释了港口的情况：“码头都老化了，从来没有进行过适当的维修。到我们想要维修时，这样做已不划算了。”于是在1989年，船运终止了，这个世界最大港之一的港口不再是港口。

印度一个大港看不见中国的大船队，标志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机会给错失了─亚洲因而无法支配这个一千年的后半叶。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三

当郑和在印度洋航行的时候，支配着中国政府上层的士大夫正同被视为贪污腐化的宦官进行权力斗争。在宫廷里，宦官不但看管妃嫔，还管理宫中大小事务，常常在批发营生中收贿。他们的一个动力，是众所周知的贪婪。士大夫是在熟读中国两千年圣人之书然后走上仕途的，宦官虽然没有这样的学术根基，但有时会有外向之心和进取心。事实上，正是那些德高行廉的士大夫在15世纪中叶把中国推上了不幸之路。

永乐皇帝1424年驾崩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残酷的权力斗争，继位的皇帝在可疑的环境下死去，士大夫最后取得胜利。他们结束了郑和继承者的航程，不再建造新船，“罢西洋宝船”，限制私人航运。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他们毁灭了郑和的航海记录，并且在新皇帝的支持下开始解散中国的海军。

1500年，政府把擅制多过两桅的船的行为定为杀头的死罪。到1525年，政府下令毁灭了所有远航船只。一个世纪之前有3500艘船、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灭亡了，而中国由此踏上了一条走向贫穷、战败和衰落的道路。

使中国丧失其世界性影响力的不仅是15世纪40年代的一场权力斗争。历史学家列举了一系列原因说明为什么亚洲最终在商业上迷失了方向和在工业上落后，其中两个半原因是最有说服力的。

首先，就是亚洲不够贪婪。在古时的中国，儒家思想支配着社会的精神气质，而支配着印度的是种姓制度，结果是两个国家的精英分子都轻视营商。中国古时所重者不少，重名节、重艺文、重礼教、重忠孝，而钱财退乎其后。孔子特别教诲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把重利者贬作“小人”。因是之故，郑和的船队虽然很庞大，又给外国领袖带上了那么丰富的礼物，他的航行本来可以赚大钱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相对于亚洲，欧洲贪婪成性。葡萄牙15世纪带头打开新发现的时代，主要是因为它需要香料。这是一种珍贵的商品，是赚取利润的欲望推动它的船只不断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最后绕过好望角到亚洲去。这一贸易的利润可以很巨大：麦哲仑的水手一次以比成本高一万倍的价钱卖出26吨丁香。

亚洲经济停滞不前的第二个原因较难表述，但它同一种可以说是自满的文化有关。中国和印度都有视线朝里看的倾向，沉醉于古老的理想和方法，敬畏权威，疑惧新思。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兰德斯曾论及中国古代的“知识界仇外情绪”。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则讲过印度社会的“阶级僵化”和“静态性质”。这都是对经济和知识界自满的不同表述。

中国的才俊之士把他们的国家视为“中国”，认为外面的夷人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印度也有大致相同的自足心态，印度历史学家M.P.斯里德哈兰说：“印度人不到葡萄牙去，不是因为他们去不了，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去。”

那时的葡萄牙人却相反。因为它的海岸线和渔业，葡萄牙人总是朝向海洋发展，但与之为敌的西班牙等国家把它拒诸地中海之外。葡萄牙要想得到东方的财富，便得征服海洋。

剩下的半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欧洲却由很多个国家组成。当儒家的士大夫控制了北京和实施海禁的时候，他们的政策错误危害到整个中国，而欧洲国家一旦进行经济自杀只会危害到有关国家。因此，当葡萄牙人在16世纪陷进了中国式的思维模式，屠杀犹太人、焚死异教徒并把天文学家和科学家驱赶到国外的时候，荷兰和英国可以把棒接过去。

四

当我最初研究郑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随着他的航线跑到非洲去。后来我读到一些引人入胜的论述，说一些中国人可能因为撞船而在帕泰岛住了下来。于是，我忽发奇想飞到了肯尼亚北部的拉姆岛，并雇了一条船和一个翻译，亲身到帕泰岛看一看。

帕泰岛是个遗世孑立的小岛，岛上没有电力，没有公路，没有交通工具，大部分是丛林。我穿过椰林进入了一个叫西雨的村落，遇上了一个40多岁、肤色浅淡、眼睛细长的渔民。他说：“我是属于法茂族的，这儿还留下50到100个法茂族人。根据传说，我们是中国人和其他人的后裔。”

他继续说：“一艘中国船来到这里，撞到岩石损毁了，水手游了上岸，到了一个我们现在叫上加的村落，后来与本地女子成了亲。这就是我们法茂族的样子这么不一样的原因。”

另一个法茂族人走过来听我们谈话，他的肤色也是浅淡的，也有亚洲人的样貌特征。他的名字叫阿特曼·穆罕默德·姆兹，他也说从先辈口中听说过中国人船只触礁的事，他还说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非洲人曾把长颈鹿送给中国人。

每次听到长颈鹿的故事，我的脉搏便加快跳动起来。中国人的文献显示，第一头长颈鹿是郑和带回去的，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长颈鹿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因为人们相信它就是神秘的瑞兽麒麟，或者叫中国的独角兽。很难想象，在帕泰岛这样偏僻地方的非洲村民会知道关于长颈鹿的故事，除非这故事是由中国水手流传下来的。

东非沿岸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中国瓷器，帕泰岛找到的中国古瓷，也可能是从阿拉伯商贩那里买来的。可是，帕泰岛上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在法茂族人之间发现，这表示瓷器很可能是祖上遗传下来而不是买来的。我还到法茂族一些古代的坟墓前看过，它们像中国圆顶的所谓“龟背坟”多过肯尼亚的传统坟墓。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其他同样引人入胜的线索。帕泰岛和拉穆岛邻近岛屿的工匠会编织一种在中国南方常见而在肯尼亚本土没有的篮子。在帕泰岛，打鼓的风格接近中国多过非洲。当地方言个别发音也似乎源自中国。更令人诧异的是，葡萄牙牧师蒙克拉罗（Monclaro）1569年留下的记录说，帕泰岛曾有过兴旺的制丝业─除了帕泰岛，当地其他地方没有制丝业。帕泰岛多个村落的老人家向我证实，他们这个岛确曾产丝，直到半个世纪之前才停止。

五

我问我聘请的船家，船会在上加的海岸之外触礁吗？他笑着说：“那里的海底到处都是礁石，如果不知底蕴，必撞船无疑。”

假若真有中国船在帕泰岛外触礁的话，这很可能发生在郑和的时候。因为这如果发生在他之前，庆幸生还的水手不会流传下长颈鹿的故事。而如果这发生在他之后的话，生还的水手不会在上加村定居，因为英国的考古专家发现，这条村落曾在大约1440年的时候被劫掠和焚烧，全村被荒弃，时候刚好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之后不久（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明宣宗宣德年间，即公元1430年至1433年）。

然而，撞船之说仍然未有确证，其中存有不少漏洞。帕泰的古墓上没有留下中国古文字，岛上找不到远航的器具，中国人也没有留下曾在东非撞船的记录。最后一点空白可以用船队的航海记录都被毁灭解释过去。但是，如果船队的一条船真的在帕泰岛之外触礁了，船队的其他船只为什么不给予救援？

当我穿过丛林往回走的时候，我思量着这次发现的重要意义。在法茂族人的面上，在那些陶瓷和惹人遐思的中国文化痕迹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瞥见了正在走到尽头的这个一千年中一个其实可能发生的演变结果。我想到了最终改变了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哥伦布的交流，包括动物、植物、基因、细菌、武器和人员的交流。我也不由地神驰于另一个本来可能发生而终于没有发生的交流─郑和的交流。

假若古代的中国多一点贪念，眼光多向外看一看，假若其他商人随着郑和的航迹走，而且继续走下去，亚洲很可能支配了非洲甚至欧洲。中国人可能不只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定居下来，还会在东非、太平洋上的岛屿甚至美洲定居下来。法茂可能给我们显示了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混血儿会是什么模样的，他们是一种没有诞生的混合文化的孩子。我在帕泰岛所瞥见的，是亚洲力量达到最高峰时留下的印记，但这力量自此废弛了，这并非因为没有船只或技能，而是缺乏民族意志。

这一切都似乎是奇思妙想，但在郑和的年代，一个由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开创的新世界，远远比一个由中国开创的新世界遥不可及。如果郑和继续航行到美洲去，人类历史会多么不同！思之令人精神恍惚，其演变结果难以想象。那么就只想一想这一个结果吧。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83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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