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7月，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及副提督、英国人琅威理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巡防操演。操练结束后，“超勇”、“扬威”两舰前往海参崴待命，以接回当时参加中俄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官员吴大，而余下四舰，则在李鸿章的命令下，由丁汝昌率领前往日本长崎进行修理维护。

之所以要前往长崎，主要是因为当时旅顺军港尚未完工，而当时亚洲只有长崎才有供巨舰维修的大船坞。当然，由于最近的十年中，中日间因为琉球、朝鲜乃至台湾问题多有龉龃甚至悬案未结，李鸿章此次派出“定远”、“镇远”两巨舰前往日本，其中也不乏“震慑吓阻”之意。

“定远”、“镇远”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在1885年10月交付，两舰共费银340万两，当时号称“全球第一等铁甲舰”。铁甲舰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就像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而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镇远”，也确实非同凡响，二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正常排水量7220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动力为2座复合平卧式蒸汽机，8座圆式燃煤锅炉，功率6200马力，航速14.5节(“镇远”舰为7200匹马力，航速15.4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装甲总重为1461吨，煤柜载煤量700吨，编制329至363人。

两舰的主要武器为：4门克虏伯305毫米后膛主炮、克虏伯150毫米后膛副炮2门、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4门、37毫米五管哈乞开斯机关炮8门、57毫米、4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各2门，14鱼雷发射管3具。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该舰管带为总兵衔(北洋舰队的职级如下：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这两艘主力铁甲舰回国后，北洋舰队立刻鸟枪换炮，一举成为“远东第一舰队”。在1888年正式成军后，北洋舰队的世界排名升至前八。

8月1日，北洋四舰抵达长崎港，立刻在当地引发了轰动。在两艘威风凛凛的巨舰面前，前来观看的日本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中的震撼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可以想象，多数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复杂到可以用“百味杂陈”来形容，那种“羡慕、恐惧、愤懑、嫉妒、仇恨、震惊、自惭形愧、怒火中烧”等等的滋味，是相当的不是滋味。

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一向复杂而矛盾，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一向有“学生对老师”的心理，但近代以来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相比于固步自封的大清国，他们在心理上难免有傲视之意，但这次北洋舰队的来访，对他们的心理打击太大了。

日本原本也是闭关锁国的，像中国开放广州“十三行”一样，日本也只开放长崎作为贸易的窗口，因而中国人在长崎做生意已经有一定的历史。但是，这些被限制在一定地域的中国人常被日本警察所欺凌，这次北洋舰队的到来也算是给了他们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对此，日本警察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常年漂在海上、数月不见大陆的水手或者水兵，按国际惯例，上岸后总是喜欢胡闹的，北洋舰队的水兵们也不例外。或许是因为听了同胞的诉苦，或者是因为枯燥的海上生活后引发的放纵，一些上岸醉酒的北洋水兵，“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日本人语)，以至于日本警察也只能给他们让路。“我已侮彼，彼亦侮我”，双方的情绪对立日益严重。

8月13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水兵们便借机上岸购物，其中有几个水兵跑到当地的妓院，结果捅下大篓子。据说，当时因为妓院宾客盈门，生意好得不得了，这几个中国小伙在排队等候的时候，有个声称是VIP(或是会员)的日本客人不经排队便径直入内，这下惹出事端。一番争执后，水兵们与妓院老板大打出手，砸坏了人家的玻璃和家具，结果把警察给召来，但北洋水兵人多势众，赶来平息事端的日本警察反被打成重伤。

由于情形比较混乱，当时的《长崎快报》则是这样报道的：“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於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1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

总而言之，在当日的事件中，一名日本警察重伤、一名中国水兵轻伤，事情后来都交由中国驻长崎领事处理，但日本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吃了亏，断然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此事发生后，提督丁汝昌严饬水兵不许滋事，不许上岸，因而14日那天彼此相安无事，事态似乎得到了平息。但就在这看似平静气氛里，15日却发生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

15日下午，北洋水兵被许可上岸购物消遣，当天上岸的人数有四五百之多。这些人当时主要集中在华人街一带的餐馆或商店里，浑然不知危险已一步步在向他们靠近。傍晚时分，早有预谋的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将各街道两头堵住，突然持刀追杀那些在街上游逛的北洋水兵，混乱当中，一些当地的日本人也从楼上浇沸水、掷石块，有的甚至也拿着刀棍参与混战。

由于猝不及防，加上没有携带武器，北洋水兵们这次吃了大亏。事后统计，在这次冲突中，北洋水兵当场死亡5名(事后因重伤又死亡两名)，40多人受伤;日本警察也被打死1名，受伤者30名，另外当地日本人也有多名负伤。

根据日方制作的《长崎港清舰水兵喧斗事件》的验伤报告，北洋水兵受刀伤的37人，日方为14名，而双方撞伤与打伤的数字基本接近，前者分别为6人，后者北洋水兵7名，日方9民。北洋水兵的刀伤，大多集中在背后，可见当日被追杀的情形。毫无疑问，这是一起赤裸裸的、有预谋的报复行动。

据《申报》驻长崎访事人(即记者)的报道分析，“华兵与日人启衅之由，盖……日本巡捕向来轻视华人”，13日的事件本不是什么大事，结果酿成一死一伤的冲突。日本人吃亏后，心存谋害之心，14日就暗中联络并集合了包括士兵和当地浪人在内的一二千人，并由日本警察局配发武器，图谋在次日对中国水手进行报复。

8月17日，驻日公使徐承祖向日本外务省发了一份照会，称“昨日我水手登岸，八点钟有日本巡查多人，近前挑衅;又有数百名，将各街巷之两头堵塞，逢兵便砍;并有日民千余，各持兵刃乱杀……日本人预存害心，千数百人以刀砍，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我兵无预防，散于各街头，购物者皆徒手，故吃大亏……”

对此，日本外务省诡辩道：“本月十三日夜，支那水兵对我人民逞凶，我巡查迅速前往制止，支那水兵以刀砍伤我巡查，支那兵亦有微伤。十五日，支那水兵上岸，人数众多，至下午八时，突有一名支那兵，欲摘取巡逻于广马场巡查之制帽，此时，忽有百余名水兵纷然冲出，聚众殴打，遂打死巡查一名……近旁人民携带防身武器，冲向水兵，杀伤多名……”

日方的说法显然是不值一辩的，其将责任推给连是谁都不知道的所谓日本“人民”，其用意在于掩盖那些策划并制造这场事件的日本警察，以免引起更严重的外交冲突。毕竟，警察是公职人员，而所谓“人民”，这责任就不好追究了。

为防止事件升级和密谋外泄，日本外务省在22日成立了新闻检查科，命令长崎、大阪、兵库和其他府县的各家报刊在报道长崎事件时，必须事先交新闻检查科审稿，以禁止刊登辱骂中国的言辞与涉及机密的报道。

“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一边给自己的北洋士兵护短，一边大为愤怒的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其中不无威胁的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而在之前，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也建议立刻对日本宣战，炮轰长崎作为报复。

事后，日方随即对冲绳和对马的战备情况进行调查，而冲绳县知事立刻带领几十名警察踏上归途(因中日间的“琉球案”仍旧悬而未决)。尽管一些日本好战分子大肆叫嚣，要求政府“不屈服于任何恫吓或压力”，但毕竟底气是不足的。

当时的日本，虽说已经开始变法维新，但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十来年间便完全改变，何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尽管日本人对“顽固保守”的中国报以蔑视，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这种历史的阴影并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国力及军力都是日本难以企及的，仅就海军而言，日本只有3 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 而北洋舰队光7000吨级的铁甲舰就有两艘,其他巡洋舰、炮舰、运输舰等，其数量和质量也远在日本之上。

但到最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还是冷静了下来，因为当时中法战争刚结束还不到一年,国家财政困难，一下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动员军队。如果因为“长崎事件”而向日本宣战，势必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而英法美德等国此时正虎视眈眈，中日两国毕竟一衣带水，当时的关系也没有后来的那样极端对立，开战于人于己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这个前提下，中日双方最后还是决定以外交和法律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各国调停和外交折冲下，中日双方在半年后达成协议，称“争斗事件原为语言不通，彼此误解，遂致互斗死伤”;根据中日之前签订的天津条约，“两国司法部门根据本国法律，各自斟酌处办，互不干预”;最后，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其中士官1名6000元，士兵7名31500元，致残6名15000元)，中国赔给日本15500元(其中警部1名6000元，巡查1名4500元，致残2名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这事算是和平了解，双方互让一步，彼此体面下台。

从赔款上来看，看似中国赢得了这场外交谈判，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只赔款不惩凶，也不追究背后的阴谋，显然日本占了便宜。事后，李鸿章也颇有些悻悻然的说：“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

李鸿章派北洋四舰去长崎，确实有的“炫耀武力”的意思，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北洋舰队的两艘巨舰对日本人民族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经过这次事件，日本的反华仇华情绪反而进一步高涨，从军国主义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对北洋舰队充满了敌意。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

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的小孩子，他们当时最流行的游戏，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日本的反华情绪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下，很快变成了赶超北洋舰队的动力。“长崎事件”结案不过一月,明治天皇便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便以身作则，拨出内帑30 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之后，明治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其后6年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首相伊藤博文也发表演说，呼吁国民捐款捐物，缩衣节食，为日本打造一支更为强大的海军。在这场献金热潮中，日本在半年之间便筹集了两百多万日元，连天皇的老妈阿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两件首饰。

日本政府更是不顾财政困难，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并发行巨额公债，其数量几乎超过其财政收入的三成。譬如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而在1889年，日本的海军军费已接近1000万日元。1888 年后，日本开始了的大规模购舰、造舰进程，六年间便添置军舰12 艘，总计新添海军吨位近18000吨。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主力舰总吨位已达到37000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总吨位(不到30000吨)。而就在这六年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一炮，“排名前八”的辉煌，早已是昨日黄花。

更要命的是，当时的世界海军军事技术日新月异，日本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其平均航速远超过北洋舰队，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在总吨位、航速、火炮功能上均劣于日本舰队，这或许就是北洋舰队在这场“国运相搏”的战争中首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三败于威海卫的原因了。

清廷对北洋舰队的战略定位是“看家护院”，从来没有想到要用这支舰队去远洋作战，这种浅尝辄止的妇人心态决定了北洋舰队最终的失败命运。正因为战略上的不重视，才有停止购舰的愚蠢短视之举，并最终酿成了割让大片国土、赔偿上亿两白银的恶果。最具讽刺的是，清廷拿得出赔偿的巨款，却拿不出继续发展海军的钱，女人与孺子当国，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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