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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刘文辉在康定、石渠、理化、甘孜、德格、得荣等县设立五明学院。康定五明学院又名“西陲佛学院”，1942年改组为“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刘文辉亲自兼主任委员。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刘文辉手里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可见他在宗教集团和藏民中的影响力。

刘文辉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林夏，原题：马戎：民国时期的地方军阀怎样管理边疆地区

“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在政治制度、宗教文化政策、干部的任命等方面，都应该思考民国时期的得失。”3月17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坛上这样说道。

在这场题为“民国边疆史与地方军阀研究”的报告中，马戎表示，目前中国新疆和西藏的社会稳定、民族关系和经济发展都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而民国边疆史、边疆军阀史的研究可以帮助今人领悟当地社会的演变规律。在他看来，民国时期马麒、马步芳父子在青海，刘文辉在西康，杨增新在新疆的治理手段，均有值得借鉴之处。

民国时期的西部边疆

讲座伊始，马戎即指出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是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一段时期。

清帝退位后，各地军阀独揽大权，而民国22行省之外的4大行政区则处在当地少数族群政治-宗教首领的统治下——外蒙古首领是黄教大活佛哲布尊丹巴，西藏是达赖喇嘛，内蒙古是各旗扎萨克王爷，青海由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父子治理。

其他边疆各省的情况则各不相同：1884年建省的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任军阀，宁夏主政的先后是马福祥、马鸿逵父子，云南滇系军阀最有名的是唐继尧和龙云，广西桂系军阀的早期首领是陆荣廷，后期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在中华民国38年的历史中，在外蒙古、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等地都先后出现了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民族分裂运动，这些分裂活动背后均有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推动和鼓励。”马戎说。

例如，盛世才在新疆执政期间（1933-1944年），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渗透到新疆各地。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盛世才在新疆开展“民族识别”，识别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14个“民族”，这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中华民族是一个”）背道而驰。1944年9月的新疆“伊犁事变”，即是在苏联直接支持和参与下，北疆三个地区（伊犁、塔城、阿山）发动的事件。

主政西部三地区的军阀

马戎教授着重分析了民国时期青海、西康、新疆三个地区的主政者。

青海地区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实际主政者都是马麒（1869年-1931年）、马步芳（1903年-1975年）父子。

马麒、马步芳父子出身河州回民世家，主政青海后面临一系列民族与宗教问题。在省内需要妥善处理回、藏、汉、蒙4大族群间的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协调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汉人文化等不同文明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要笼络各族首领，还要打击挑战其权威的部落，树立权威。同时需推进青海建省后的基层政权建设，推动经济、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

在外部环境方面，马麒、马步芳父子努力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马步芳之子马继援与蒋经国是拜把子兄弟；但同时排斥中央政府派来的党团体系、特工系统在青海的活动——国民党军统进不了青海。马氏父子始终保持对“马家军”和青海地方的绝对控制。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78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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