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居然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13名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在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的人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但也有的人是落伍的、颓唐的、叛变的。其中周佛海就是背弃信仰，叛变投敌的中共一大代表，终其一生没有实践他在南湖红船上的誓言。

出身农村，少年身世坎坷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出生于湖南沅陵县凉水井镇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人最初给他取名周福海，后改周佛海。周佛海有一个哥哥周佛生，一个妹妹周佛珍。父亲周奎久，在曾国藩属下做事。母亲姓马系福建人。1909年，父亲周奎久在前往福建赴任路途中病逝。

少年时的周佛海在乡下读私塾，1913年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4年进入长沙兑泽中学，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八联合中学。此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加剧，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反帝反封建的呼声高涨，人们对旧制度日益不满，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大的变革，这样的变化也延伸到校园。1917年5月，一次学校提前上课，家住远处的学生赶不上课期，周佛海就带着学生去找学校评理。青年时期的周佛海年轻气盛，一拳击落了老师办公桌上的水杯和文具，后来又扯掉学校给他记大过的公告牌。此事在校园造成很大的影响，周佛海因此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成长和求学环境的变化，激起了周佛海拼搏奋斗的豪情壮志。

旅日留学，出席中共一大

周佛海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后，在好友邓文伟、何亚雄、谢伯林等人的的资助下，先后到长沙、上海等地谋生求学。在上海的湖南会馆，老乡建议他去日本勤工俭学。1917年初夏，周佛海从上海的黄浦港乘船去了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

周佛海在日本学习时，开始接触、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国际形势较为关注，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0年，周佛海利用暑假回上海。期间，周佛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周佛海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了周佛海。周佛海就这样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回到日本后，周佛海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海外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一大会议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周佛海为副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中共一大结束后，因两个月内陈独秀未到沪，周佛海便留在上海一度“代理书记”。陈独秀回来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周佛海返回上海后不久，《时事新报》揭出他十几岁时就在乡下结了婚，家有发妻和儿女，“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消息一出，他不与组织告别，干脆带着恋人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背信脱党，投靠国民政府

1922年3月，周佛海从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在东京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湖南老乡帮助下，也考入该校。按理说，在好的平台下，可以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银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周佛海受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动摇，与共产党的理论分歧越来越大。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共产党的思想矛盾日益加重。

1924年9月的一天，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周佛海不听劝告，第二天即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

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得以重任。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弃蒋入汪，赴任汪伪政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周佛海和汪精卫认为抗日必败，以停战求和主张而聚到一起，周佛海就这样投靠了汪精卫。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与抗日唱反调，继续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随汪精卫及汪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可以说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卫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几番讨价，汪精卫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同年7月7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

1940年3月30日，日本的傀儡政权汪伪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握有实权，任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他向汪精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直接掌握一支伪税警团，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

再投老蒋，永留历史骂名

周佛海助汪精卫策划成立伪政权后，又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表明自己“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

在抗战中期，周佛海感觉到日本人靠不住了，就抛弃汪精卫，倾向蒋介石。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特工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预感到日本必败，频繁地与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联系，并积极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还在自己家中设立电台直接与重庆方面联系，并允许国民党特工在自己身边公开或秘密活动。因周佛海所处位置很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将周佛海之母软禁在贵州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佛海“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佛海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周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并主持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兼任伪上海市市长。汪死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才走马上任。周佛海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这正适应了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的需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南京汪伪政权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他控制的１万多人的武装，以及“完整”的上海奉给蒋介石，并乘机向蒋介石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周佛海曾是蒋的亲信，为蒋巩固统治立下功劳，因此蒋介石接电报后很高兴，立即嘉奖周佛海。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后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随戴笠乘专机到重庆，住在戴笠的私宅白公馆，从此被“软禁”起来。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受到审判的缪斌、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等分别被判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应有的惩处。可周佛海未受到审判，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迫于外界的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逮捕周佛海，把他关押在南京监狱。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10月公审周佛海，同年11月7日，判周佛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后由于杨淑慧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出面周旋，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佛海为无期徒刑。

周佛海被特赦无期徒刑后，曾经高兴了一阵，但想到今后终身监禁在这阴森的牢房里，心里也不是滋味。周佛海关在监房的时间一长，回想母亲也病故在息烽监房里，内心日夜恐慌，自己也病痛缠身。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保外就医被拒。同年2月28日，曾经风光一时，权倾一时的周佛海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 岁。周佛海去世后，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20世纪80年代，周佛海日本籍妻子新田杏子寄钱给周佛海后人，周佛海的孙子周祖沙利用这笔钱在凉水井镇窝溪村修建了周佛海墓。墓内只有一套国民党军服。整个墓占地面积15平方米，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墓侧石圈现已出现裂隙。可叹周佛海一时的风光早已不在，只不过留下一页不光彩的骂名永留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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