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和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剑拔弩张，这让人想起了昔日东西方“冷战”时的情形。

“冷战”指的是自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7年至1991年这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长期对峙状态。“冷战”之中虽然不乏战争，但主要是双方通过“相互遏制，而不诉诸武力”方式——即“冷”方式(主要是科技、军备和外交等非战争)进行争夺，因而被称为“冷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对“冷战”威胁的性质一直有争论。“冷战”初期，美国当局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美国国内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出现了以“反共”为主要内容的“麦卡锡主义”浪潮，许多进步人士遭迫害。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美国政客担心美国过分“陷入亚洲”，从而忽视了苏联在欧洲的威胁。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再次提出“敌人到底是谁”的问题：是中国、苏联还是越南(北越)?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决定援助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反共游击队时，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实际上，在“冷战”时期，美国是根据战略需要，不断地定义自己的“敌人”和“朋友”。中国曾经被看成是最大的威胁之一，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之后，美国看到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机会，从而迎来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两国建交。美苏关系也不总是“你死我活”。上世纪70年代初，美苏关系也曾一度缓和。

这也说明“冷战”时期美国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战略。如果非要找这么一条的话，那就是所谓的“遏制战略”。面对苏联的扩张，美国通常不采取军事对抗战略，而是采取“隐秘的行动”来遏制。虽然美国通过军事手段阻止了东方阵营在朝鲜半岛和西欧的推进，但美国在东南亚(主要是越南)的遏制行动并不成功。在阿富汗，美国试图通过秘密援助反苏武装来遏制苏联的扩张，但亲苏联的阿富汗政权一直维持到苏联垮台。

美国还经常通过秘密手段颠覆一些反美政权，这包括1953年的伊朗政府、1954年的危地马拉政府、1965年的印尼政府、1973年的智利政府，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政府;还有就是通过赤裸裸的军事行动推翻多米尼加共和国(1965年)和格林纳达(1983年);其中包括一些没有成功的案例，如1961年企图阴谋推翻古巴政府和80年代推翻尼加拉瓜。

“遏制”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个口号，并不是一项政策，美国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利用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手段，来发展与某些国家的关系，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在人们的记忆中，“冷战”时期的世界一定非常凶险。然而，近些年，有学者研究认为，“冷战”时期实际上是一段“好日子”：两超对峙下的世界实际上相当稳定，因为两个超级大国都谙熟“游戏规则”。

当然，实际上“冷战”期间从来就没有太平过。美苏之间的危机不断：二战刚结束就因为土耳其和伊朗问题起争执，然后是“柏林封锁”、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界差点陷入了核战争。

有报告统计显示，“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美洲以及南部非洲的内战、中东冲突以及阿富汗战争共导致了数百万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平民。这些战争的背后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霸权。

如今，虽然“冷战”思维仍时不时出现在国际政治中，但是由于两极中的一极已不存在，如今的俄罗斯已经远非昔日的苏联可比，例如，现在的俄军只有当年苏军规模的五分之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和操控世界的“冷战”模式已经一去不返。另一方面，美俄虽然难以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冷战”只能让双方都受损，更何况美俄在反恐、地区安全和核裁军等方面有利益重叠，这就使两国将始终保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关系。

新史料：1944年美国政府电报称琉球决不能交还日本

近日读史，发现一则关于琉球群岛归属问题的重要史料，是记录1944年10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国民政府外交代表谈琉球问题的一份电文，似少见关注和引用。值此日本右翼恶意挑起钓鱼岛争端闹剧的时候，笔者特将这份文件引出，并略加解读，以供有识者参考。

电报原文如下：

华盛顿顾大使维钧质电陈，偕魏大使等入觐罗斯福总统，承告各点称：今午偕魏大使、胡次长、商团长入觐罗斯福总统，承告“(一)魁北克会议对于如何继续助华有共同决心;(二)纳尔逊离美赴华时曾告以到华后所得印象或致失望，彼回美后报告谓我国情况一般尚佳;(三)将来日本在太平洋之岛屿如何处置颇费考虑，美国不愿再增土地，但琉球及BO N IA岛(即小笠原群岛)(原文如此，正确的英文名称应为BO N IN———引者)无论如何亦不能交还日本;(四)中美空中交通问题亦多困难，如允予中国民航线展至檀香山，则澳之同样要求难以拒绝，将来日本恐亦希图;(五)和平机构会议之投票权问题必须有一解决。”(台北“国史馆”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影印本第58册，1944年8-10月卷，台北2011年版，第535～536页)

下面请允许我略作解读：

顾大使维钧，即顾维钧，时任国民政府驻英大使，此时为到华盛顿参加美英苏中四盟国讨论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机构筹备问题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正在华盛顿活动。

质电，韵目代日，质，4日，质电，即4日电。

魏大使，即魏道明，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同时亦被派为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国代表。

胡次长，即胡世泽，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代表。

商团长，即商震，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代表之一。

具体会见时间，发电时间是4日(质)，电中称是“今午”，似乎是4日中午会见后于当日发电。但据《顾维钧回忆录》，会见时间明确说是3日：“苏俄这一建议(指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提出其16个加盟共和国也应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加入，这样它就可有17票表决权———引者)是10月3日我和两个同事去见罗斯福总统时，他首先向我们透露的。”“我们坐下来交谈了将近半个小时。……他还向我讲述了他坚持要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谈的事。并对我讲了为什么他要求将中国列为战后负有维持和平责任的大国之一。他说，他希望在世界各地都看到和平。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地处亚洲的强大盟国，美国就可以将全部注意力放到欧洲。……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决心使中国成为负责维持世界和平的四大国之一。”该回忆录中虽没有记录电报中谈的不将琉球交给日本的内容，但谈到罗斯福对中国的重视，谈到罗斯福支持中国未来成为维持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国家，故与上封电报的内容是适相吻合，可以互相映衬的。

回忆录另一处，顾维钧提到与他一起去拜会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同事”是“魏大使和商震将军。”但未提外交次长胡世泽。(《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3～415页)。这个“今午”，应指3日午，就是3日午拜见，4日发电报告重庆。

关于上封电报，还有一个更完整一点的版本，即收入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的《驻英大使顾维钧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谒罗斯福总统承告对我国在世界和平机构会议中对三国草案颇多赞许表示欣慰》电(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四日)，关于琉球部分，电文内容为：“(三)将来日本在太平洋之岛屿如何处置，颇费考虑。美国不愿再增土地，琉球及BO N IN岛即小笠原群岛，无论如何，亦不能交还日本。又谓闻往时B O N IN岛王曾由中国任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三，台北1981年版，第892～893页)其中黑体部分为上一版本所无的内容，这句话在此也是甚为关键的，带有很明显的暗示意味。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69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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