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
爱新觉罗·代善，努尔哈赤次子，和硕礼烈亲王。明万历十一年癸未七月初三日寅时生，元妃佟佳氏出，为皇长子褚英同母弟。三十五年四月，以击败乌拉功，赐号古英巴图鲁，明人或称为贵永介。天命元年四月，封和硕贝勒，参国、务国，人称为大贝勒。十一年八月，奉弟皇太极嗣父位。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兄礼亲王。顺治二年春，至京师。五年戊子十月十一日丑刻卒，年六十六。
代善成为位汗继承人是顺理成章的。论嫡庶，代善是褚英的胞弟，系嫡子；论长幼，除褚英外，其在努尔哈赤15个儿子中年龄最长；论军功，他是诸贝勒中军功最著者；论权势，其是佐政四大贝勒中的“大贝勒”，位列第一；论实力，他自将正红、镶红两旗，仅次于父汗。但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代善作为太子最有竞争力，同样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天命五年这一年发生了3件事，这3件事对于“太子”代善而言都是致命的。
最先动摇太子之位的事件是代善与大妃乌拉纳喇氏的暧昧关系被揭发。天命五年(1620)三月，汗的小妾塔音查告发太祖的第四位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多尔衮之母)曾两次备饭送给代善吃，代善“受而食之”。而且大妃一日两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还曾深夜出院二三次。在审理过程中，诸贝勒大臣又说他们都目睹过大福晋借宴会或议政之时对代善眉目传情。太祖对此又恨又恼，但终因其有言在先，欲将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而且满族历来有父死子妻其庶母的收继婚俗，加上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代善如何不轨，所以太祖不好直接治罪于代善，只能寻个大福晋窃藏财物的罪名，将其休离了。作为太子的代善虽没有因此获罪，但从太祖当众历数大福晋之罪时的老泪纵横，足见作为太子的代善伤透了父汗的心。而且经过此事，代善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其次，在迁都建筑宅地的过程中，代善的假孝心让太祖看清了其贪财、私心重的一面。天命五年(1620)三四月间，后金国准备从界藩城迁居萨尔浒城，太祖即视察并指定各贝勒兴建府邸的宅地。代善看到其长子岳托修整好的宅地比自己的好，而汗的宅地比自己的狭小，就提出因自己“所整修之住地较汗所整修之地宽且佳”，请汗住自己的宅地。太祖答应后，代善就先后让莽古尔泰和阿敏为自己请命说自己所居之地狭小，意欲霸占岳托的宅地。最后，太祖决定“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为尔所整修之地优佳，尔可携诸幼子于该优佳之地装修居住。”即太祖仍于原整修之地建房居住，而将宽敞之地让与了代善。在记录整件事情的史料中，并无太祖责备代善的只言片语，但其内心对代善的所作所为必定失望无疑。此时，太祖刚刚休弃大妃不过几天，代善竟这样不加检点，虽说当时宫廷典制尚未严格确立，但父汗的宅地是不应逊于任何人的。经过此事，代善在太祖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应可想而知。
不久，又发生了代善虐待前妻之子岳托和硕托之事，而此事最后演变成了代善太子之位被废的导火索。在前文争夺宅地的过程中，代善对待其长子岳托的态度已可见一斑，而其对次子硕托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代善次子硕托等突然失踪，有人说其“叛逃”投明朝而去。在还未确定硕托是否叛逃时，代善即一口咬定硕托有叛逃之心；而在找到硕托并且其本人明确表示并没有逃走后，代善还是固执己见，向太祖跪下五六次请求斩杀硕托。代善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相反，太祖释放了硕托。
此事并未因此结束，太祖由此开始调查代善给予两个前妻之子的待遇问题。在这一点上，代善确实心里有鬼，所以当太祖亲自询问代善给予硕托部民资产的情况时，代善不敢正面回答，反而说硕托与自己的小妾通奸。太祖当即亲自审问证人，事实证明硕托是被诬陷的，而且代善之子岳托、硕托所领有的资产均比其他的异母弟弟差。这一点令太祖深恶痛绝，因为太祖小时候曾深受继母虐待，所以他本人在对待诸子时十分注意，对于幼年丧母的褚英、代善给予的待遇称得上是格外优厚。因此，太祖怒斥代善说，你也是前妻的儿子，何不想想我不是对你更亲近吗？你怎么就被后妻蒙蔽得虐待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呢？何况我待你一直是特选良好的部民让你专管，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一样将优良的部民赐给岳托、硕托呢？
接下来太祖说的话就涉及到了国政，称代善听信其继福晋的诬陷之言而欲杀亲生儿子，既然敢杀亲生儿子，那你以后又将如何对待其他兄弟？若存杀亲生儿子和诸弟之心的人，又有何资格当一国之君？太祖的这番话与废长子褚英之前说得极为相似，但此时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太祖想废代善太子之位时已不似废褚英那样没有任何异议了，当太祖申斥代善时，只有莽古尔泰明确表示站在父汗一方，而其余诸贝勒大臣均持观望态度。因此太祖令阿敏、皇太极和五大臣之一的扈尔汉等明确表态，说如果你们认为我和莽古尔泰是错的，那么皇太极、阿敏、扈尔汉你们就当场起誓。“尔等如果发誓”，那莽古尔泰我们二人自会认错。如果尔等不发誓，那你们为何还坐在代善那边？快离开做决定！上述3人立即站到太祖一边。接着，太祖即宣布，“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至此，代善失去了太子之位。
九月二十八日，被废为庶人的代善亲手杀了引起纷争的继福晋，遣人向太祖启奏说，“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那么请父汗允许其叩见认罪。代善悔过自新的行动，得到了太祖的谅解，但因诸贝勒都曾同意废除代善的太子之位，故为缓和代善与诸贝勒间的矛盾，太祖令代善与诸弟分别发誓表示不计前嫌。于是代善与诸贝勒分别各立“誓书”。
最后，太祖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及代善贝勒为“和硕额真”。指出，以后成为“汗”的人，会接受八和硕贝勒的给予，“食其贡献”，在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妄为。“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如果一个生活道德谨严、为政勤奋、公正之人，即使是一国之汗想出于“一己私怨”而欲罢黜或贬降此人，“其他七旗之人对汗可以不让步”。这表明，在经历了预立褚英、代善嗣子两次失败后，太祖的初衷开始有了重大改变，产生了确立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想法的最初模式。天命七年(1622)三月，太祖在辽阳正式确定了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规定一国之君从和硕贝勒中产生，和硕贝勒有推举、罢免、更择君主的权力。因此，大贝勒代善和其他和硕贝勒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即又具有了在太祖驾崩后成为一国之君的资格。
??在原，手足情深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据记载，在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代善的长子岳托和第三子萨哈廉两兄弟一同来到父亲代善的府邸，向父亲建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指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对此建议的态度是，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第二天，当诸贝勒大臣集会时，代善即将此议告诉了同是大贝勒的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合词”请求太宗即位，太宗在推辞再三之后“从之”。其实，太宗即位的背景并不是如官方史料记载的这样简单。皇太极是太祖第八子，为第三位大妃叶赫纳喇氏所生，亦属嫡出。在“四大贝勒”中，其年龄最幼，但威望颇高，其不仅“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率皆精锐”，而且在诸贝勒中有“仅识字云”之谓，即文化素养最高。在谋取汗位的过程中，太宗一直是不甘寂寞的。如果说在反对褚英的斗争中他还是个配角的话，那么代善作为太子而被废则与其有直接的关系。前文提及的在界藩城发生过太祖小妾揭发代善与大妃有暧昧关系一案，即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有争立之心的皇太极在“背后捣鬼”指使小妾所为。
迁都辽阳后，太宗的争位活动愈演愈烈，朝鲜史料中记载说，太宗“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太祖从弟阿敦曾偷偷告诉代善说，皇太极等“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代善便跑到太祖跟前哭诉，太祖召三大贝勒询问，3人“自言无此语”，最后以将阿敦拴上铁锁监禁在高墙的房中结案。鉴于此，太祖遂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诸王子侄告天发誓，不许子孙“开杀戮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在争位中已取得了优势，而代善的长处则在于其能够审时度势，经过沧桑世事的磨练，其心事笃定，已不再觊觎汗位，因而才有了前文中代善力挺太宗即位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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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资历最高的大贝勒代善因“拥戴”之功，极大地弥合了与太宗在争位期间的情感裂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兄弟间不仅相安无事，而且相处融洽。如天聪年间，每至年节，太宗总是要率诸贝勒等至长兄代善之府，亲自登门致以节日的祝贺，有时还会相互酬答宴请。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设宴款待代善与莽古尔泰。当两人应召而至时，太宗亲自迎出清宁宫宫门之外，而且请“两贝勒先进”。入座时，太宗让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辞”，请太宗“中坐”，太宗说，“出殿而坐，朝仪也；兹居宫，行家庭礼，兄当中坐”。太宗虽一再相让，但代善“固辞”。最后是一榻之上，太宗与代善同坐左右。当中宫福晋哲哲及众福晋以元旦礼拜代善时，太宗则离开座位站在一旁，代善不明其故，太宗解释说，我是这一家之主。妻妾拜兄之时，不宜同坐。开宴后，太宗欲离座亲手执爵向代善进酒，“代善辞”，太宗即“于榻上跪，执玉?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饮，转与莽古尔泰，饮毕，上以金卮自饮”。宴席之上，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同时又令出席筵宴的诸贝勒“递相进酒”，本来太宗与代善平素都不善饮酒，但这一次却是“互相酬酢，皆酡颜”，即相互敬酒畅饮，喝得面红耳赤，十分尽兴。宴毕，太宗又“以御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带、靴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两贝勒遂服所赐衣出”，太宗特来至凤凰楼下，不让两人称谢，然后又亲送出大清门，待两人骑马而去方才入宫。四天后即初六日，大贝勒代善即以新年请太宗“幸其第，大设筵宴”，前文已说过太宗“素不多饮，凡遇宴，止饮少许”。这一日，因为代善一个劲地劝酒，也“进爵多次”。席间，代善又“以车驾临幸”，特献鞍马2匹，空马1匹，参加宴会的贝勒岳托、硕托、萨哈廉也各献上马匹不等，但太宗只接受了代善所献之马。上述史实表明，代善颇知深浅，凡事以礼相待，使得两兄弟间即使有误会，也会烟消云散
天聪四年(1630)十二月，太宗率诸贝勒等“猎于积墩地方”，大贝勒代善部下的蒙古人猛克射狍时失误以致射中了太宗“御衣”，代善“急趋上前”，既担心太宗安危，又怕太宗误会其有谋害之心，急得哭诉道，“上为众所托命，此奴误射御衣，傥及肤体，奈何？”因此，代善与岳托都要射杀猛克，反而是太宗阻止了两人。但代善为表忠心坚持要杀猛克，以致太宗不得不令额驸杨古利负责守护猛克。后，太宗认为此人确系误射，仅“鞭一百，释之”，表现出对代善的充分信任。
天聪、崇德年间，作为父亲的代善十分不幸，先后送走了4个儿子。每至此时，太宗都会尽其所能而深加抚慰。天聪五年(1631)六月，代善幼子排行第五的巴喇玛病逝，年仅24岁。代善因痛失爱子，伤心得饮食俱废。当时正值痘疹大爆发，诸贝勒都害怕被传染，“皆未临丧”。正在“避痘所”避痘的太宗闻之，当即表示要去探望兄长。代善再三遣人请求制止，但太宗还是亲自驾临了。为此，代善“候驾十里外”，因多日不曾饮食，故由两侍从“掖代善立候”。太宗至，见此情景不禁“呜咽流涕”，反而是代善安慰太宗“勿过哀”，并表示巴喇玛青年早逝，不能“效力于上”，甚为惋惜。太宗此时才止住哀伤，以太祖遗训即“宜止伤悼，勉图国政”来劝慰代善，并“亲以金卮酌酒”，请代善饮了两杯，又劝其进食，因时值盛夏，当即“手劈二瓜”让代善“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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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逝，太宗特“偕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成亲王岳托往浑河观渔”，以解代善之忧。崇德四年(1639)五月，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和马瞻率军征明均殁于军中。噩耗传来，太宗席地而坐“哭之”，代善则是“下马仆地”痛哭，良久，太宗命左右扶代善上马，且哭且行的过程中，代善再次“哭仆于马下”，太宗“立马以待”，令两人“扶掖，乘马而行”。丧礼过后，又因代善“家居痛悼”，太宗“乃偕礼亲王及诸王、贝勒、贝子、众大臣”，出德盛门，“渔于浑河，兼设大宴”，以宽慰代善。总的说来，代善确无争位之心，因此也赢得了太宗的尊重与礼遇，但这并不代表两兄弟间就没有矛盾，只是相对于兄弟情分而言，不至于伤筋动骨罢了
说起代善与太宗之间的交恶，其实都是围绕着汗权而展开的。在汗位竞争中，太宗终于成了一国之汗，但此天聪汗却不是如其父一样的天命汗，从各个方面衡量两者之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简而言之，太祖是在武力征服的过程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翦除胞弟舒尔哈齐后更是实现了对权力的独占。而皇太极继位后，其“汗”的地位却有了微妙的变化，他面对的是年长于己、实力在握的以代善为首的三大贝勒，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得极为错综复杂。所以，初登汗位的太宗，不可避免地与兄长代善之间产生了摩擦。
即位伊始，太宗表现得相当客气，以三大贝勒有拥戴之功，宣布并不“以臣礼待之”，而是向兄长们执弟子之礼，甚至作为天聪汗的太宗要与代善等三大贝勒并列同座而接受其他贝勒大臣的朝拜。但代善等对于汗之权威也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如天聪三年(1629)，太宗亲率八旗大军伐明，行至中途，代善与莽古尔泰意欲回兵，太宗虽心有不满，但也不得不同意还师盛京，幸而有岳托、济尔哈朗等提出反对，代善才不得不被迫同意进军。类似的事件，在太宗亲征察哈尔时又再次发生。所以，天聪年间的汉族大臣说，作为天聪汗的太宗不过是一个“正黄旗”的旗主贝勒而已。
而大贝勒代善虽无争位之心，但其做“太子”时所表现出来的诸如贪财、私心重等弱点仍一如既往，如“赏功罚罪时”，代善一贯的表现是“偏护本旗”；当多铎出征未归而太宗忧心不已之时，代善则“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疲瘦”，而当太宗欲派兵援助多铎时，“正红旗马匹独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太宗因此责备代善，“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将不往应援”，你会心安理得吗？加之代善教子无方，诸子“借名放鹰”动辄擅杀民间牲畜，幼子瓦克达更是“奸人之妇，窃人之鹰”，甚至从永平偷偷地带妓女归家而最令太宗气愤的就是代善竟然违反众议，不仅拒娶囊囊太后，而且还与哈达格格莽古济一起心怀不满，“结党宴会”反对自己
天聪九年(1635)，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在后金摧枯拉朽的攻势下逃至青海病死，其众位妻子遂陆续率部众前来归降。因太宗先纳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即衍庆宫淑妃)做了表率，所以前来投诚之林丹汗的女眷们都相应有了各自的归宿。史载，在诸贝勒议定此事时，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因其嫡福晋新亡，而林丹汗妻苏泰太后乃是其嫡福晋之妹，故“心欲娶之”，诸贝勒即以济尔哈朗之意禀明太宗，太宗询问诸贝勒之意见，“诸贝勒皆言当允其请”，太宗遂答应了济尔哈朗。而大贝勒代善得知此事后，“独违众论而欲自娶”，并亲自当面向太宗请求，无奈之下，太宗反问代善说，“诸贝勒先已定议许济尔哈朗矣”，兄长你是知道这件事来向我请求的？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才向我请求的呢？代善十分尴尬，急忙推说不知。但过后心中毕竟不甘，私下里曾多次说“欲强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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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众贝勒议定大贝勒代善应娶的是囊囊太后，所以太宗即遣大臣满达尔汉等往谕之，结果代善却说，囊囊太后太穷了，我不娶她拒绝了太宗之命。气得太宗说出“凡人娶妻，当以财聘，岂有冀其财物而娶之之理乎？”的质问之语。代善后听说林丹汗的妹妹泰松格格“饶于财”，即启奏太宗“欲娶之”，太宗只好准其所请。最后，因为代善拒娶囊囊太后，太宗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纳囊囊太后为侧福晋，即后来的麟趾宫贵妃。
本来此事到此终于可以收场了，但代善对于争娶苏泰太后未果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又赶上太宗长子豪格娶了林丹汗之伯奇福晋为新福晋，而太祖第三女哈达格格的长女本是豪格之嫡福晋，所以哈达格格以为“我女儿还活着呢，贝勒豪格凭什么又娶新福晋？”遂怨恨太宗，不仅不出席婚礼而且私自返家，代善闻之，立刻遣人于中途截住哈达格格，两人立即打得火热，发了许多怨恨太宗的牢骚。
这引起了太宗的强烈不满，一怒之下太宗关闭大清门而不许诸贝勒大臣进见。因为太宗以为既然尊我为君，那么就应“制令统于所尊”而不能轻视汗权而肆意妄为，现在代善反其道而行之，“朕所爱者而彼恶之，朕所恶者而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于是，太宗称“朕将杜门而居”，你们再选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
一国之君罢工了，众贝勒大臣急忙集会议定代善之罪，“拟革大贝勒名号并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然后，众人跪于大清门外，恳请太宗出来“亲决万机”。太宗遂临朝听政，命“从宽免革代善贝勒之职，并归还代善十牛录属人”。因为太宗的目的已达到了，他要做的是将以代善为首的专横跋扈之贝勒特权压抑至不再对汗权构成挑战的程度即可，而并不需要撤废贝勒之特权。
崇德元年(1636)四月，太宗面南称帝，54岁的代善名列第一，被封为和硕礼亲王。但崇德年间两兄弟间还是时有矛盾产生，如崇德二年(1637)，太宗即在崇政殿向代善发出质问，说虽然因兄长年事渐长而免其朝贺，但有一天，代善竟然自己牵着马，手里拿着坐垫，独自一个人来朝见太宗。面对代善的此种作派，太宗又好气又好笑地问，兄长你是敬我呢？还是对我心怀不满呢？为什么身为旗主贝勒，却连个侍从都没有呢？
同年七月，太宗亦曾在出征朝鲜期间，因代善多选侍卫12员而历数代善以往之过失。但由于在大是大非面前即在太宗与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斗争的关键时刻，如天聪四年(1630)幽禁阿敏，天聪五年(1631)革莽古尔泰大贝勒爵位，代善总能站在太宗一边，是故太宗虽对其时有惩戒，但彼此间却一直相安无大事，而且太宗对代善仍信任有加。崇德三年(1638)五月，代善的手下属人觉善私下里说了许多对太宗的不恭之词，议政贝勒大臣议代善心怀悖乱，定削其王爵，但太宗认为此事与代善无关，不许累及礼亲王。
总而言之，代善与太宗之间的不合，都与太宗即位后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相关，太宗要确立的“南面独尊”决不仅仅是个形式，他要的不是与三大贝勒“共议国政”的平等关系，而是君臣隶属关系。所以代善后来变得唯太宗马首是瞻，一方面体现的是满族新旧制度与文化并存与递嬗，另一方面也表明汗权在与旗主并立局面的斗争中渐居上风。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一变化应是清初国家形态朝着进步方向变迁即封建化的具体体现
老桧参天，天淡云闲
太宗一朝，代善作为重臣，曾多次率其所将之两红旗征战沙场，并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天命十一年(1626)十月，蒙古扎鲁特部“败盟杀掠，私通于明”，代善以主将身份亲率八旗军1万人征讨之，斩贝勒鄂尔斋图，生擒巴克及其两个儿子等14位贝勒，大胜而归。天聪元年(1627)，又随太宗征明围锦州。天聪三年(1629)十一月，代善再次从太宗出征，克遵化，围京师，于德胜门外大败明总兵满桂军等。十二月，则于蓟州城外破明军5000人。翌年，又尽歼明兵部侍郎刘之纶来攻遵化之“七营”之兵。天聪五年(1631)的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策应军，代善率正红旗兵围大凌河城之西北。当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来援时，代善从太宗率兵两万出击，大败之并生擒张春等，迫使大凌河守将祖大寿献城投降。天聪六年(1632)，代善随太宗出征察哈尔部，随后即移师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入明大同、宣府境内，与明守将互市、议和而还。天聪八年(1634)，代善再随太宗征明，又是直抵大同而还。因此，元老级的大贝勒代善不辞劳苦，几乎参加天聪年间所有的重要战事。
崇德年间，代善作为和硕礼亲王虽年过半百，但仍老当益壮地多次出现在出征行列中。自崇德五年(1640)始，年事渐高的代善不再出征，但老桧参天，德高望重的和硕礼亲王代善虽很少参与政事，却仍是大清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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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晚亥时，太宗端坐在清宁宫内寝宫的南炕上突然停止了呼吸，史称“上无疾，端坐而崩”。噩耗突如其来，而猝然离世的太宗生前又未指定皇位继承人，故一场诸王争位的角逐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首先，作为天子自将的两黄旗大臣们为了维护自身在八旗中的特殊地位，故坚决拥护“父死子继”原则主张立皇子。由于豪格为太宗长子，且位居和硕肃亲王，遂成为热门人选之一，而太宗第九子福临则被预立为太子，即皇位继承者的人选是豪格和福临两人。
相对于两黄旗大臣的谋立活动，主张“兄终弟及”的一方是不甘示弱的两白旗诸王大臣。在“兄终弟及”的原则下，当时有资格成为皇位继承人的是代善、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但代善此时已年过花甲，根本无心于此，故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得到了两白旗诸王大臣的一致拥戴，成为豪格最有竞争力的对手。比较之下，两白旗与两黄旗双方虽然都是“私相计议”，但彼此之间的力量均衡，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八月十五日，议立嗣君的诸王大臣会议在大政殿召开，会议由睿亲王多尔衮主持，代善出席了此次朝会。从史料看，皇位之争一开始即进入到白热化状态，两黄旗大臣借天时、地利之机先发制人，“令两(黄)旗巴牙喇兵(即皇宫禁卫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以全副武装的姿态包围了盛京皇宫，其威慑作用可想而知。
会议伊始，两黄旗大臣索尼和鳌拜就明确表示一定要立皇子，多尔衮命其暂退，由诸王发表意见。资历最高的礼亲王代善的态度是豪格作为“帝之长子”而“当承大统”，郑亲王济尔哈朗也表示出附和的态度。但出乎大家意料的却是肃亲王豪格在态度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声称自己“德小福薄，非所堪当”，最匪夷所思的是豪格在说完上述一番话之后，竟“固辞而罢去”即离开了会场，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表现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豪格的弃权，使得两白旗诸王异常兴奋，阿济格和多铎当即“劝睿亲王即帝位”，但多尔衮“犹豫未允”，因为他想知道两黄旗大臣的底牌是什么。可多铎却忍不住了，既然多尔衮不明确表态，那么自己也应有份，就提出“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但多尔衮的回答是“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于是，多铎就干脆提出“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可不想搅进这矛盾的漩涡，当即表示“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此时，两黄旗大臣再也按捺不住了，“佩剑而前”，说皇帝对我等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如果不立皇子继位，我等愿以死明志而跟从皇帝于地下！
会场的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老于世故的代善率先声明，“吾以帝兄，当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太宗时我就不参预朝政了，今天的朝政我为什么要参预呢准备一走了之。面对此情此景，多尔衮权衡利弊之下，遂决定立福临为帝，因其年幼，故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于是，六岁的福临登上大清国皇帝的宝座，是为顺治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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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代善一生。关键时刻，其态度从来都是先求自保而不得罪任何一方，这是其能保持一生荣华富贵的重要原因。当然，代善也有大义灭亲的时候，而且“灭”得非常果断。从议定福临为皇位继承人到顺治帝正式举行登基大典的这短短十几天里，大清国内并不是风平浪静。依惯例，确定了皇位继承人，所有诸王贝勒及大臣都要盟誓以示忠心，故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阿济格、多铎、阿达礼、阿巴泰、硕托等共19位王公昭告天地，表示要“遵先帝定制”，若犯有“藐视皇上幼冲”、“私结党羽”等罪则“天地谴之”，短寿而死“。所盟誓词还言犹在耳，就有人公开违背誓言了。
八月十六日，多罗郡王阿达礼(代善第三子萨哈廉之子)和固山贝子硕托(代善次子)两人一同来到了代善的住处，当时代善正患足疾，阿达礼和硕托“登床附和硕礼亲王耳”，悄悄言道，众人已议定立和硕睿亲王了，您怎么不表态呢？代善听了大惊，立即劝止二人说，“既立誓天，何出此言？更无生他意！”但这两个人并不听劝，而是去找多尔衮，可多尔衮紧闭府门，拒不相见。阿达礼和硕托就又去求见多铎，多铎也始终不出面。二人无法，又回去找代善商议此事，代善怕祸及自身遂首先告发，并和多尔衮一道将此事公布于众。结果，阿达礼、硕托因“扰政乱国”而被“露体绑缚”，以叛逆论死。自此，“刑政除外，大小国事”，由多尔衮专掌之；“出兵等事”，则皆由属济尔哈朗负责。
顺治元年(1644)，清迁都北京，代善获得了入朝不拜的特权。顺治五年(1648)十月，66岁的代善寿终正寝。清廷赐祭葬银万两，立碑纪功。康熙帝评价其“忠冠当时，功昭后世”，特追谥“烈”，故史称其为和硕礼烈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代善配享太庙，为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其和硕亲王的爵位由其后代子孙世袭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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