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毒的盗墓者伍子胥
　　
　　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是中国史书着墨比较多的人物之一，本来就是一历史名人。从中国的盗墓文化史来说，他也是重量级的。掘开了人家的陵墓不说，还要拿着皮鞭，朝尸体发泄，可谓最狠毒的一位掘墓者。
　　
　　伍子胥掘楚平王墓至少有如下三种版本。
　　
　　一、《史记》版：司马迁写伍子胥盗墓的经过，可谓惜墨如金，仅有19个字——
　　
　　“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这句话的意思是，伍子胥找了半天楚昭王却没有找到，于是就挖掘楚平王的坟墓，将其尸体从棺材中拖出来，用鞭子狠狠地击打了300下，这才住手。此即“鞭尸三百”典故的来由。此时，楚平王已死了五年，伍子胥离楚出逃过了10年。
　　
　　二、《越绝书》版：稀见史书《越绝书》中也记载了伍子胥掘墓鞭尸体的事情，《吴越书·吴内传第四》（卷第三）：
　　
　　“子胥将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坟，曰：‘昔者吾先君无罪，而子杀之，今此以报子也！’”
　　
　　这段文字比司马迁写得要形象一些，伍子胥边鞭尸还边说“鞭尸宣言”：“从前我父无罪你杀了他，现在我就这样来向你报仇！”
　　
　　三：《吴越春秋》版：面对楚平王的尸体，泄忿心切的伍子胥没有在楚平王活着的时候完成报仇计划，终于在他死后实现了“教训”目的。《吴越春秋》记载：
　　
　　“吴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
　　
　　这段文字颇为形象：伍子胥在朝楚平王的尸体抽了三百大鞭后，还左脚踩住其肚子，右手捏着他的眼睛，指责他为什么听信谗言，把他的父亲、哥哥冤杀了。
　　
　　十六国时后燕君主慕容?鞭后赵皇帝石季龙的一幕，与此极为相似：慕容?恶梦之后命令手下去盗墓，把石季龙的大棺材用利斧劈开，拖出石季龙的尸体。慕容?踩着石季龙的尸体辱骂道，“你这个死胡人，也敢让出来吓我天子！”
　　
　　慕容?的行为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伍子胥的影响。
　　
　　伍子胥受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本为楚国人（家在今宿迁市来龙镇一带）。入吴后，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伍子胥与中国历史上多位名人有联系，如越王勾践，孙武、范蠡、西施等。孙武精通兵法，是伍子胥举荐为吴国将领，从而名闻天下的；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西施，与伍子胥的恩怨也很出名，当时伍子胥建议杀了越王勾践，结果好色的吴王不听，范蠡遂使出“美人计”，献西施给吴王，离间吴王与伍子胥关系，导致伍子胥被杀，亡了吴国。
　　
　　伍子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盗掘者，源于其出走吴国之前，与楚平王结下的仇恨。《左传》记载，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均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发誓要搞垮楚国，以报杀雪恨。公元前506年，在孙武攻破楚国城池，成全吴王“春秋五霸”地位后，伍子胥也寻得了弑父兄之仇的机会。据说入楚后的伍子胥最想干的第一事，就是找到死去不久的楚平王陵墓。开始找了一天也未找到，原因是当年楚平王为防止陵址被人知晓，下令把参与修陵的工匠全杀掉了。经一个侥幸逃脱的老工匠指点，伍子胥顺利掘得楚平王陵，把他的尸体挖了出来，用鞭子抽打解恨，一直抽了三百下才住，此即“鞭尸三百”典故。另有一说，伍子胥抓到了楚平王的儿子楚昭王，对其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了父陵的下落，伍子胥方得手。
　　
　　此事《史记》上亦有记载，但司马迁觉得伍子胥的行为过了，称“怨毒之于人甚哉”。现代学术界还引发了“鞭尸”、“鞭坟”之争，认为伍子胥当年根本未鞭尸，仅是鞭了楚平王的陵墓。楚平王墓现在已无存，史书上对此事记载又不周全，事情的真相已是一道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2最牛的盗墓者项羽
　　
　　与伍子胥相比，项羽的盗墓显得理由更充分更正义一些。伍子胥是为了报“家仇”而盗掘陵墓，是私心；三百年后，项羽为了“国恨”，掘开秦始皇陵，天下所愿。秦始皇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陵是什么陵？中国帝王陵?中的“第一陵”，敢对这样的帝王陵下手，只有项羽，牛！
　　
　　项羽与伍子胥是老乡，都是现在的宿迁人（这层历史关系恐怕不少人不是太清楚吧），时人称西楚霸王，其战争的竞争对手是邻边徐州的刘邦。秦始皇在位时实际严酷的统治，仅为他修陵就调运用了70万囚犯。由于残暴不仁，在陵尚没有完成建成时就出乱子。公元前209年前后，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就是当代官方史书认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秦陵修筑前后共用了37年时间，在秦始皇病死后，因为江山不稳，秦陵是虎头蛇尾，后期草草收尾，可以说秦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半拉子工程。
　　
　　对于项羽掘秦陵，班固的《汉书》称，“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大师至其下矣。项籍焚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球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紧闭之祸，岂不哀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渭水》记载得更具体，“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作物不能窜，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羊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灭。”
　　
　　秦始皇陵是否被盗
　　
　　秦始皇陵以其规模宏伟、空前的厚葬而闻名。每位关心秦始皇陵的人都对它是否被盗十分关心。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每个朝代的末年都是最混乱的时期，群雄争霸，盗匪横行，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而此时正是盗墓者掘坟挖墓的大好时机，历代王朝的陵墓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盗的。
　　
　　项羽对秦始皇陵的破坏
　　
　　据史书记载，项羽带兵进入关中后，先杀了已投降刘邦的秦王子婴和秦王室贵族，然后把咸阳城内掳掠一空，最后一把火烧了咸阳城。接着，项羽又带兵来到秦始皇陵，命士兵挖掘始皇陵，将陵墓上下所能见到的东西统统运走。当时运东西的人有30万，30多天还没有运完，足见陵中珍宝之富。最后，项羽将不能过走的东西一把火烧了，大火烧了许多天。这可能是秦始皇陵最早和破坏最大的一次劫难。
　　
　　项羽东撤后，关东的盗贼纷纷涌入秦始皇陵，传说捣毁陵内铜椁以取铜。再后来，传说有一个牧童在此放羊，羊走进了被乱军挖开的地下穴道，找不到了。牧童便拿了一个火把，进入墓穴中去找羊，结果失火，大火烧了90多天。据说，方圆数十里的陵区地面，也随着一些陪葬坑和陪葬墓的坍塌而下陷了好几米。这样使秦始皇陵的地面建筑荡然无存，地下埋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些记载都被当今考古发现所佐证。秦始皇陵发现的陪葬坑、陪葬墓几乎都遇到过被盗和火焚的破坏。
　　
　　经过四年楚汉战争，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为了笼络人心，公元前195年，刘邦下令对秦始皇陵妥为保护，安排20户人家住在秦始皇陵附近，作为守陵人看管秦始皇陵。此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对秦代帝王陵墓，也都下令保护。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曾令临潼县保护和修整秦始皇陵。清朝的陕西巡抚毕沅，还曾为秦始皇陵立碑。
　　
　　但是秦始皇陵埋藏丰富，必然会引起各种人物的觊觎。据记载，东汉末年赤眉起义军、魏晋后赵时期统治者石勒和石季龙、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等都盗掘过始皇陵墓。
　　
　　地下宫殿可能没有被盗
　　
　　已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下面地宫西墓道的耳室里。有史料记载秦始皇陵地宫普遭火焚和洗劫，如果真是这样，那墓道旁的随葬品应该首先遭到破坏。但铜车马出土前没有遭到火焚和其他人为破坏，这也为地宫没有被盗火烧做了一个旁证。十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封土四周进行了细致的钻探工作，先后打了4万多个探孔。钻探资料表明，秦始皇陵地宫四周均有4米厚的宫墙，宫墙还用砖包砌起来，并且找到了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发现甬道中的五花土并没有人为扰动破坏的迹象。只发现两个直径1米，深度不到9米的盗洞，但这两个盗洞均远离地宫，尚未进入秦始皇陵地宫之内。此外，秦始皇陵地宫中存在大量水银的事实，更是其未遭到盗掘的有力证据。因为地宫一旦被盗，水银就会顺盗洞挥发掉。由上述理由可以推断，秦始皇陵地宫可能没有被盗。在秦陵被充许考古发掘之前，仍是历史之谜，无从验证史实的真伪。随着最新科技手段的运用，地宫是否被盗掘和焚毁的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
　　
　　3刘去——最变态的盗墓者
　　
　　盗墓有的是泄愤，有的是贪财，但中国历史上有一盗墓者却很变态，首先是为了好玩，他就是西汉时期广川王刘去。刘去为西汉皇室，封地在河北、山西、山东相连区域，原为信都国，后称广川王。据说，刘去当年名声很差，做事不靠谱，吃喝玩乐样样精。
　　
　　在广川王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游玩打猎，做事放荡无羁，没有节制。封国内的古墓，无一例外，全都被他挖掘过。
　　
　　广川王刘去收罗了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并且把这些归为己有。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不过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据说广川王挖掘的古墓多得无法统计，其中墓葬丰富奇异的，他给刘向列举了十多件，被刘向记录如下。
　　
　　魏襄王墓是刘去盗窃的古墓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据《太平广记》的记载，魏襄王墓是用带纹理的石料做成的外椁，高八尺，宽窄能容纳三十人，用手触摸，光滑如新。外椁中间有石床，石屏风，刘去看到的时候，依然摆放周正。但是棺柩和陪葬的珍宝全部不见踪影，只是床上还有一个玉痰盂，两把铜剑，几件日常应用的金器像新的一样。广川王便把其中的一把铜剑拿起来带在自己的身上。
　　
　　襄王墓的挖掘很让刘去费了点功夫，不知是出于防盗的目的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气派，襄王墓上面是用铁水灌注的，刘去带人整整开凿了三天才打开。开凿后，从墓穴里冒出的又苦又辣的黄色气体浓得像雾一样，强烈地刺激人们的眼睛和鼻子，使人无法进入。刘去别无他法，只好暂时用兵把守，等七天气出净才又来继续自己的恶行。
　　
　　初进襄王墓时，刘去遇到一个门，门上没锁。里面的石床长宽四尺，上面有石几，左右各有三个石人站立侍奉，都是武士装扮，身佩刀剑。再入一室，石门上有锁。推开门就看到了棺材，黑亮亮的可以照人。用刀砍不进去，用锯截开，才知道棺材是用生漆杂以犀牛皮做成的，有好几寸厚，摞了十多层。由于当时的力量不是很够，刘去他们没有办法打开，只好作罢。随后又进一室，也有石门，打开锁，看到一张六尺见方的石床。有石屏风，装饰铜叶的帐幔一具。铜叶有的散落在床上，有的掉在地上，显然是因为帐子腐烂了，所以铜叶坠落到地上。床上还有一个石枕，旁边很厚一层黑乎乎的灰尘，好像是衣服腐烂后形成的。床的左右各有二十个站立的侍女，有的是拿着面巾、梳子、镜子的形象，有的是端着盘子送饭的姿态。
　　
　　晋灵公的墓也位于刘去的封国境内。晋灵公在如今山西绛县城东12公里的磨里乡南刘家村。墓冢如馒头状，长50米，宽40米，高30余米，五花土堆成。
　　
　　晋灵公墓内非常瑰丽壮观。四角都放置用石头雕刻成的鹰犬。男女石人四十多个，捧着灯烛站立在周围。棺椁已经朽烂不成原形，但尸体还没有坏，九窍之中都放入金玉。墓穴内其它的器物全都朽烂得无法辩认，唯有一个拳头大的玉蟾蜍，腹中是空的，可盛水，光洁润滑，像新的一样。广川王刘去就把这个玉蟾蜍掠走，用作储水磨墨用的水盂。
　　
　　刘去虽然热衷于盗墓这种可耻的行当，并能从中体会到不少乐趣，但是在盗墓过程中，也有让他感到恐怖甚至让他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太平广记》载，刘去在盗魏王的儿子且渠的墓时，发现墓既浅又窄也没有棺材，只有一张石床。石床宽六尺，长一丈，除此之外还有一面石屏风。床下全都是云母。床上有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全都二十来岁。两具尸体头朝东裸身躺卧，没有盖被和穿衣服。他们皮肤的颜色像活人一样，鬓发、牙齿和手指也看不出同活人有什么差异。广川王非常恐惧，不敢触动他们，慌忙退了出去，并按当初的模样将墓穴掩盖。
　　
　　刘去在挖掘幽公的墓时发现，幽公的墓很高大。墓道的门打开以后，再下去一尺左右里面全是白垩土。将白垩土铲除一丈多深以后，见到云母，再下去一尺左右就是一百多具尸体，横七竖八相互枕压，都没有朽烂。奇怪的是，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是男子，其余全是女子。有的坐着，有的躺卧，也有站着的。衣服的形色同活人一样。
　　
　　更为神奇的是广川王在栾书墓里的遭遇。栾书墓棺椁和器物全都朽烂了。墓穴中有一只白色的狐狸，看见有人来吓跑了。随从们追赶着去刺它，没能抓到，只把它的左脚刺伤了。当天晚上，广川王梦见一个男子，鬓发眉毛都是白的，走进来对他说，“何故伤吾脚？”并“以杖叩王左脚”，广川王睡醒后，发现自己的左脚肿了起来并且生了疮，到死都没有好。
　　
　　史称，刘去盗掘古墓的数量“不可胜数”，但具体有多少，又获得多少宝物，已无从考证。
　　
　　但盗墓多了，刘去也害怕。《太平广记》记载，在掘开且渠墓时，刘去被吓得半死，里面的人竟然栩栩如生。刘去赶忙让手下人住手，退出，重新封好。史称，刘去盗掘古墓的数量“不可胜数”，但具体有多少，又获得多少宝物，现在已无从考证。
　　
　　4曹操——最专业的盗墓者
　　
　　盗墓，多是王者行为，从伍子胥，到项羽，再到刘去，都是这样。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上大规模的盗墓行为都掺杂有官方性质。但设专职，设“盗掘办公室”，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史书中称他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门研究、执行盗墓，曹操堪称中国历史上是最专业的盗墓者。
　　
　　曹操的底细大家都清楚，三国时期魏国一号人物，《三国演义》主角之一。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名人，近年来因为易中天在CCTV“百家讲坛”的讲论，让曹操再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在易中天的眼里，曹操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英雄，但在民间传说里，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而是其盗墓行为。据说，在他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曹操想到陪葬甚丰的王陵，遂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为保证盗墓的成功和收成，曹操独出心裁，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
　　
　　曹操盗得的最著名陵墓是芒砀山王墓，这里是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此陵构建规模宏大，有北京“十三陵”的四倍大，人称“天下石室第一陵”。刘武是刘邦的孙子，其父是汉文帝刘恒，哥哥是汉景帝刘启。刘武正处“文景之治”、国富民丰的年代，可以想见刘武陪葬的丰厚程度。刘武于汉文帝二年受封为梁王，都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因其地卑湿，徙治睢阳（今商丘）。刘武抵御“七国之乱”有功，一度有夺景帝帝位的念头。在王位23年，公元前144年10月病逝，葬于永城芒砀山，谥梁孝王。
　　
　　刘武的陵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回廊、侧室、耳室、角室等部分组成，设有完备的排水系统。经现代考古测量，墓室总容积大达1367立方米，与皇帝享用的规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么大的空间，陪葬品该要多少啊。史上具体记载了曹操的盗墓行为，在陵墓打开后，他亲临现场，指挥取宝。《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据说，曹操仅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三年，可见盗得财宝之巨。而让考古专家不解的是，梁孝王墓的墓道都系用上千公斤的巨石封死，那时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曹操手下靠什么打开陵墓，盗得这些财宝的？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掘墓，盗墓都是一种罪过。项羽盗掘让刘邦找到了攻击的理由，曹操则让袁绍抓着了小辫子，成为挨伐的一大罪状。袁绍在攻伐曹操前，让手下很有才华、后世称“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起草了一份讨曹“檄文”：“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立中郎将、摸全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就是这份檄文，让后世了解到了曹操盗墓真相。
　　
　　顺便说一下，可能是看到了厚葬的弊端和被人盗掘的险境，曹操生前提倡薄葬、秘葬。《三国志魏书》中记载，公元218年曹操颁布《终令》，即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瘠薄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只如此，为防盗掘还做了好多疑冢。成书于南宋时期的《舆地纪胜》称，“曹操殁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同一时期罗大经著作《鹤林玉露》称，“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史又称，曹操实际葬在高陵，又称西陵，但高陵在哪，至今仍是让考古界困惑的一个谜团。看来，曹操防盗墓与盗墓都很专业。
　　
　　曹操盗墓，《三国志》原文并不见载，仅见于补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于简单，令当时的大学者裴松之作补注。
　　
　　曹操盗墓一事，怎么史无记载？关于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史书，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陈寿的《三国志》。陈寿原是蜀汉人，其生卒年是233年至297年。他20岁时，距曹操的死也不过33年（曹操的生卒年是155年至220年）。他是当时的人，对当时的事应有不少耳闻目睹，特别是关于于曹操名誉有损的事（蜀魏为敌）。所以，既使陈寿“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他也可利用自己的闻见和实地探访获得一些材料，如司马迁修《史记》那样。
　　
　　但关于曹操，后人却没看到如盗墓等的负面史料。原因自然可能是曹操不曾盗墓，不过更大的可能还是因陈寿于蜀亡后成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所以，“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而这“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
　　
　　当时关于曹魏的史书，还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不过这些书都已亡佚，不可能再做参看。
　　
　　但三国时代距今已近2000年，关于曹操盗墓之事，就再无第二条记载，既使是一行文字也没有，这还是不免使人疑于事实的真伪。
　　
　　5董卓——最恶的盗墓者
　　
　　中国历史上的厚葬之风到西汉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历史上，陵墓在100至200年内被盗的占80%以上，据此，汉后必定形成一个盗墓高潮。史实证明，这推测是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三大盗墓高潮中的第一波，即出现在西汉末年至南北朝这一段时间。这一历史时期，小朝小廷如玩游戏般交替频繁，因此世道很乱，饥民遍野，民间盗墓之风盛行，你盗我亦盗，大家一起盗。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掘墓大盗曹操外，还有董卓、黄巢等人。不同的是，董卓没有曹操那样专业，但董卓手下能人多，规模亦很大，东西两汉的帝王陵墓多被他盗掘了，与其为人一样，“恶”名在外。
　　
　　董卓原为汉时河东太守，曾带兵征讨黄巾军，官至西凉刺史（相当于省部级行政首长）。公元189年，即汉少帝昭宁元年，董卓在大将军何进授意之下进京铲除宦官，可何进却被杀了，让董卓得了一个大便宜，借机收编何进部队。又采李儒之计赠赤兔马，收伏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一说由此而来。从此，董卓称霸朝野，不可一世。董卓生性残暴，滥杀生灵，最受史学家指责的是废汉帝一事，当时少帝刘辩登上龙座仅五个月，就让董卓废为弘农，改立刘协为献帝，朝臣碍于淫威也敢怒不敢言。与历史上最毒的盗墓者伍子胥死于女人之手一样，董卓最后也中了“美人计”，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婵所害。司徒王允将貂禅许给吕布，再献董卓，离间这对“父子”，致二人反目，最后王允与吕布合谋杀死了董卓。
　　
　　西汉最有为作为，也是中国众多帝王颇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刘彻的茂陵被掘开，董卓就是最大的罪人之一。自茂陵地宫封上那一刻起，不少人就盯上了，有记载的第一盗是东汉初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干的。盗掘茂陵前，赤眉军先把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掘开，已盗走了大量财宝。值得一提的是，在掘开长陵陵区内刘邦皇后吕雉的墓穴（汉制帝、后同陵不同穴）时发现，吕后的尸体历经那么多年仍如刚死不久，有兵士动了邪念，竟然奸了尸。掘开茂陵后，陵内财宝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茂陵的陪葬品太多了（前文已有介绍，见《盗墓贼眼里最值得冒险的三座帝王陵》）。到东汉末年，同为军饷发愁的董卓也盯上了茂陵，盗墓执行人就是他手下第一大将吕布。茂陵营建了54年，地宫巨大，为西汉皇陵中最大的一座。虽然之前已让赤眉军光顾，但吕布进去后，发玑陪葬品仍是堆放满地，吕布满载而归，把刘彻的棺椁翻得乱七八糟。
　　
　　董卓在盗掘西汉诸陵之前，董卓已命令吕布盗掘了东汉帝王陵。在挟天子西入关中后。进入茂后吕布为何要乱翻刘彻的棺椁？据说是受命寻找可能陪葬的治哑巴秘方。董卓有个孙女叫董白，聪明伶俐，10岁就被封为渭阳君，但却是残疾人，天生哑巴。董卓极疼爱她，想尽了办法，遍请名医都治不了。个个都摇头不语，无法诊治。
　　
　　一天，一个姓李的御医战战兢兢地报告说：“丞相大人，令孙女之病并非不能医治，实在是灵药难寻呀。”
　　
　　董卓听说孙女还有救，顿时喜出望外。李御医遂说出了一种神奇的药，名叫五毒灵芝草。据说此草通体皆白。生长在百年以上的古墓中，不能见光，见光即死，药效也不灵。李御医说，此药一般人都没有见过，只在医学野史上有一点点记载。
　　
　　李御医一走，董卓便在心里打起了古墓的主意：“百年以上的古墓?眼下只有茂陵和长陵最合适。”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墓，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墓。其时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正受董卓重用，一听到董卓想盗掘茂陵和长陵，吓了一大跳，急忙前去拦阻董卓：“先帝的陵墓你也敢打主意!岂不是禽兽不如吗?”
　　
　　董卓听了，也觉得有些不妥，便笑着说自己不过是开玩笑的。但就从这时起，董卓的心里就有了盗窃前朝皇室古墓的念头。
　　
　　初平元年(190年)，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兴兵声讨挟天子西入关中的董卓。农民义军黄巾军余部也重新在关东起兵：前方战事顿时吃紧，军费开销很大，焦头烂额的董卓又起了盗掘古墓的念头。这期间，关中的不少汉墓都被他手下挖掘了，财宝得了不少，但五毒灵芝草却总是见不到影子。董卓终于下决心盗掘茂陵和长陵这两座汉家最重要的大墓，并派其得力干将吕布充当盗墓先锋。
　　
　　先是茂陵被挖开。这是西汉皇陵中最大的一座，此前已经有赤眉军光顾。吕布进去一看，发现剩下的陪葬品仍然十分丰富，堆了一地。吕布满载而归，把刘彻的棺椁翻得乱七八糟。
　　
　　既然已经犯了恶，掘了人家的墓，董卓便要将坏事做到底，何况治哑病的五毒灵芝草还没有找到。他决定挖掘长陵。这一次，他让吕布找来了一个叫时仁夫的掘墓高手。
　　
　　这时仁夫年不满40，身高不到5尺，坐下去没一把，站起来没一扎，獐头鼠目，黑不溜秋，简直像只精灵的猴子。别看他貌不惊人，却是盗墓世家的嫡传弟子。这家伙工于心计，盗墓这么多年来从没有失手过。他的眼光也早已瞄上了长陵，听说长陵建造了54年，里面地宫很大，给吕后的陪葬品多得数不清，只要找着一两件，下半辈子不愁吃穿了。
　　
　　董卓对这人十分满意，许诺若是他能打开长陵，就让他随便挑两件宝贝，并让他在朝为官。
　　
　　时仁夫当即表示愿意为丞相效劳。看到董卓和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狼狈为奸，蔡邕气得暗暗横下了一条心，说什么也不能让董卓的诡计得逞，一定要保住皇室的陵墓。
　　
　　两天后，董卓带着吕布和时仁夫来到了长陵。这里寒气逼人，陵墓边的柏树林里，传来阵阵乌鸦凄厉的叫声。董卓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他的心头掠过一丝恐惧。但他不肯退却，命令士兵把整个长陵都围起来，一个闲人也不能放进来。
　　
　　时仁夫不愧为盗墓的高手，凭着家传的盗墓绝技，在众士兵的帮助下，仅用了3天时间就打开了这个巨大的古墓。
　　
　　董卓大喜，让吕布和时仁夫带着士兵进去，除了金银财宝之外，还让他们细心找寻传说中的五毒灵芝草。
　　
　　那些兵士拿着火把进了墓室，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因为墓室内放满了各种青铜古玩，还有大量的金银珠宝。打开内棺，刘邦和吕后的尸体依旧摆放着。原来，长陵在西汉末年被赤眉军打劫之后，东汉皇帝又将该墓进行了修整和厚殓，重新安放汉高祖和吕后的遗体，增添了许多随葬品。
　　
　　正在大家惊叹的时候，突然一阵阴风吹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飘起一股黑黑的烟雾。众兵士手中的松明火把一下子全灭了，墓室里顿时漆黑一团。黑暗中只听得一阵乱响，大家都疯了似的去抢夺珠宝。吕布大怒，命令所有的士兵都脱下衣服，光着身子拿着珠宝出去，谁敢不从，立即斩首，还命令大家四处寻找五毒灵芝草。士兵们不敢不听，只得乖乖地脱光衣服到处翻乱。
　　

　　
　　这里刚刚安顿好，那边时仁夫又出了毛病，只见他突然打了个寒战，头也莫名其妙地痛起来了。他大叫一声：“有鬼呀!”立即抱头鼠窜。其他士兵也慌了神，惊叫着跟了出去。吕布拦也拦不住，只得随手抓起一只古鼎出了陵墓。
　　
　　刚跑出陵墓，时仁夫就被董卓派人抓住了。原来董卓素有心计，他怕进去的人暗藏宝物，就埋伏了一队士兵，专门搜查那些进陵墓的士兵，不能让人带走一件宝物。
　　
　　他们从时仁夫身上搜出了一卷黄绢，上面写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董卓的谋士李儒看出了名堂，原来这是一句咒语，“千里草”、“十日卜”，不就是“董卓”吗?“不得生”，是骂董卓不得好死呢!他把咒语的意思告诉了董卓。
　　
　　时仁夫战战兢兢地说，在混乱之中，根本搞不清楚这黄绢是哪来的，很有可能是躺在棺木中的吕后塞给自己的。董卓哪里肯信，立即叫来卫兵砍下时仁夫的头，将脑袋悬在高高的城上示众。
　　
　　没有找到神药，反而遭到戏弄咒骂，董卓“恶”从胆边生，一怒之下欲把吕后的尸骨拖出棺外“晒尸”。蔡邕急忙上前苦劝，说这有损阴德，是世人不耻的恶事。董卓不听，蔡邕又以死来要挟，董卓方才作罢。
　　
　　董卓还要派人进墓多拿些陪葬品，却没有人敢下去了，大家都被吓破了胆。董卓只得派人保护好现场，打算明天再派人下去。
　　
　　刚刚回到府中，蔡邕就指着董卓破口大骂，其女蔡文姬也在一边帮腔，说董卓坏了汉家之祖坟，必遭天大的报应。还说董卓即使真想取代汉帝做皇帝，也没有必要去挖人家的祖坟。骂人的言词之激烈，让董卓无地自容。骂到最甚之时，蔡邕甚至手握宝剑冲上前要砍董卓。这董卓生性残暴，平时十分专横，但对蔡邕父女却十分厚爱，加上掘了汉家祖上的墓，本来就没有底气，对蔡氏父女的言行也宽宥不纠。
　　
　　董卓十分迷信，怕真有天大的报应降临，就派人将搬出来的陪葬品放了回去，又把长陵重修了一下。还在陵前立了一个碑，记下了盗墓的丑闻，当然文中绝口不提他自己的名字，而是把罪责通通推到别人的头上。他有意把碑文刻得特别小，让兵士将它深深地埋在长陵墓里。
　　
　　人们可能要追问那段黄绢的来历，其实，那不过是蔡邕的一个计谋。他事先写好黄绢，让一个参加掘墓的心腹兵悄悄带在身边，还让他带了一些制造烟雾的东西在墓里施放。在昏暗与慌乱之中，这个士兵把黄绢塞到时仁夫的身上，演出了一幕让掘墓人心惊肉跳的闹剧。
　　
　　董卓盗墓在正史上并无准确记载，演义小说里多有描述，所谓的“千里草”仍附会之说，刘彻再聪明也不可能想到三百年后会出现董卓这个盗墓恶贼的。
　　
　　6最蠢的盗墓者黄巢
　　
　　从史载的众多盗墓事件中可以看出，掘坟盗墓多发生在乱世之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盗墓高峰，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的中国四分五裂，或分或裂，分分合合，乱世出英雄，也出盗贼。黄巢的出现，也是因为出于乱世。黄巢虽粗通笔墨，但和曹操相比，由于没有盗墓常识，加上他左右多为没有多少文化农民，他对盗墓不是太在行，不少墓掘而未开，故称其为最蠢的盗墓者并不为过。
　　
　　黄巢为今山东曹县人，屡试不第，遂以贩卖私盐为生。虽然是农民起义军的头领，但家里并不是很穷。与西楚霸王项羽一样，黄巢也是“武术爱好者”，在乡民中击剑骑射，样样子精通。唐懿宗、唐僖宗主政时期，连年灾荒，饿死人无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黄恩邺等八人，募众数千响应河南人王仙芝起义。黄巢的起义军纪律严明，还提出了“均平”的政治口号。黄巢对外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甚得民心的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公元880年11月占领东都洛阳，次年拿下京城长安，并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大齐”。但三年后，即公元883年6月17日，黄巢兵败自杀，唐亦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黄巢军队前期“整众而行，不剽财货”，那他号称四十万大军的粮饷从哪来？盗墓是其财路之一。
　　
　　黄巢成为中国盗墓史上的狂人，是因为其盗掘的对象都是重量级。一是效法项羽，掘秦始皇陵；二是学赤眉军、董卓，掘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三是掘武则天与李治的合葬墓乾陵。对于黄巢盗掘的文字散见诸陵的盗掘记载中。
　　
　　黄巢率领六十万大军攻进长安后，有人告诉他乾陵的入口很可能就在梁山的西侧。黄巢大喜，立即调出四十万士兵，跑到梁山西侧开始挖掘。不久，这些人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留下了四十米深的“黄巢沟”。但是，乾陵就像是根本没有入口一样。这位自称是书生的黄巢根本不知道乾陵是坐北朝南的。也就是说，他挖错了方向。乾陵躲过了劫难，否则保存不到今天。
　　
　　手下有那么多人，随便挖挖也能弄出不少宝物啊，真是蠢死了。从当年的实际情况分析，在三座帝王陵?中，黄巢不会一个未得手，最有可能掘开的是茂陵，茂陵之前已多次遭盗，地宫入口容易发现。现在分析，黄巢带领起义军盗掘帝王陵，乱挖一通，并不仅仅是盗宝，也有泄恨的意思，是对封建皇权的一种挑战。
　　
　　7危害最大的盗墓者温韬
　　
　　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应该在大唐王朝，至今大唐遗风尚存。在全球好多地方和国家，把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叫“唐人街”；中国的古式服装让外国人称为“唐装”，至今仍穿在国人的身上，并作为“国服”而出现在重要的国际外交场合。连武则天在内，唐朝共有21位皇帝。除末二帝李晔葬河南和陵、哀帝李?葬山东温陵，其余19位皇帝的陵?都在汉陵以北的北山山脉一带，号“关中十八陵”（武则天与李治同陵）。但其中17座都被盗掘了，而第一祸首就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节度使温韬。温韬也算是历史上盗掘帝王陵最多的一个人，许多珍贵的文物都让他给毁了，实乃危害最大的盗墓者。
　　
　　温韬，易名李彦韬，五代时梁国人。温韬祖籍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有一个传说，温韬生下来时刚好有匪星殒落在昭陵所在地区的嵯峨山，迷信者遂传将给唐皇陵带来一场灾难的人物出世了。温韬在长安做了七年行政长官，关中地区几乎所有唐朝皇陵，就是温韬趁战乱，在这一时间内动手掘掉的。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案可稽的，不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明确记载。
　　
　　《新五代史温韬传》：“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旧五代史温韬传》：“唐诸陵在境者悉发。”《资治通鉴》亦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而乾陵保住不被盗掘之身，要感谢奇异的天象。宋人程大昌《考古编》中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就是说，在盗掘乾陵时，出现了极为反常的天象，狂风骤雨闪，电雷鸣，怕遭报应的温韬被吓跑了。
　　
　　温韬给中国帝王陵墓带来的破坏是灾难性的，许多珍贵的文物让其给毁了，所以史学界、考古界都认定温韬是中国历史上危险最大的一个盗墓者，有千古之罪。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兰亭序》等众多珍贵的名家书画真迹作为陪葬品，带进了昭陵。搞笑的是，不通文墨的温韬在把从一批书画作品带出陵后，看上的却不是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而是装裱在外的华美绸缎。他让手下将上面的绸缎全部撕下来，而把作品扔了。史学界推测，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从此不再出现，可能就是让温韬给撕毁了。但让人不解的是，在温韬逐一登记的盗得宝物中，却无此贴。后世学者抱着一份美好的心愿，希望《兰亭序》》在武则天的乾陵内，果真如此，真乃中华文化之大幸。
　　
　　其实温韬这个人比较有意思，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盗墓贼。民国时期的孙殿英和他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
　　
　　其一：温韬盗陵没有什么用于军费的理由，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未知事物的一种猎奇心理。
　　
　　其二：温韬所盗陵寝之多，堪称有史记载之最。在他任节度使的七年时间内，唐朝诸帝的18个陵寝竟然被他一一光顾。(温韬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温韬和黄巢一样，他也兴动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遂此绝了念头。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
　　
　　其三：胆大包天却又惧怕鬼神。这一条是这个人最有趣地地方。温韬盗陵时一般都率领众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在当时，偷坟掘墓是不赦的大罪，虽然五代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堪，但在老百姓心中却是难以原谅的。可见，此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盗墓，并将所盗物品编成名册公诸于世，其胆量之大为令天下所有盗墓者之楷模。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胆之人，也有被鬼神之说吓退的时候。在温韬准备公开挖掘女帝武则天的乾陵时，忽然风雨大作，致使其工程不得已进行，只得改期。可后来每到准备挖掘乾陵时，都会出现风雨交加的天气，他的下级提醒他，这有可能是鬼神相护的原因。于是，这个人终于感到了害怕，再也不敢挖掘乾陵了。
　　
　　从史书上记载的温韬的生平来看，这是一个狡诈嬗变的人物。他对朝代的更替看的很开，谁的势力强大一些就依靠谁。不过在动荡的年代这也是不得已的生存之道。中国的死节之士历代都层出不穷，只是温韬不肯做罢了。
　　
　　温韬的毁灭，其根源还是他没有掌握好度。早年盗陵的臭名，嬗变的个性注定为统治者不喜，虽然他有大批的宝藏来打点上下，甚至连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后刘玉娘都能贿赂，但最终温韬还是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杀。在当局者的眼里，他是一个生有反骨的人，今天你能够反了后梁，明天就能反我后唐。今天你能盗先唐的陵寝，明天就有可能盗我的陵，这样的人，在非常时期还有些利用价值，在时局平定后是一定不能让他生存下去的
　　
　　8最不义的盗墓者刘豫
　　
　　目前考古界判断，中国现存的所有帝王陵都已被盗墓者光顾过。唐“十八陵”让温韬盗掘了，北宋“巩义八陵”则让叫刘豫的人盗掘破坏干净。北宋皇陵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葬有北宋七位皇帝和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追尊“宣祖”）的迁葬陵，号称“七帝八陵”。相比汉、唐帝王陵冢巨葬丰，北宋帝王陵普遍简单；汉、唐帝王生前就开始卜穴营建了，而且宋朝皇帝生前不预筑寿宫。刘豫本为北宋臣子，后降于北金政权。降顺变节，本已不义，合伙盗掘陵，则更加不义。
　　
　　1127年4月，金军攻陷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洛阳）后，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宋灭亡。当年5月，时为康王的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帝位，称为宋高宗，他也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这是后话。
　　
　　金人先扶植了北宋宰相张邦昌做了“楚国”皇帝。张邦昌被赵构处死后，金人如法炮制，重新物色人选，希望再扶植傀儡政权作为金的藩国，镇服南方汉族人民。当时物色的人选有两人，一是折（zhé）可求，再一是刘豫，都是宋的降臣。一心想做皇帝的刘豫，靠着完颜挞懒的支持获选，当上了“齐国”皇帝，定都大名（今河北大名县）。
　　
　　《金史·刘豫传》记载，金太宗当时下诏：“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其见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见躬问起居与面辞有奏则立，其余并行皇帝礼。”意思是，现在让刘豫当皇帝，他既是邻国的国君，又是大金朝的儿子。只有初见使者亲自问候大金皇帝是否平安和当面向皇帝辞别上奏时站起来，其余情况下都行使皇帝的礼仪。
　　
　　中国历史上正式定了名分的“儿皇帝”，就此诞生了！
　　
　　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中国古代曾出现了大大小小68个王朝，384个帝王，其中正式称“皇帝”的334个。但甘愿给人家当儿子皇帝的，有两人，一是五代时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石敬瑭能当上皇帝要感谢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可能是出于感激，石敬瑭竟然向契丹上奏章，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再就是刘豫，这两人共同创下了中国“儿皇帝”的吉尼斯纪录。
　　
　　刘豫当了皇帝后，将自己的母亲称为“皇太后”，立自己的宠妾、曾是宋徽宗宫女的钱氏为皇后，让自己的儿子刘麟当了“军委主席”——尚书左丞相、各路兵马大总管。
　　
　　这本是一场闹剧，搞笑的是，当时的宋人竟然害怕大齐，还以国家间的对等礼节对待，连在宋辖境内的大齐伪官员的家属都要安抚，唯恐得罪，难怪刘豫敢盗掘大宋的皇陵，赵姓皇帝软弱可欺啊。
　　
　　但刘豫这个“儿皇帝”对金朝来讲，作用并没有预期的大，刘豫只想着为刘家捞好处，弄得民怨沸腾。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太宗下诏废掉了“齐国”，降刘豫为“蜀王”。
　　
　　大齐总共存在8年，但这8年里，刘豫干的坏事能盛一箩筐，其中就有盗墓。
　　
　　宋陵中一般有三大类陪葬品
　　
　　刘豫盗墓与金国将领、也是盗墓大贼的粘罕分不开的，也可以这么认为，刘豫对大宋皇陵下铲，是受到了金人盗墓的刺激。但与金人不同，金人发掘宋陵的动机是多样的，不只为财宝，还有政治报复和威慑的原因。而刘豫，只是贪财，是典型的盗墓贼。
　　
　　比起秦汉帝王陵寝，宋陵中随葬品有什么不同，都是些什么宝贝？
　　
　　笔者归纳了一下，主要是三大类，一是皇帝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物品，二是皇帝生前喜爱的收藏品，三是根据帝王葬礼必须要使用的金、银、玉质地的明器。宋陵一般都是皇帝驾崩后才开始营造的，随葬品往往也是临时置备的。
　　
　　据《宋史·凶礼志·山陵》（卷一百二十二）记载，赵匡胤改葬其父亲于永安时，便使用了帝王等级的随葬品。棺材（梓宫）用铁帐覆盖，棺下垫有棕榈褥（在当时很高级），还有铁盆、铁山用燃漆灯。
　　
　　地宫配置有十二生肖俑（十二神），此俑12件为一组。还有名为“当圹”“当野”“祖明”“祖思”等墓仪俑、地轴及留陵刻漏等。这个随葬品配置是标准配置，宋陵都少不了这些。标准配置相对来说就简单了，因为永安陵的主人赵弘毅生前没有当过皇帝，这些随葬器是儿子当了皇帝后孝敬他的。
　　
　　真正皇帝死后，随葬的东西就丰富多了，比如永熙陵的主人、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因避其兄宋太祖讳而改名。赵光义在“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的疑云中当了皇帝后，处处做得比哥哥好，但事实上很难超过赵匡胤的影响。不过，在自己的葬事安排上，葬礼之隆重、随葬之丰厚，不在话下。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当了22年皇帝的赵光义病死于汴京万寿殿，葬于永熙陵。太子赵桓（宋真宗）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当时是披头散发，悲伤至极。实际这是假样，赵桓恨不得他老子早死他好做皇帝呢。
　　
　　赵桓为表孝道，给老子的陵墓造得高大宏伟。地宫向下挖了一百尺，宋四尺约合现代的一米，就是深40米，远远超过了一般的20~30米深。而永安陵深五十七尺，仅有永熙陵的一半深。
　　
　　赵光义生前爱好古玩，这些收藏，包括弓剑、笔砚、琴棋之类全都随葬。当年十月初三下葬那天，送葬、抬棺、抬法物（随葬品）的士兵力士，这些“役夫”共有11193人。这么大规模送葬队伍，可以想见随葬品会有多少了，所以盗墓者会紧紧地盯着皇陵。
　　
　　赵光义?葬后陵有三座，其中一座是元德皇后李氏陵，此陵在历史上多次被盗，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这样。1981年秋，当地连降暴雨，导致陵台塌陷，墓室暴露。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84年秋天，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与巩县文物保管所对其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
　　
　　李氏陵虽然近千年来多次被盗墓贼光顾过，但仍出土了大量的已残缺随葬品，相当有价值。其中，仅玉谥册、哀册、瓷器就有82件。由此可见未被盗前的随葬品之丰厚了。
　　
　　宋真宗随葬品“晒”了两次
　　
　　值得注意的是，宋陵的随葬品，似乎不像以往朝代那般神秘，在《宋史》《宋朝事实》这些史料中，均有披露。
　　
　　原来，宋朝皇家丧礼中有一种礼俗——“葬前展览”。就是把将要随死者下葬的物品，在下葬前进行展示，召集辅臣前来观看。这与过去北方民间喜礼中“晒嫁”，即将嫁品摆在院子里请外人观看的风俗是相对应的。现在流行的“晒工资单”、“晒藏品”之类的所谓“晒文化”，可能就是由此而来。
　　
　　宋真宗永定陵中的随葬品就“晒”过两次。《宋史·凶礼志·山陵》（卷一百二十二）记载，第一次是收殓时。宋真宗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去世的，三天后的二月二十三日，“陈先帝服玩及珠襦（玉衣）、玉匣、含、?（殓服）应入梓宫之物于延庆殿，召辅臣通观”。“晒”后次日，即将尸体收殓入棺。
　　
　　顺便说一下，随葬在棺内的物品，一般都是最值钱的好东西。棺内放置这些宝物有人说一般置于头部，实际不是这样，通常情况下是“左肩右足”，即在左侧肩旁上方和右脚边。所以，有经验的盗墓者在打开棺椁后首先会搜索翻动这两个地方。当然，身体下面也会有好东西。
　　
　　第二次“晒”是在当年的九月十一日，即陵墓已造好，梓宫要下葬前。皇家“召辅臣赴会庆殿，观入皇堂物，皆生平服御玩好之具”。这些物品是要进入地宫的随葬品，即棺外之物。“晒”过之后，分类集装到不同的箱子里，置于地宫内放置棺椁的宝床上（一般在棺椁两侧）和相应的厢房中。
　　
　　宋真宗生前收集了不少“天书”（珍本秘笈），在展示随葬时，继位的宋仁宗似乎舍不得让这些“天书”随葬，便召集辅臣商议天书处理。辅臣告诉仁宗，这是真宗尊奉天道秘获天赐之物，这份吉祥是属于他的，不能留在人间，而应该随葬放在陵内。
　　
　　宋仁宗只得采纳了大臣的意见，将这些“天书”送到长春殿，在梓宫向陵区启运前，这些“天书”就先送走了。后来因为陵墓被盗，这些书全部失落了。是毁坏了，还是被盗出了，民间还有留存吗？这些问题都成了谜。
　　
　　“淘沙官”——史上专职盗墓官员
　　
　　刘豫在“儿皇帝”的任上，敛财有道，除了上税，盗墓也是他主要的生财手段。
　　
　　刘豫可能很知晓古代盗墓史，学起了三国时的盗墓狂人曹操，设置了专门的盗墓机构和官职——“淘沙官”，这也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官方盗墓机构”。曹操的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算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军方盗墓机构”。
　　
　　“淘沙官”与曹操所置的“摸金校尉”，是一个意思。金在自然界中是以游离态存在的单质金，一般混杂在沙粒中。只要将其从沙子中分离出来即可。古人常采用“沉淀法”进行生产，最常见的是将金沙放在专用筛子里过滤出金粒，即所谓“淘金”，或“淘沙”。专门从事金子生产的人，便叫“淘金者”，或“淘沙者”。
　　
　　可见，刘豫将自己负责盗墓的官员命名为“淘沙官”，是相当形象和准确的。
　　
　　《宋史·刘豫传》（卷四百七十五）记载，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河、淮、陕西、山东都驻满了北方的军队，
　　
　　刘豫的儿子刘麟征召登记乡兵十多万，组成“皇子府十三军”。在军队，他分别设置河南淘沙官、汴京淘沙官，将开封、洛阳这些当年北宋东西两京的荒坟古冢，盗掘得一干二净。
　　
　　原话是这样的，“（绍兴二年）四月时河、淮、陕西、山东皆驻北军，麟籍乡兵十余万为皇子府十三军。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两京冢墓发掘殆尽。”
　　
　　对于淘沙官设置，从上面来看，是刘豫的儿子刘麟设置的，但实际不是这样，是他老子指使的。
　　
　　两路“淘沙官”的盗墓业务分工
　　
　　说到这对父子也真有意思。据清人丁傅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中转引元王恽《秋涧集》一书中的说法，当年刘豫未发迹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只白龙出现在其妻子家的大镜里，但这条龙没有鳞和角。刘豫老丈人也看到了这异象，于是把女儿许给了他。
　　
　　不久，刘豫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于是一个起名刘麟，一个起名刘角。算命先生说，等这两个孩子长大了，刘豫就会大富大贵。当然这是刘豫当了“大齐皇帝”后的附会之言，但儿子刘麟长大后，确实成了刘豫的得力助手，没有刘麟，他可能也做不了“皇帝”。
　　
　　宋人宇文懋昭所撰《大金国志》中，对刘豫设置专业盗墓机构也作了说明——
　　
　　“以刘从善为河南淘金官，发山陵及金人发不尽棺中水银等物。以谷俊为汴京淘沙官，发民间埋窖及无主坟墓中物。”
　　
　　《大金国志》的记载虽然也较简单，但相当到位。河南淘金官刘从善，与刘豫一样，也是北宋降金的叛臣，他负责的盗墓机构主要负责盗掘皇陵，对金人盗陵时没有取走的财宝进行二次盗掘，民间盗墓贼的术语叫“滤坑”。刘从善还收集用于尸体防腐的水银。当时是把尸体倒挂起来，让体内的水银倒流而出，下面放置碗盆什么的接着。
　　
　　汴京淘沙官名叫谷俊，史上对这个人介绍不多，刘豫安排给他的任务，主要是盗掘民间无主坟，还有民间窖藏的财宝。当时，一些有钱人家看到当时兵荒马乱的世道，都把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金银元宝、金条、玉器等贵重细软，埋到地下藏着。刘豫看准了这事，于是专门吩咐手下，让知情人报告线索撬地窖。
　　
　　由于刘豫父子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社会影响恶劣，民怨沸腾。以至于有人骂起了金人竟给他们立了这么一个尽干恶事的“皇帝”。金太宗听到了下面的反映后，觉得这个傀儡大齐政权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金太宗当机立断，下诏废了他。当然，还是很给他面子的，还封他为“蜀王”，刘豫的“盗墓业务”也就此收摊了！
　　
　　9最没道行的盗墓者杨辇真珈
　　
　　北宋皇陵被盗掘，南宋皇陵也未能幸免。南宋皇陵是在元初遭盗掘的，这也是中国帝王陵?被盗掘事件最悲惨的一次。南宋皇陵实为为“攒宫”，即为攒集梓宫，暂葬地。考虑以后迁回河南巩义祖陵区内，所以棺椁葬得比较浅，盗掘起来很容易。盗掘南宋皇陵的是叫杨琏真珈的西域和尚（蕃僧），作为一个出家僧人，本该好好修行，但他不事佛法，毫无道行，坏事做尽，是出家人和盗墓者里的双重败类。
　　
　　在中国盗墓史上，僧人盗墓并不鲜见。如袁枚的《子不语》“掘冢奇报”中，便出现了僧人的影子（详见本书《秘笈篇•“咒语盗墓术”一说到底是真是假》、《后果篇•盗墓者多遭报应不得好死》诸章节）但如杨辇真珈这般丧尽天良的十分罕见。其罪行，史上记载也很清楚。
　　
　　元朝统治者作为外族，在执政中原后，对过去在汉人眼里是同样身份的藏族人颇为器重，杨辇真珈便深受忽必烈的青睐。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杨辇真珈被任为江南释教总摄（相当于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的官员）。
　　
　　宋末元初人周密所著《癸辛杂识》、元末明初黄岩人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均记载有杨辇真珈盗南宋帝王陵的记述。《南村辍耕录》（卷4）称：“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执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弃骨草莽间。”
　　
　　当时杨辇真珈伙同僧人允泽等人，带人到陵区。当时负责护陵的罗铣坚决阻止，允泽听不劝阻，抽出刀来就要杀掉罗铣。在这种威逼之下，杨辇真珈一伙人才得以进入陵区，开始“盗墓作业”。
　　
　　南宋一段历史是很糟糕的。1127年5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至1279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跳海灭亡，共历152年。南宋先后有九位皇帝，六位葬于浙江绍兴宝山，分别宋高宗赵构的永思陵、宋孝宗赵?的永阜陵、宋光宗赵?的永崇陵、宋宁宗赵扩的永茂陵、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宋度宗赵?的永绍陵。末三帝葬在哪，要么失考，要么在异地（深圳）。
　　
　　杨辇真珈没有放过一座能找到的帝王陵，连后妃大臣墓、民冢都未能幸免，盗掠去了无数财宝。《元史•世祖本纪》（卷17）有如下表述，“初，琏真加重赂桑哥，擅发宋诸陵，取其宝玉，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攘盗诈掠诸赃为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金银、珠玉、宝器称是。”
　　
　　具体被杨辇真珈盗走的宝物有，徽宗陵的“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高宗陵的“真珠戏马鞍”，光宗陵的“交加白齿梳”、“香骨案”，理宗陵的“伏虎枕”、“穿云琴”、“金猎晴”，度宗陵的“玉色藤丝盘”、“鱼景琼扇柄”，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
　　
　　在毁陵盗宝之外，还有最令人发指的事情。
　　
　　杨辇真珈将帝、后们的骨骸全出掘出，弃之荒野。理宗赵昀是大头，杨辇真珈将他的头颅从尸身上斩取下来带回北方，镶银涂漆，制成盛酒的器具使用（台湾学者李敖称是做“小便壶”，并无文字证明）。又将帝后的尸骨收集于临安皇宫中，上筑高13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
　　
　　对这段历史，《明史》（卷285）也有详细所载，“至元间，西僧嗣古妙高欲毁宋会稽诸陵。夏人杨辇真珈为江南总摄，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颅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
　　
　　南宋皇帝至死也无一人能回到巩义祖陵处，反而遭陵毁尸抛。时人唐珏看不下去，召集乡人用兽骨置换收藏了帝后的尸骨。最后还是明太祖朱元璋做了一回善事，将是南宋帝王的尸骨重新归葬原处，重修了皇陵。史书记载了此事，根据《南宋诸陵图》，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诏将遗留在元宫中赵昀的头颅送回南方，并将其他五帝遗骸迁回攒宫。
　　
　　清甘熙所著《白下锁言》（卷2）记述则更详细，赵昀的头颅能重新回到了永穆陵中，确实得感谢明太祖朱元璋。当时朱元璋让打进元朝皇宫的李善长，寻找这颗头颅的下落。带到南京后，先暂葬于南京城南的聚宝山，后才归葬。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外族政权，对汉人的报复和镇压是史无前例的。无道僧人杨辇真珈盗掘南宋皇陵用意歹毒，除了盗取财宝，与金人粘罕盗掘北宋帝王陵有同一个意思，就是侮辱汉人，消磨汉人赶走蒙人的意志，这也是元朝政府的意思
　　
　　10最荒唐的盗墓者陈奉
　　
　　盗墓盗到了自己主子身上，打起了当朝皇帝祖宗陵墓的主意，看起来不可思议，但这样的荒唐事在明朝万历年间偏偏就发生了（前文《明万历皇帝陵墓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曾有简单介绍）。执行者是叫陈奉的宦官（太监），与刘豫、杨辇真珈的盗墓含有政治成分不同，陈奉盗墓纯粹是为了财宝，真的是利令智昏。
　　
　　陈奉，明湖广承天(今湖北钟祥)人。本为御马监奉御太监，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奉朱翊钧旨意，去湖广一带征收矿税，官方身份是“税监”。陈奉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等。陈奉及其手下剖孕妇，溺婴儿，无恶不作。谁家有钱敲诈哪家，弄得众多殷实人家倾家荡产。陈奉最让人痛恨的行为是挖坟掘墓，《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剽劫行旅，恣行威虐”。
　　
　　陈奉的盗墓歪念是受到了武昌境内发生的乡民盗掘李林甫之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的一事启发，那就是名臣将相的随葬品其实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于是他就将州境内的坟墓全都挖掘。巡按御史玉立贤上言说所挖掘的坟墓乃是元朝人吕文德之妻的坟墓，并非李林甫之妻的坟墓，奸邪之人告发的奏言，所说大都不能相信，并且让神宗皇帝下令命陈奉停止在各处的挖掘。奏疏送上，神宗不予理睬。
　　
　　陈奉这次的暴行引起武昌百姓激烈的抗议风潮。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发生民变。史料记载，当时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向万历皇帝奏道：“陈奉威吓诈骗官民，犯上违制自称千岁。他的党羽甚至直接闯进百姓家中，奸淫妇女，或者将妇女抢掠到税监署之中。王生的女儿，沈生的妻子，都被他们逼辱。因而召致士民公愤，有万余人甘愿与陈奉同归于尽，巡抚、巡按和地方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掩护了他好几天，才使他得以保全。但是巡抚支可大却歪曲事实为之蒙蔽朝廷。这样天下的祸乱，什么时候才将是个头！”大学士沈一贯也上言：“陈泰入楚，开始便有武昌一次民变，随后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发生十起，几乎酿成大乱。请立即将陈奉撤回，以此收拢湖广百姓之心。”神宗对此全都置之不理。
　　
　　有了皇帝做靠山，陈奉更加有恃无恐，为了获得更多的钱物，陈奉是想尽办法，费尽心机，终于，他想出一记妙招。
　　
　　陈奉从爪牙处得知显陵就在枣阳矿山旁边，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献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陵的墓主朱佑生前为兴献王，死后葬于松林山。明正德16年武宗驾崩，因其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首辅大学士杨廷和遵奉“兄终弟及”之祖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嗣皇帝位，年号为嘉靖。后朱厚为自立体系，用武力平息了长达３年之久的“皇考”之争。其间廷杖致死17人，入狱、夺俸、充军、戎边、革职等官员达115余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昭穆体系，这一重大事件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仪”之争。此后嘉靖皇帝朱厚便将其父追尊为恭壑皇帝，并将王墓改为帝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
　　
　　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成，前后历时47年，其围陵面积183公顷，整个陵园双城封建，外逻城长3600余米，墙高6米，墙体厚1.8米，陵园由内外逻城、前后宝城、方城明楼、棱思殿、陵恩门、神厨、神库、陵户、军户、神宫监、功德碑楼、新红门、旧红门、内外明塘、九曲御河、龙形神道等30余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成，其中宝物一定多得惊人。可是那毕竟是皇帝老子的老祖宗，明目张胆的掘墓那无异于自找死路。于是陈奉就用了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法去获取其中的财物，怎么做呢？就是开采离其不远的枣阳矿山。
　　
　　知县王之翰因其地靠近显陵，坚持不同意开矿。陈奉劾奏王之翰和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派绢骑将他们逮捕审讯，知事冯应京也因此事受到牵连。冯应京一向于民有惠政，百姓号哭着相送。陈奉又张榜开列冯应京的罪状张贴于街上。百姓对此切齿痛恨，又相聚包围了陈奉的官署，发誓一定要杀死陈奉。陈奉逃避躲藏到楚王府，众人于是将陈奉的党羽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因为巡抚支可大维护陈奉，百姓们焚烧了巡抚的辕门。“事情报知朝廷后，神宗不予回答。”
　　
　　当时御马监监丞李道方督办湖口的船税，也上奏陈奉在水路上拦阻商舟船，在陆路上拦截商贩，征收三成只有一成解送上缴，祸国殃民。明神宗这时才开始召陈奉回京，又听沈一贯的奏请，革去支可大的职务。
　　
　　陈奉在湖广两年，残害毒祸商民无所不用其极。等到他离去时，搜刮的金银财宝货物数以万计。为了自己的财物万无一失，陈奉增派了护卫，浩浩荡荡地离开湖广，对于陈奉，湖广百姓无不恨之入骨，他们离开使得百姓们欢呼鼓舞。
　　
　　陈奉到达京师，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再次竭力上言他的罪行。神宗很不高兴，将二人降为杂职。而因陈奉的诬陷入狱的冯应京是至万历三十二年才得以释放，同他一起入狱的王之翰则最终惨死狱中。
　　
　　陈奉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无非是因为后面有个大靠山：皇帝老子。所谓上行下效，既然有如此之主子，就有如此之奴才。在《明史》的记载中，陈奉只是万历皇帝最专横拔扈的五个奴才之一。其它四个虽不像陈奉靠掘墓谋财，但其恶行并不比陈奉逊色。
　　
　　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陈增随后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只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私囊。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财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辽东人民如蹈汤火。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
　　
　　11最现代的盗墓者孙殿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盗墓之事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出现的军阀盗墓，加重了这股盗墓之风，形成新一轮盗墓高潮。其中，以孙连仲盗掘茂陵、孙殿英盗掘清东陵这“二孙”为代表。“二孙”之中，则以孙殿英为甚，他使用了破坏性极大、用于现代军事用途的炸药，炸开了慈禧的清东陵、乾隆的裕陵，三天盗得宝物无数，共装了30车。仅从慈禧陵中盗得的两个绿皮红瓤、黑子白丝“翡翠西瓜”，估价在白银500万两。
　　
　　孙殿英为什么要盗墓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永城县孙家庄人。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他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孙，委任孙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另一促使他盗陵的原因是耳闻目睹东陵陵区被破坏的景况。当时孙殿英的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经内务部将东陵红桩以内地区划归清室管辖后，守陵人员就以薪饷无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名，由护陵大臣报请清室，准予开垦土地，用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今河北省）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铺商盗买陵树为名，派兵一团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垦植局实际上是公开盗伐陵树的机构，东陵陵树多次遭劫，“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昔日群松蔽日、苍翠郁郁的青山，至1928年已变成秃山了。
　　
　　更有甚者，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当地土著人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房、槛框、窗棂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盗，殉葬珠宝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弃置棺外。1927年冬，奉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岳兆麟到马兰峪收编土匪，当地土著人马福田被委以团长职。1928年6月，马福田率部由保定开赴滦县，探知马兰峪空虚无兵，遂率部于深夜占据马兰峪，改易国军旗帜。马福田向来不安分，早对东陵宝藏垂涎，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孙殿英部开驻遵化县时，沿途屡见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大量外运，孙殿英心里直发痒。
　　
　　孙殿英找到顶头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他诉说了苦衷。也是好赌的徐源泉没有理睬孙的诉苦，两手一摊，“唉，唉”叹息了几声，说：“蒋总司令手头也紧张，还要对付共产党，耗资巨大。希望兄弟们以精诚团结为重，再忍耐一时。”
　　
　　孙殿英唯唯诺诺地说了一通“理解上头的困难”等漂亮话，接着凑到徐源泉耳根，很机密地说出部下有人建议掘皇陵筹款发饷。徐源泉一听，先是一惊，继而平静下来，他也觉得这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说行，也没有表示反对。孙殿英一看这阵势，心中窃喜，总指挥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默认了。于是他决定放手大干。
　　
　　盗墓找不到入口
　　
　　孙殿英把几个师长叫来商量了一番，几个师长当然积极赞成。1928年7月初，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第十二军的布告，告示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并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谁敢不搬出，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出了陵区。孙殿英唯恐泄露机密，又在陵园四周设置警戒，不许任何外人入内，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与此同时，驻马伸桥的孙殿英部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部向马兰峪马福田部袭击，激战数小时，马部不支，队伍溃散。
　　
　　之后，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但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姜石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姜石匠当时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姜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姜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孙殿英把桌子一拍：“他奶奶的，不说？把你儿子抓来，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还不赶快下去！”孙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我崩了他！”又命谭师长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死谁。
　　
　　这些官兵带着恐惧穿过墓道进入地宫，但见石条供桌上的珠宝闪闪发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后的情景。已半年没发薪饷像饿牢里放出来的这些匪兵，已顾不得许多了，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他们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富丽堂皇，其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等。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7月1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
　　
　　盗到了什么
　　
　　乾隆和慈禧都是清史上的显赫人物，不言而喻，两墓中的随葬珠宝一定是车载斗量。既然两墓皆被盗掘一空，那么孙殿英及手下官兵的所得一定十分丰富。关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究竟有多少，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盗案为何不了了之
　　
　　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刀砍斧劈炸药炸，肆无忌惮地盗掘清东陵，理应受到制裁，但这一通天大案最后却不了了之。东陵盗墓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告祭孙中山、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由于孙殿英严密封锁消息，故北平的要员们竟一无所知。盗墓的第三天，孙殿英还派谭温江到北平晋谒徐源泉，实为打探风声，见风平浪静，谭次日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更加放手掘墓。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西去，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谭温江急于到北平销赃，与所委托供销珍宝的古董商同时被擒，才东窗事发，全国哗然。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
　　
　　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修葺陵寝。民族精神振兴社申请：皇陵者，我民族精神之象征也，盗陵者乃民族败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蒋介石宣称：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遵蒋介石手令，北平地方法院于8月8日派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检验乾隆和慈禧棺木。阎锡山电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东陵，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商震又限令遵化县府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国民党要员们如此“轰动”了一番，但在谁是盗陵主犯上却含糊其辞，有时称之为“直奉联军某部”，有时称之为“逆军残部”，或“某方残军”。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前往东陵开始调查。
　　
　　刘人瑞一行到东陵后，沿途见陵墓被盗的遗痕，他们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马兰峪街发现孙殿英于6月的告示、旅长韩大保于7月7日的告示各一张。了解附近居民陵户，皆谓听到两陵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不时有军人到街上购燃料，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禀报，正值盗墓的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自马伸桥至马兰峪。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政府方面虽派过大员勘查，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一连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驰赴东陵。到东陵后，首先对乾隆、慈禧二陵及其他陵进行勘查，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原打算按乾隆、慈禧长幼辈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到普陀峪定东陵复葬慈禧。当然，在这些清室遗臣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况。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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