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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印经院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刻版以其精准确凿而享有“范本”的盛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日本僧人先后来到中国。他们或借传教之名刺探中国战略情报，或以“弘法”为借口偷盗中国文物古籍……其中，日本佛教大谷派僧人寺本婉雅窃取《大藏经》的过程最令国人愤慨。

政治间谍在北京耍手腕

《大藏经》不是一部经书，而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寺本婉雅处心积虑从中国骗走的是两部藏文版《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自古以来就有写本、刻本两大体系。藏文典籍的手写本中，一般都是用墨写的，也有金粉、银粉等写的，像《大藏经》这一类书的价值之高，可想而知。

1900年6月20日，日本驻华使馆职员杉山彬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先后在北京死于义和团团民之手。次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发动战事。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先动员一个师团开赴中国作战，随军翻译就是僧人寺本婉雅。

寺本婉雅此次来华其实身兼秘密使命。日军第五师团司令部为其开具的身份证明说：特许寺本婉雅“翻译服务之余暇，受东本愿寺委托研究西藏经典，在调查制作西藏经典方面给予方便”。

1900年8月19日，寺本婉雅进入了北京城。曾有学者在著作中说道：寺本婉雅在北京期间，与其说是一名翻译，不如说是一名富有政治手腕的政客，或者直接说是间谍更贴切。

在北京期间，寺本婉雅频繁游走于皇室诸王和专程回到北京收拾烂摊子的李鸿章的府邸，积极主张在日本和清廷之间秘密结盟。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后，紫禁城和雍和宫被沙俄军队和俄国教会占领。皇宫内的800多名太监和雍和宫的400多名喇嘛流离失所，个别喇嘛甚至变卖寺内佛像、经卷以维持生计。

寺本婉雅认为大好的时机来了，遂说服日军统帅，救助逃亡在外的太监，又给雍和宫的喇嘛们每月450石大米的口粮。他与庆亲王奕?、醇亲王载沣、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等人商议，将包括紫禁城和雍和宫在内的北京北城纳入日军占领区，成功地将盘踞在雍和宫内的沙俄传教士赶出，重新找回喇嘛。在一系列的“救助”活动中，寺本婉雅与清廷高官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

2009年，乾隆版《大藏经》重印本现身世界佛教论坛

北京版《大藏经》命运坎坷

在“帮助”雍和宫等寺庙外逃喇嘛的同时，寺本婉雅借机进入了北京的寺庙，先后在城内的喇嘛教寺院黄寺和资福院，分别发现了一套藏文版《大藏经》，并将消息告知日本国内。是年10月，日本佛教大谷派的大谷莹诚率人赶到北京，在侵华日军司令部安排下，亲自翻阅了这些稀世之宝，并安排专业人员留下来整理编目。

为了获得这两部稀世经典，寺本婉雅多方斡旋。终于，在京全权处理与各国交涉事务的庆亲王奕?以寺本婉雅曾对清廷皇室做出重大“政治贡献”为名，将两套《大藏经》作为“恩赏”送给了寺本婉雅。寺本婉雅得到这两套《大藏经》之后，打造了100多只木箱，用日军运输舰把经书运回日本。

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其中，《甘珠尔》主要内容为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则为释迦牟尼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

寺本婉雅从黄寺获得的那套《大藏经》，《甘珠尔》部分是绀纸金泥本，刊刻于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丹珠尔》是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朱印本，世称“万历版”《大藏经》。这套《大藏经》先被进献给日本皇室，后来被皇室转赠东京大学图书馆珍藏，1923年在关东大地震中化为灰烬。

另一部得自资福院的《大藏经》，运回日本赠给了京都的真宗大学(后为京都大谷大学)，是为“北京版”《大藏经》，亦称“北京藏”。

“北京版”《大藏经》，系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于北京开刻。康熙三十九年，康熙皇帝为其母和祖母祈福禳灾作功德而敕造。康熙调集了在京喇嘛中学问优长的活佛、大师校勘经书，又将朱砂掺加藏红花汁水为敷色刷印全藏。经书开卷便有幽香袭来，既为虔诚又可防蠹。

康熙三十九年刊刻的“北京版”《大藏经》1900年毁于兵火。其印本，一部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一部由寺本婉雅带到日本，战后曾经影印出版。

德格印经院的《甘珠尔》精装版

链接：多少《大藏经》流出国门

除流往日本的版本之外，流往其他国家的《大藏经》也为数不少。1924年，英国驻尼泊尔代表何德逊，搜罗了全套《大藏经》；19世纪30年代初，俄国从外蒙古搞到了部分《甘珠尔》，后又从北京搞走全部《甘珠尔》和《丹珠尔》(又一版本)。

外国人研究《大藏经》的历史并不晚，而且较有深度。匈牙利人乔玛曾于19世纪向国外读者介绍过藏文《大藏经》。研究藏文《大藏经》版本目录的有丹麦、荷兰、捷克、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其中日本尤为突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编纂目录索引等工作，成果显著。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许多藏学家先后对《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版本目录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链接：一个日本僧人的入藏路

寺本婉雅来华的最初目标是进入西藏。1899年6月3日，寺本婉雅给四川总督奎俊递上了一纸成文，力陈日本寺院东本愿寺为“拯救”西藏，向中国派遣僧人的必要性。寺本婉雅还提出了15条“促使中国国民觉醒”的改革建议。奎俊看了寺本婉雅的条陈之后，不仅没有识破其真实用意，反而对其“一片爱我中国之苦心”大加赞赏。

在此之前，寺本婉雅曾打算秘密潜入西藏，但无功而返。成功地将两部《大藏经》盗入日本后，寺本婉雅在日本西藏研究方面“声名鹊起”。1901年11月，他获得了日本政府的经费支持，作为日本外务省“西藏蒙古研究生”再次从日本出发，肆机进入西藏。

1903年，寺本婉雅和常驻雍和宫的五世阿嘉活佛到达了入藏的必经之地塔尔寺。在塔尔寺，寺本婉雅一住就是两年，期间除继续学习藏文、翻译佛教经典之外，就是不断要求阿嘉活佛派人陪他进藏。阿嘉活佛似乎发觉了寺本婉雅入藏的真实企图，一直未应允。其间，寺本婉雅不断向日本外务省汇报自己搜集的情报，并把在北京搜集的佛教文献和佛像带回日本。

1905年5月，寺本婉雅终于进入拉萨。此后，他以学习佛学为名，进入了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同年10月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寺本婉雅先向日本政府报告了自己在西藏的考察过程，随后又在日军参谋本部做了有关西藏、蒙古和满洲(中国东北)问题的演讲，其中不仅涉及英、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提出了开采蒙古地区的盐矿和改良日本军马的问题。寺本婉雅的中国之行，无疑为日本日后侵华积累了重要资料。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600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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