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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是从1849年开始的。那年春天，一些高鼻阔目的洋人带着他们的中国走狗来到了广东、福建的城市和乡村，用种种诱人的条件招募劳工去秘鲁干活。为了表示真诚，他们还带来了契约要劳工们签字画押。一些中国人在国内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在契约上糊里糊涂地按上了手印。当然，还有许多中国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宁司饿死也不愿应募。对于这样的人，他们就采取了绑架的手段。

他们甚至还绑架了一位中国总督的儿子、那天，这位公子正和两个同学划着小船在海上游玩，恰被秘鲁人贩子发现，便把他们二个一起绑上了秘鲁前来接收劳工的货船。从此，这三个人就在人间蒸发了。

秘鲁人贩子把这些中国人或绑或骗到手之后，便把他们弄到澳门的一个叫做“巴腊坑”的状似仓库的建筑内看管起来，不准他们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试图逃跑者，则被处死。这时，这些中国人已经不叫劳工，而要叫作“猪仔”了。而那些秘鲁人贩子，则已收起了伪善的笑脸，变得凶神恶煞一般了。他们现在手巾紧握着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契约，而是皮鞭、军刀、滑膛枪和左轮手枪了。

等到这些人贩子凑够了人数，他们就用烧红了的烙铁在“绪仔”们的耳后打上“c”形印记。然后，再驱赶他们走进停泊在“巴腊坑”外面的一艘货船的底舱，人挨人地排列在一起。随后，人贩子关闭舱门，货船便长鸣一声，开始了漫漫航程。

这个航程，要长达四个月。

四个月里，底舱内没有阳光，且通风不良，加之人满为患，饮水难得，饮食不足乃至变质……船舱内热臭难耐更甚于猪圈。于是，瘟疫流行，劳工们一个个死亡。据统计，死亡率至少为全船劳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

当然，也有许多劳工仅仅因为身体不适或试图反抗，便被抛进了大海。

对此，当时的秘鲁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把这种苦力贸易叫作又一次“非洲奴隶贸易”。

中国读者读过描写当年非洲奴隶贸易的美国小说《根》，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知道当年非洲奴隶贸易是怎么回事，并为奴隶主的残忍而怒不可遏，对奴隶们的苦难深深同情。但是，许多中国读者不知，当年中国苦力们所受到的残忍虐待，丝毫也不下于非洲奴隶们所受到的虐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竟然会惊人地相似。

于是，劳工们的反抗和暴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中国劳工的暴动，有上船前的逃跑，离岸后的跳水，和海上的搏杀，等等。据当时秘鲁一家报纸报道：“除非极少例外，没有哪一艘运载中国劳工的船只不发生一次或多次暴动的……”

1870年10月，秘鲁人贩子租用的法国货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发生暴动。中国劳工们打开舱门，冲上甲板，杀死了狠毒的船长和他手下的八名水手，夺取了这艘罪恶之船，然后驾船返回中国。

回到中国后，部分劳工得以逃脱，但16名劳工却被中国地方官砍了头。

当然，毕竟还有一多半的中国劳工经历了四个月的海上苦难，到达了地球的那一边。据统计，从1849~g-开始苦力贸易到1874年结束苦力贸易，25年问，共有十万名中国苦力被卖到了秘鲁。而这些中国苦力到了秘鲁之后的生活，就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了。

首先，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上岸后，就会被人贩子或船主按照事先约定集体卖给某个资本家或种植园主。剩下来的则被“零售”。那时，熙熙攘攘的海港码头就更是显得热闹非常。看热闹的人们围站在中国劳工的身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就像是在观察一头头牲畜。而买主则在中国劳工中间走来走去，试试他们的身高，捏捏他们的肌肉，再拨弄他们转上两圈儿……然后再跟人贩子讨价还价。

离开码头后，这些劳工便被分别带往铁路、矿山、鸟粪场或种植园，开始进行地狱般的极其艰苦的劳动了。

而且，也就是从这时起，这些劳工便被剥夺了中国名字，被代之以编号和西班牙名字如卡利斯多·蒂西亚诺一类了。

关于鸟粪场的劳动，—位秘鲁人写道：“连希伯来人构想出来的地狱，也难以和鸟粪场将鸟粪装船时那种难以忍耐的酷热、可怕的腐臭，以及被迫在这里劳动的中国劳工所遭到的惩罚相比。”

而一位英国人更写道：“我可以证实，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他们的命运是最不幸的。除了累死人的劳动(每个苦力每天要被迫挖掘5吨鸟粪)外，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起码的合乎卫生的饮用水……”

一位美国驻秘鲁领事馆领事报告道：“很多中国苦力衰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了，但他们还要被迫跪着劳动。当他们的手掌被磨得异常疼痛的时候，他们就只好把手推车绑在自己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死却是被他们所欢迎的。苦力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使雇主们加强了岗哨，以防止苦力们自杀。”

至于种植园，中国苦力的待遇甚至不如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半钟天还未亮就被监工持枪押着下地劳动，晚上天黑了以后才能收工，夜里则被锁进“寮棚”不许出入。如果他们试图逃跑，种植园主就会命令黑人和士兵把他们捉回来，施以残酷的鞭打，然后再给他们戴上脚镣，并继续干活。这样，在种植园里很快就起了一块中国人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坟头——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伤痕累累并衣不蔽体地被埋葬的。

为此，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抗甚至起义。

其中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卡纳德种植园。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之后，他们夺得了50匹骏马，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开始向其他种植园进攻。随后，其他种植园里的中国苦力们也参加了起义，使起义劳工很快增加到了1200名。

这1200名起义劳工占领了几家种植园后，把自己武装起来，便开始进攻巴蒂维尔卡镇。之后，又转攻巴兰卡镇。他们杀死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帮凶，解放苦难中的中国劳工。

不幸的是，起义被秘鲁警察和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600多名中国劳工被杀。但起义却也震动了秘鲁朝野及世界舆论，令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愤怒一旦暴发，他们就会一改平日里温顺的模样，而变得雄狮一般英勇无比了。

只是可惜，这十万名中国劳工毕竟是陆续地零散地生活于海外的。在那里，他们人生地不熟，又始终被严密监管得像奴隶一样，不幸的境遇到底是难以改变的。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在苦难中发出的呻吟和叫喊有谁能够听见?

以上史料内容，摘自美国人瓦特·斯图尔特所著《秘鲁华工史》一书。瓦特·斯图尔特先生是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专攻拉丁美洲史。有趣的是，他在研究秘鲁史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华工问题，并引起了极大兴趣。为此，他不惜花费了13年的时间，在美国和秘鲁的学界与官方的支持下，反复查阅档案资料，反复实地考查，甚至竟不厌其烦地翻遍了19世纪中叶秘鲁报刊上有关中国华工问题的全部记述与评论……这才写成了这部史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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