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 克。”
诸葛亮北伐,是三国时期蜀汉大臣诸葛亮在228年至234年发动北伐曹魏的战役,共有五次,但未取得重大胜利;而曹魏也曾发动反击 战,但不成功。最后以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终结。
从《出师表》诸葛亮所提出:“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看来,北伐战争无疑是失败,而从其实 际战果看也并未对魏国造成很大的伤害,除第一次北伐之后魏军派大军常驻西北外未曾增派大军御蜀,而蜀
军自己却疲于征战,虽然未对自身造成损害,然其战略谋划之失误可见一般,并且多次攻伐虽牵制部分魏军,同时也加大了魏军的警戒, 之后司马懿的屯田的政策也成为魏军抵御蜀军进攻与讨伐蜀国的经济基础。从整体而言,北伐这个战略本身并
无失误,然而由诸葛亮实施时却出现许多战略错误,如长期与魏军对峙,运量不济等,进攻目标选择上前后混乱毫无焦点,甚至从未进逼 过西北最为富庶的长安,反而着眼于其他较为的荒凉地区。所以总体来说北伐是完全失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虽然相对于魏军获得了更多的战术胜利,然而整体战略落后许多,后人评价多以魏军不和诸葛亮应战来赞誉其才华,然而须知战争不是一 味的进攻敌方军队,而是以战略目标为第一位,魏军御敌旨在使其退军,不与其应战是战略方针,在司马懿和
诸葛亮第一次交火前就已定下,后来蜀军大败魏军并不是其固守的原因,若没有此次战斗胜利,魏军依然会固守,而诸葛亮除此就再也无 丰硕的战果,难道就以此一次战斗就可以认为诸葛亮是神人吗?难道就以魏军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来批评司马懿
无能吗?
以上为陈寿所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一段话,也是历来用以说明诸葛亮武略不如文才(治国理政)的主要依据之一。历史上诸葛亮 的军事才能的确没有象《三国演义》小说中那般神乎其神,但是诸葛亮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也是毋
庸置疑的。陈寿对诸葛亮的这段评价,我们需要考虑他写作时的客观环境,即其时陈寿已是司马西晋朝廷中的一个旧蜀汉降臣,受皇帝之 诏来编撰汉末三国这段的断代史;而蜀汉政权(创建者及核心人物)及诸葛亮本人自后汉至三国始终是曹魏集团的
政治死敌,其互相敌对的程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汉贼不两立”(即“不共戴天”是也);司马氏为曹魏集团中后期的统治势力核心人物,司马昭 时期灭掉蜀汉(果然是“汉贼不两立”,最后结局是“贼”灭“汉”),到司马炎更是取曹魏皇帝而代之
建立了西晋政权。作为陈寿一介降臣,由于蜀汉灭亡而叩头于司马西晋皇帝的御座之下,无法不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更尤其是编撰史书这 种事情,在封建皇权的高压之下历来是要绝对避免“以古讽今”。诸葛亮与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在长安以西的
对于魏延的“子午谷之谋”,诸葛亮传中并未有记载,而《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有“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 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之语。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诸葛一生唯谨慎”。因为蜀汉国小力弱,全国
的总兵力也没有几个“万人”(演义小说中诸葛亮伐魏动辄出兵“三十万”基本上只能看做是演义),因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异道”的建议始终认为 是风险大于收益,所以才“制而不许”。从军事斗争的历史看,出奇制胜的战例不在少数,更是军事
博弈中以弱胜强的重要手段之一。诸葛亮在临阵用兵上的谨慎导致其只一味地以正面进攻作为对敌军事斗争的手段,不能在战略、战役上 采用出其不意的打击手段,或可视为诸葛后期用兵在军事战略上的失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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