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我任山东纵队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期间，一旅突然发生一起干部带兵叛逃的严重事件。

那天清晨，一团团长李福泽在操场上看到别的营都出操了，而二营没有动静，去二营营地一看，全营的人都不见了。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个别战士甚至干部开小差溜号的事时有发生。但由干部带领一个几百号人的整个建制营逃跑，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团团长慌了神，急忙报告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他俩把我叫去，告诉我二营的情况，要我立即率一个骑兵连火速把二营追回来。该营教导员有事不在位，肯定是营长侯志林带队出逃了。侯志林过去带过兵，打过仗，立过功，表现还可以，想不到在革命最困难的历史关头，经不起考验，看不到前途，背叛了革命。自己当了逃兵，还带上全营的人逃跑了。不用多说，大家都认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率部火速出发追赶二营。

前一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路上雪很厚，马跑不快，二营的人当然也走不快。我们快马加鞭，马喘着粗气，人额上流着汗。追到下午三四点钟，追上了他们。我大声告诉大家：我奉司令、政委命令，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立场坚定，听从上级命令;逃跑是可耻的，没有出路的。这时部队停了下来，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我接着说：大家参加革命有迟有早，都受过革命的教育，革命是光荣的，共产党领导革命必定要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汉奸越是凶残，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人，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胜利的时候。害怕困难，动摇革命立场，这是懦夫的表现。如果有人思想变节，欺骗战士，企图组织逃跑，肯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是十分可耻的。党员同志们，你们是经过战场洗礼，革命考验的，是最有觉悟，立场最坚定的，你们一时被蒙骗不要紧，赶快醒悟，发挥骨干作用，帮助我们做好全体战士思想工作，迅速返回部队。

这时，大家渐渐向我靠拢。原来，侯志林欺骗大家，说是快过年了，上级同意部队放假回家，等过了年再回部队。很多战士不明底细，听了很高兴，就跟着走了。走到第二天上午，几个指导员就有点怀疑了，队伍中怎么没有教导员?这么大的行动，团里也没有派人参加?等我们赶到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侯志林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通信员、文书偷偷溜跑了。后来，听说侯志林跑回家后当了汉奸，不久被老百姓抓住，打死了。

天黑后，一团团长、政委也赶到了。这里离营地有80多里地，为了稳定军心，做好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我们就地住了一夜。经过深入了解，愿意跟侯志林逃跑的就是文书、通信员，其余都是受蒙骗的。但是很多人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主观上绝对不想逃跑，但客观上却做了一次逃兵，在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感到抬不起头来。针对这种思想，我找所有干部谈了一次话，连、排、班都做了思想工作。大家痛恨侯志林，说跟他犯了大错误。第二天都顺利归队。

侯志林的叛变，在部队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二营的300多人员带回来了，但不少人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开小差的比较多，个别的甚至企图组织再次逃跑。旅领导对此感到非常恼火。周赤萍同志要我向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请示，把想组织逃跑的人毙他几个，威慑一下。我带着材料到纵队向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作了汇报。他没有立刻表态，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侯志林?二是怎样才能管好部队带好兵?并要我不要急于回答。他随即拿出一本书《统帅与士兵》，对我说，你先把这本书拿去看看，看完了再来汇报。这时已到中午，他留我吃中饭，吃的是水煮面条拌辣椒，吃得很香。在那时吃上面条，就是一顿好饭了。

吃好饭，我抓紧时间看书，这本书当时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不要简单采取关、杀的办法。领导首先要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打成一片，做到亲密无间。在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即使对犯错误的人要严肃处理，目的也不是惩罚，而是为了挽救他和教育大家。

第二天和江华同志吃中饭时，我说书我认真看了，向你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侯志林只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但有侯志林那种思想的，可能还有。他们想再次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怕在部队今后没有前途了。第二，部队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不能以惩罚为主。江华同志说，你的理解很对。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是毛主席建设人民军队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能够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力量源泉。你回去告诉王建安同志和周赤萍同志，对几个想逃跑的人要以教育为主，可以关禁闭，但是不能杀。侯志林带兵逃跑，背叛革命，肯定要受到惩罚。

但是我们各级领导平时在管理和教育上有没有缺点和问题?工作是不是都做到家了?也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我回来向旅领导作了汇报，大家认为江华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特别对原侯志林所属几个连队采取了一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调整充实了部分干部，此后部队很稳定，打仗很勇敢，没有再出什么问题。

1939年八百壮士宁死不降集体投河

1939年6月的一个下午，血染残阳，八百名不足20岁的“陕西冷娃”屹立中条山南绝壁之上，面对日本鬼子的枪炮威逼，他们先跪天，再跪爹娘，立起身来齐吼一声“走”，一头扎下山崖，坠入滚滚黄河……

这些好男儿出自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这支流芳百世的军队，以地地道道“陕西冷娃”为中坚力量，其最早的雏形是怎样的?在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年代，其如何发展壮大?曾在战争史上创造过什么样的传奇?杨虎城被囚禁直至后来被杀害，其最后的归宿又是什么?

800壮士集体投河的这一幕，曾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据说，最后一名跳河的士兵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他仍然双手高擎着。他在跳河前吼了几句秦腔，是《金沙滩》中杨继业的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11月1日下午，晋南，夕阳夕照中条山。站在山下西姚温村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前，坚实古朴的碑身及背后那绵延不绝的重叠山峦将人笼罩进一片庄严肃穆之中。在纪念碑上一一追寻那些战死疆场的英雄名字，远处，中条山南绝壁之下，黄河水声隐隐入耳，一时间，无数壮烈血战场面在脑海浮现。

当他们的单衣薄体顺绝壁飞坠而下时，时间凝固，空气窒息。那安静的生命降落的图景，在黄河水的呜咽声中，形成一幕撞击灵魂的震撼场面，震慑着追逼上山的2000余名日本鬼子，鬼子们曾因“大东亚共荣”无限膨胀起来的内心突陷空虚，他们的灵魂行将崩溃，他们立在山崖上胆战心惊。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58425.html

相关阅读：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
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