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百年的朝贡船终于锁进历史的仓库,大海上,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的走私船和海盗船。一股一股在本国混不下去、怀着财富梦想的日本人,如同贪婪的贼鸥,乘着太平洋的季风,在每年的春天或秋天登陆富庶而软弱的中国。
抢金银,抢丝绵,抢人口,时而攻城陷寨,时而飘忽游击。他们髡头鸟音,相貌狰狞;他们暴戾无比,狡诈无双——东南居民惊呼:“倭子来了!”
1.到海外抢钱去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那么,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为什么把目光聚集到海外?
两个原因:一是求生;二是求财。
倭寇产生的大背景,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日本国内乱局。室町幕府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后,就政权旁落,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11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日本历史上最混乱、最传奇的战国时代粉墨登场了。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每个国相当于中国的县,其中五十三个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可以想象在狭小的地盘里却城堡林立的拥挤程度。大名们强弱分明,穷富不一:强的富的占据几国,部属多达数万,穷兵黩武;弱的穷的只有几个村子地盘,部属数十名,朝不保夕。
战国时代是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下克上”的诸侯争霸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里,为了争权夺利,六十八国整天你争我杀,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家臣杀主子都不算稀奇。
不仅大名在厮杀,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也参加宗教组织“一揆”造反。战乱无边,尸骨横野,人民流离失所,农民无法耕种,渔民无法打鱼,饥荒当然随之而来。羸弱的只有等死,强壮点的索性去当盗贼。
倭寇的大本营,日本九州同样深陷战乱。
九州有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等九个藩国,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遇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并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在战争中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野浪人,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农民,成了饥寒交迫的流民,要想求生,怎么办?下海!做海贼!反正烂命一条!扔哪不是扔?
小人物求生,大人物求财。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贸易,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价格暴涨,一艘装满生丝的走私船开到日本就无异黄金船。日本沿海的大名、武士、富商自然心动,或直接参与,或提供基地和武器的资助,纷纷加入海贼的行列。
日本十九世纪着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永正、大永所对应的时代,正是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的在位期。
富饶而柔弱的中国大陆,成了日本倭寇趋之若鹜的目标。
2.真倭和假倭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历史常识,嘉靖年间的倭寇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假冒,日本人人数很少。用《明史》的话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不过,只占“十之三”的真倭才是明代老百姓最害怕的人。
明代浙江文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记载了一段倭寇初来的故事: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嘉兴盐邑县的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带着枪刀弓矢,没有火器。明朝沿海的备倭卫所发现后,指挥王彦忠率兵百余围了上去,怪人见到官兵,没敢妄动。明军询问来意却无奈语言不通,幸好船上有一人懂汉字,双方开始用笔交谈,那人在纸上写道:“吾日本人也,来自吾地,以失舵,愿假粮食,修吾舵,即返。幸无吾逼,逼则我尔死生未判也。”
这是倭寇的标准路数:岸上没有防备就直接舞刀抢劫,一旦有官军严防,就假称失舵借粮。
见海边来了外国人,城里居民都赶去看热闹,承平已久的老百姓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根本不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哭爹喊娘地奔入城关上城门防御。
“髡头鸟音”的形象,凶悍无比的行动,给明朝沿海军民的震慑,实在无以伦比。官军们忌惮于倭寇的双刀利箭,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老百姓就更别提了,吓唬小孩最见效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话,让倭子把你抓去!”
因为真倭威胁大,杀了更见功劳。所以一旦官军斩杀真倭,都会在报捷奏章上重点突出:“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后面才是“从贼若干”。而事实上,这些“真倭首级”究竟是不是日本人,也是笔糊涂账。
当时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道自己的所见所闻说,船上大概200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
梳着髻的也不一定是日本人。
明代着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除了被逼剃头梳髻的,还有些狐假虎威主动装扮成日本人的。假倭对地形、人情熟门熟路,充当真倭向导和顾问,令沿海倭情更加诡异难辨。对此,一个明朝官员谢杰无奈称:“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代史学家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3.僵尸真人版
嘉靖年间的倭寇成分非常复杂。大的倭寇集团按照出身成分,分为三种。第一,出身海盗:许栋集团、徐海集团、叶麻集团;第二,出身走私商:王直集团,洪迪珍集团;第三,出身日本豪族:陈东集团、辛五郎集团。其他的小股集团则五花八门,无可查考。
倭寇集团虽然没有严格的统属关系,但大致构成是这样的——
幕后:日本九州的大名,如盘踞平户的松浦氏,为倭寇集团提供基地、人员和装备。
首领:大多是中国的不法走私商兼海盗头目,如王直、徐海、叶麻等。
主力:少数真倭。九州沿海的日本浪人、流民、商贾、无赖。
附从:大量沿海中国不法分子。福建、浙江人居多。
看到这个构成,我们会比较好笑的发现,倭寇的大首领大多是中国人,真正在一线玩命的倭寇主力,却是日本人。
倭寇的部队是中日混编军,用郑晓的话归纳是:“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由于日本人作战勇敢,打先锋和断后的危险差事都是日本人担纲。但是日本人不通中国的人情地理,经常冲锋在前享受在后。
嘉靖年间的官员宗臣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攻城时让真倭冲在前面,城破后,华人首先获利;败走时,华人先跑,而断后的真倭全部被俘——日本人真笨,中国人真聪明!苦笑中。
日本真倭的数量虽然少,但战斗力很强。明代史料《皇明经世文编》里称:“倭贼勇而憨,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者。”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经在西南镇压过少数民族作乱,他对倭寇的评价是:“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
《倭变事略》上有几则真倭“桀骜、剽悍”的记载,简直有点骇人听闻。
第一则。数百官兵包围住一艘倭寇海船,弓矢齐发,并点燃了船只,“酋长有八大王者,从火中奋跃,眉毛尽焦,独举二刀拂火飞斫我军,跳掷数四而倒。”
第二则。官军把一小股倭寇围在农家屋内。“须臾一贼嗔目咬牙,作叱咤声,举刀对斫,火喷星流,着地舞来,众兵攒刺十数枪,尚能跳起四五尺。”
第三则。东洋桥战斗中,官兵三路包围住一伙43人的倭寇,“贼一先锋衣红绡金短袄,舞双刀突前,众围之,斩其首,犹能匍匐数百步,我兵复斫断其手足。”
第一个火中跳出作战,第二个被刺十来枪还能跳四五尺,第三个脑袋被斩了还能爬几百步——这几个日本真倭堪称《生化危机》的僵尸真人版。
4.抢钱,抢丝棉,抢人口
一个嘉靖官员在奏章中用颇带调侃的口气写道:“盈盈一水,片帆乘风,指日可到。倭未尝一日忘情于我。”
日本人之所以“未尝一日忘情于我”,当然不是出自美好的中日友谊,而是惦记着富饶中国的财物。常去日本做生意的海商童华对明朝官员这样介绍:“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时人都熟知倭寇的一大特点:嗜货如命。货就是命,命就是狗X。
最受倭寇欢迎的货是丝绵。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在明代和苏松地区号称中国最富庶的“天堂苏杭”,农村处处稻香,遍地桑林,处处可闻机杼之声,向有“丝绸之府”之称。正因为如此,成了嘉靖倭寇侵袭的重灾区。嘉靖三十四年,一伙倭寇攻入嘉兴崇德县,在一个大户人家中发现了丝绵仓库,“踊跳而喜”。
“踊跳而喜”就是高兴得拥抱在一起跳起来,为什么如此狂喜?因为丝绵在日本很值钱,运回国起码有十倍的利润。日本的丝绸产量极少,仅仅为少数贵族使用,是最时髦的物品。棉花种植也没有普及,日本普通老百姓还是身穿麻纤维的衣服。因为当时日本人对丝绵的极度喜爱,以至不少中国人偏执的相信:日本国闷热潮湿,不是人呆的地方,不穿丝绸衣服的话,汗粘在身上永远干不了!
时人记载道:“(倭寇)随处抢劫人口……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倭寇就连行军抢劫过程中,都念念不忘丝绵。抓到妇女,白天缲茧纺布,晚上供其泄欲。
丝绵是最爱,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也统统感兴趣。《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衣料类:丝、丝绵、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药材类:川芎、甘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原料类:水银、硝石。
民间的财物毕竟有限,抢光财物还抢什么?抢人。
倭寇上岸后,除了掠夺财物,就是掳掠人口。对富人,劫为人质,限定时间掏赎金放人,甚至挖掘祖坟,把挖到的尸骨也作价勒索。对穷人,挑选壮年男女,只要船装得下,一概抢走运回国内。男人命运有两种:一是剃头充当前驱,一是做奴隶。妇女的命运悲惨则可想而知。
曾两次赴日的明代使者郑舜功,在旅行记录《日本一鉴》中写到,他亲眼见到被掠到鹿儿岛高须地方为奴隶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个个“髡发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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