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指示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一直为后人称道的知识分子政策，宋代究竟执行得如何，宋代士大夫在这把保护伞之下又是怎么做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先生治宋史多年，他认为，宋代士大夫之所以风骨最盛，与当时基本国策的保护伞、健全的制度程序以及士大夫阶层自觉意识的崛起是分不开的。
　　
　　宋太祖立“誓碑”不杀士大夫，是出于什么考虑，这条国策与我们所说的唐宋之际社会变化也有关系吗？
　　
　　虞云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称为士或士大夫。宋太祖誓碑的内容，实质性的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优待赵宋所禅代的后周柴氏后人；第二条要求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第三条告诫他的子孙后代遵守前两条，否则“天必殛之”，将受到老天的惩罚。第一条针对他所接收旧政权的后人，对象颇有局限；第二条针对参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则具有全局性意义。
　　
　　首先，从中唐安史之乱以后，整个天下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宋太祖说法，五代换了好多个姓，换了十来个皇帝，实际上是武将在操纵政权更迭。这种天下，可以凭借强力争夺，但当更强有力的对手出现时，政权就要易主。宋太祖本人也出身于武人，也是通过这种手段建立宋朝的。他当然要考虑赵宋不再成为第六个重蹈覆辙的王朝，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他痛感必须结束武人政治。
　　
　　第二，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
　　
　　第三，宋太祖的个人因素。赵匡胤虽出身武将，却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士大夫的重要性。他在征南唐时，就专门搜取了大量书籍，用车子拉回营寨。针对周世宗的怪讶发问，赵匡胤说：我身负重任，常恐不能胜任，所以就聚书阅览，“欲广见闻”。建国以后，他就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认识到武力可以夺天下，但绝不能以武力治天下。当然，宋太祖此举也自有统治术的考虑。他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选派干练文臣百余人，去分治各个大藩，即便他们都是贪官，危害性也抵不上一个武人。文人最多是贪污，而武人一旦作乱，老百姓就要饱受干戈之苦。他显然也是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做出抉择的。
　　
　　以上诸般原因，促使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统治方针。
　　
　　对这条国策，宋朝历代皇帝的执行情况如何？
　　
　　虞云国：宋代还有所谓“祖宗家法”，宋人强调其当“为万世法”。在家国同构制下，“祖宗家法”大概可以比拟于当代政治学里的“基本路线”、“指导思想”。从实际情况看，“祖宗家法”的内涵相当复杂、丰富。一方面，有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的相关制度规定；另一方面，还有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等不是以制度条文出现的君臣共识。“祖宗家法”的外延也相当模糊，可以随着朝代的推进做出新诠释，添加新内容。
　　
　　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在宋代，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祖宗家法，实际上是贯穿两宋的基本路线；而国是，则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方针。“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上书人”，无疑属于祖宗家法。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在宋代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
　　
　　在宋仁宗朝，对这一国策执行得相当充分，也比较成功。当时，四川有一个老秀才，给四川最高长官献上一首诗，说：“把断剑门烧栈道，四川别是一乾坤。”那不是鼓动四川独立吗？即便搁在现在，也得摊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四川长官不敢擅处，先抓起来，再汇报上去。仁宗说：这不是老秀才急着要当官吗！那就给他一个官当当。据说，这个老秀才未受任何处罚，后来却羞愧而死。可见仁宗朝言论环境的自由度。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包拯担任谏官，抨击宋仁宗对宠妃的伯父滥授官位，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言事，甚至在进谏时把唾沫星子都喷到皇帝的脸上，宋仁宗也都忍受了下来。
　　
　　到宋神宗朝，一个大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按之前上书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后人把他们说成旧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对变法提出了种种质疑。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往往变得自信而武断。新党就把旧党苏轼以“乌台诗案”打入大牢。这种政治生态，已然不能与仁宗朝相比，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河。反过来，到元?更化时，旧党执政，以牙还牙，也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
　　
　　到宋徽宗朝，大搞花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宰相蔡京对徽宗说：你不杀邓肃，恐怕浮言将祸乱天下。徽宗朝政治的污浊，毋须词费，但宋徽宗仍说：这倒是个忠臣。只取消邓肃的学籍，放归田里。由此来看，言论环境虽趋恶化，但徽宗还记得太祖誓碑。到宋钦宗朝，靖康之变前，太学生陈东率开封军民在皇宫前伏阙示威，上书言事。当时宰相李邦彦也对钦宗说，他们“意在生变，不可不治”，企图把陈东等太学生逮捕处死，但最后也没有得逞。
　　
　　到宋高宗朝，情况大变。南宋一建立，原先伏阙上书的陈东与另一个士子欧阳澈，再次赶到高宗驻跸的南京（现河南商丘）上书，要求仍起用抗战派大臣李纲，高宗将他们斩于东市，彻底践踏了太祖定下的祖宗家法。高宗后来百般掩饰，甚至做出追悔之意，把杀陈东和欧阳澈的责任，完全推到当时的宰相黄潜善和汪伯彦身上。这也表明，不杀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对他还是构成一定的压力。所以，他后来与秦桧联合专政，尽管滥用威权，打击上书言事的反对派，比如李光、赵鼎、胡铨等等,但不敢再开杀戒，而是不择手段把对手逼入绝境，可见条文还是起点作用的。但问题在于，恶例既开，宁宗朝以降，韩?胄、史弥远、贾似道等迭相专政，毫无忌讳地或将上书言事的太学生逮捕开除，或将上书言事的士大夫官僚贬官流放。史弥远更以所谓叛逆罪，杀害了反对其专政的原武学生华岳。
　　
　　南渡以后，这条国策执行情况之所以逆转，其原因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外部因素。宋金对峙，确实大大压缩了宋朝的生存空间，这让当时的统治者，在抵御外侮的口号下，打压思想言论上的反对派。但更重要的，专制权力的扩张才是导致这一国策逆转的内在主因。著名宋史学家刘子健把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也许，这种模式对当时君主政体来讲是最理想的。第二种模式叫做宫廷的集权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第三种模式是专制的模式，所有的决策，出于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士大夫虽能分享行政权力，但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朝野知识分子。
　　
　　宋高宗杀陈东，也许标志着君主政体开始转向专制模式；以绍兴和议为坐标，则意味着进一步转入独裁模式。这种逆转导致了政治生态的总体恶化，士大夫上书言事的空间大受打压，甚至化为乌有。但也应该承认，至少在整体上，即便南宋那些权相独裁时期，尽管实际执行相当糟糕，却也还承认太祖立下的那条家法。
　　
　　宋代的理学对形塑知识分子的品格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虞云国：作为宋学的主流，理学之所以在宋代产生，说得大点，是唐宋之际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里的必然反映：社会与时代需要有一种维护统治的新思想；知识分子需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而作为宋代思想文化的核心，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形塑作用，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宋学哺育出宋代知识分子的兼容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宋学各派，能够做到学统四起而多元并存。神宗时期的洛学、新学与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学派，学术主张尽管不一，有些问题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架构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二是理学本身能够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宋代重要思想家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无论程朱派，还是心学派，理学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果，重建新儒学的理论体系。
　　
　　其次，宋学催生了宋代知识分子的创新思想。在宋学形成过程中，士大夫的思想取一种批判开放的态势。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当时士大夫普遍具有怀疑精神，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种疑经思潮。起先怀疑传和注，后来直接怀疑到经文本身。疑经思潮撼动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起到了突破藩篱、解放思想的作用。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从“疑古非圣”发展到“议古拟圣”，与先贤往圣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先秦诸子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二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在整个两宋始终处于时代的主流。到宋仁宗庆历、嘉?年间，“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是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即便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像司马光、苏轼等人，在思想实质上，也是主张变革的，争论的焦点不过在如何变革上，是方法上的差异。南宋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作为其核心思想；即便是朱熹，在他的思想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这种改革思潮，直到南宋末年文天祥那里还能听到呼吁的声音。
　　
　　再次，宋学培养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经世理念。宋代士大夫阶层，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无论就思维方式，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现了独特的新面貌。”其中范仲淹堪称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典范。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经世理念的最好表述。
　　
　　复次，宋学锻铸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态度。理学注重义理之学，比较容易促成理性主义。士大夫们以“理”说“天”，以“理”说“人”，把“天人合一”推到了新高度。理学涉及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个层面，在学理上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要求每一个体通过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通过这种内圣的功夫，来实现外王的理想。所以宋代士大夫的人生态度，总体上比较中庸、比较平和、比较实在。
　　
　　另外，宋学造就了宋代知识分子的平等意识。唐宋之际阶级结构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科举制的推进扩大，造成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居与自由竞争，对宋学思想与知识分子形成了冲击。宋学家张载强调，“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的平等观念与这一冲击波不无关系。这种平等观，促使当时士大夫认识到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换取了一视同仁的视角。反映在朝廷大政上，这种平等观鼓励议论，推崇士大夫“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最后，宋学凝聚起宋代知识分子的气节观念。史家吕思勉指出：“经过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前代士人不是没有气节观念，但进入宋代，自觉性大为加强。这里所谓气节，或名节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士大夫本人为人处事的风骨气节。比如，理学家主张：“有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就是说，你去做官，不能歪曲了原先所追求的道。当时士大夫已有一种共识：“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而名义是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这种把当世和后人对自己名节的评价，认为是高过爵禄，甚至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构建了宋代士大夫名节观的基本层面。二是指民族气节。两宋一直处于北方民族政权的打压之下，民族意识随即高涨，“尊王攘夷”的口号重新提出。到了南宋，这种民族意识便在朝野知识分子中转换为一种普遍的恢复情结与爱国情怀。民族大义在南宋大为凸现，《宋史·忠义传》中死节人数剧增就是明证。知识分子中，民族气节的普遍确立与自觉践行，应该说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形成的。这与宋学的推动有绝大关系。
　　
　　那么，理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负面的影响吗？
　　
　　虞云国：宋代理学对知识分子负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理学本身具有一种内省性和收敛性，这一特性与南宋以后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就凸现了黄仁宇所说的理学“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的缺陷。理学的用意主要是卫道，对有些问题不能不采取守势。吕思勉认为：“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就无怪其要迭遭外侮了。”当然，理学对宋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总体来说还不特别严重，因为理学真正成为官学，是在南宋中后期，它的消极影响要到明清时期，才真正严重地呈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理学也称道学，在其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
　　
　　宋代是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虞云国：宋代城市化的程度确实比较高。开封、临安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下还有州府级的次等城市与县镇级的小城镇，基本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网络。宋代的商品经济也是很发达的，甚至连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例如书法、绘画乃至于文学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汇入了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宋代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李觏就公开讨论利和欲的合理性，主张“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类似的思想，在南宋事功学派叶适和陈亮那儿也有，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就是由此而起的。
　　
　　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例如，李觏就认为：利欲应该“不贪不淫”，利欲“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所以市民社会和经济大潮，并不妨碍宋代知识分子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次是理学内敛自省的负面影响。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识分子上书言事的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将其强调得太过完美，鲁迅指出的现象，唱些“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也确实存在的。
　　
　　相比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风骨最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虞云国：从秦汉到五代，因上书言事致死的士人数以百计。即便在唐代，被杖决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申诉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不像宋代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与群体。明清是黄仁宇所谓的第三帝国，彻底转向独裁。在明代，尽管仍不乏士大夫上书言事，但皇帝通过廷杖可以把你打个半死，或者直接毙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严扫地以尽。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沦为汉族奴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即便与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知识分子风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国策的保护伞作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始终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陈寅恪推许“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开杀戒的基本国策至少营造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责前代时就说，“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国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应健全的制度程序。在中国古代，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由于宋代制度“未尝深罪言者”，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这在比较完善的宋代台谏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必然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是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要远盛于前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话还得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历来是浓厚的，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尽管总体来看，宋代赖有保护伞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识分子的风骨仍相对存在。然而，“毛”毕竟附在国家权力的“皮”上。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政治生态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实际效应比起北宋来明显衰减，而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实际上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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