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5日，陶希圣、高宗武重逢于敦巴顿橡园。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中国现代有名的“日本通”。他1935年出任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1934年到1939年间中国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熟悉诸多谈判内幕。1940年1月,他与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全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时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此后,高宗武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成了“谜”一般的人物。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在此说说高宗武旅美期间的几件事,希望引起治史者的兴趣。
一、回忆录出版的一波三折
“高陶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颇感欣慰,称其为“浙中健儿”,并托杜月笙转交他给高宗武的一封亲笔信,对高宗武弃暗投明的行为表示欢迎,并表示:高宗武“今后如愿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高宗武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遵命赴美。1940年3月8日,化名“高其昌”的高宗武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的身份,偕夫人沈惟瑜离开香港,辗转于5月29日抵达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根据蒋介石对高“多予照拂与维护”的旨令,对初来乍到的高宗武夫妇悉心关照。胡外出演讲时,便由大使馆三秘游建文及其夫人陪伴高宗武夫妇。6月15日,高宗武夫妇迁入康涅狄克花园415号,两年后搬至Kalorama Road 1915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又迁居Van Ness公寓,过上了自谓“在简单中求安定,在苦闷中求清静”的隐居生活。
高宗武在历史上虽然算不上大人物,但因缘际会,他得以在中日关系最敏感、最艰难的岁月充任中国对日交涉的主要谈判者,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且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都极为密切,所以其身上负载的历史信息又是丰富而沉重的。他刚在美国安顿下来,包括胡适在内的诸多老友便劝他趁赋闲的机会,将自己对日本政治社会的认识及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写出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等人更是“大义相责”,说如果不写,将对不起同盟国及苦战中的祖国军民。高宗武无话可说,遂决心做一个“Facts teller”,书名定为《日本真相》。
高宗武从1942年5月29日开始动笔,至1943年2月历时九个多月草成书稿,共约十五万字。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九•一八以后的中国外交方针”,阐述了从1931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战略,并回忆自己所参与的历次重要中日交涉事件,如与伪满洲国的“通邮事件”、成都日本领事馆事件等等;第二部分“日本制造傀儡政权”是全书最富史料价值的章节,高宗武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托,对汪精卫投敌的心理过程和具体环节,对“高陶事件”始末,对自己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等言之甚详;第三部分“日本内幕”则是他长期研究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心得总汇,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史和民族性格颇多个人创见。
书稿草成后,高宗武首先送给胡适一阅。那时胡适已卸任大使职务,但仍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活动。胡适放下手头的工作,在通读书稿后致信高宗武说:“此书不一定是best seller(最好卖家),但应该有一个很高的dignity(位置)。有些地方,你最好用点功夫耐心作些小注,使读者易于明了。关于第一部第一章,我觉得有此需要,这章也写得不坏。你可再读一遍,充实其内容。”又写道:“老实说,你的初稿实在是随兴致写去,颇不讲究文字与体裁,故是一部草稿……鄙见如此,想老兄不怪我乱说话。”胡的意见很直率,很中肯,高宗武据此对书稿作了一次认真的修改和梳理。
高宗武在美国事事谨小慎微,奉行低调做人的原则,所以在书稿基本成形之时,他致信陈布雷,通报了自己的写作事宜和出版计划。因他的哥哥高公度及至亲数家都在上海经商,深虑敌人报复,故他告诉陈布雷,说自己“仍在犹豫中,未知此点可否请转呈委座与月笙先生商一办法,但亦不必过于勉强”。不久,高宗武便收到陈布雷的回电,说“近况已呈委座,大著请兄放心出版,无需考虑,此亦吾人报国之一道也”。得到这一“圣旨”,高宗武便倾全力于此书的出版,希望为美国人战胜日本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
起初,接替胡适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魏道明给高宗武介绍一位名叫约翰•库尔格伦的美国朋友,帮助高宗武编辑并联系出版事宜。库尔格伦时在美国战时军事情报处工作,过去曾在中国生活十几年,会说中文。在他的帮助下,高与美国战时情报处签订合同,并雇佣陈爱丽等四名中国人担任翻译。这一工作进行到1943年8月,忽然传来美国国会剥夺战时军事情报处在国内宣传权利的消息,出版合同就此作废。
1943年8月25日,高宗武带着书稿到纽约拜访《大美晚报》的创办人斯塔尔先生,请他帮助编辑并联系出版,并把胡适先生的推荐信拿给斯塔尔一阅。胡适称高著“绝对是第一手资料”,“是战时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答应为该书作序。斯塔尔眼光很敏锐,对该书极感兴趣,同时也坦率地说前言写得“太客气,太谦虚,太中国味”。他当即邀请高宗武去他的农庄过周末,做进一步的商谈。8月29日,高宗武与胡适、徐大春前往斯塔尔的农庄,在轻松的气氛中就该书的编辑和出版进行讨论。斯塔尔说:“这本书很有可能成为最好卖家,但必须重新编辑,要使美国大众发生兴趣,销售就会好。最好三百页以内。要肯花钱宣传,因为在美国出书宣传特别重要。”他推荐奥特丽(Utley)女士负责编辑,书名拟改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奥特丽出生在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1939年来美国,出版过“Chi-na at war”、“The Dreams we lost”等著作。
胡适对该书的编辑予以了全程关注。1944年2月4日,他给高宗武写信说:“奥女士为大作,确实用心用功,你夸奖她,她一定十分高兴,一定更热心工作。”又说:“Starr(斯塔尔)手下有两人是能文的,一是Utley,一是Mr.Woodhead。听说Woodhead颇有帮奥女士忙之处。此君是一只两脚书橱,记得中日人物掌故不少。”2月29日,胡适再次致信高宗武,说请奥女士编辑此书大致很适宜,“她的知识在一般‘鬼作家’之上”,而且“她的文字大体不坏,虽极忙碌中赶成,大致尚好”。事情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万万出乎高宗武、胡适意料的是,奥特丽女士忽然提出自己为该书出力甚多,要与高宗武分享著作权。高宗武坚决不同意,并写信给胡适,希望他帮忙将书稿从Doubleday.co(双日出版社)拿回。胡适急忙打圆场,一方面嘱咐高宗武不要急于拿回书稿,因为“这样会引起争执,并可能伤害你将来同出版商的交易”,另一方面要斯塔尔出面制止奥女士的过激行为。但奥女士固执己见,高宗武只得再次放弃出版。
高宗武并未因此事而气馁,随后他又联系上美国资深外交家索尔兹伯里,请他出面帮忙出版此书。索尔兹伯里曾担任《远东观察》主编,并在中国和日本服务多年,此时正赋闲在家。他非常愉快地答应编辑此书并联系出版。从1944年7月18日到9月1日,索尔兹伯里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编辑工作,全书254页。紧接着索尔兹伯里联系了多家出版商,但却纷纷遭到拒绝。主要原因是此时远东战局已经明朗化,日本战败已为期不远,此书的价值因此而大打折扣。事情拖到1945年,高宗武认为该书已错过最佳出版时机,故不再寻求出版。
1994年,高宗武病逝于华盛顿。2004年,夫人沈惟瑜也随之而去。高宗武孙子高昕在清理两位老人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部尘封六十年的中文稿《日本真相》。无独有偶,就在高昕有了重大发现时,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先生也在朋友的协助下,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得高宗武著作的英文稿。这份英文稿保存在上述美国资深外交官索尔兹伯里(Salisbury,188l-1976)的档案中,很可能是索尔兹伯里在替高宗武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陶恒生先生如获至宝,因为他当年写《“高陶事件”始末》时,不知尚有高宗武的回忆录存世,总感到在印证其父的某些回忆时缺乏有力的旁证,一直引为憾事。陶先生将英文稿复印后,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将其译成中文,并陆续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正当他有意将此书出版时,他得知高宗武的家人已发现该书中文稿,并积极在中国大陆寻求出版,便停止了出版高宗武遗著的计划。
《日本真相》一书的英文稿经过多人修改,在结构、内容和观点上与中文稿有较大的出入,因此,中文稿比英文稿更能反映高宗武的真实想法,更具有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2008年底,《日本真相》一书终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二、“被天强派做商人”
高宗武到美国后是如何谋生的,抗战胜利后他有怎样的归国心情和职业计划,这些一直是学界未完全弄清楚的问题。
从1940年到1944年,高宗武每年均收到中国驻美使馆转来的蒋介石特批给他的生活补助费,少则四千美金,多则四千八百美金,这在高宗武日记及信件中均有明确记载。如他在1944年给陈布雷的一封信中写道:“委座汇下之美币四千八百元,业由伯聪大使(魏道明)转到。”“窃思委座日理万机,竟能垂注如此周详,感愧之余良用兴奋,唯宗武才疏资钝,深恐无以付长者期望之殷耳。”当时美国大学生一年的学费约为八百美元,毕业后的月薪为一百多美元,由此可见高宗武每年获四千元以上生活补助费是相当可观了。
但在抗战胜利后,这种生活补助便难以为继,而高宗武也动了回国效力的念头。1946年4月2日,他致信蒋介石说:“宗武自民国二十九年五月抵美以来,于今六年,旅中情况历年谨托布雷先生约略代陈,谅在明察。自民国三十一年初夏,奉谕‘集中力量专修一门’后,宗武即致全力于美国工商业情形之研究,盖此实美国精华之所在,亦即我国今后所急宜努力振兴者也。数年以来,日积月累,似尚有相当心得,兹拟就归国后欲作之事两件由布雷先生代为面陈,是否可行,谨请钧裁并赐指示,藉便遵循。”信中所说“归国后欲作之事两件”,据高宗武写给陈布雷的信,一是听众银行家李复生的建议,出面整顿上海证券交易所,借鉴美国经验,使股票债券深入民间,借以振兴战后中国的工商业;二是开办几个小规模的工厂,专制出口商品,将战前一部分日本人的商场取而代之。总之,他回国后的职业计划是实业而非政治,尽管那时他与国内友人通信时也对国内政局深表忧虑,积习难改地抨击时政,并为蒋介石政府向美国借款和争取美国舆论支持出谋划策,但对再次从政基本上是断念了。
1946年9月17日,陈布雷给高宗武发去电报,称“回国事主席面谕赞同,特电奉达”,“旅费如何,请即电示,以便请求汇寄”。收到电文,高宗武十分高兴,9月20日给陈布雷回信申请回国川资。据他测算,“以目前情形论,武夫妇两人外加行李书籍,事实上约需三千美元”,“又武从来未去过欧洲,满拟在归国之前顺便赴欧一游,但费用一层恐需另加美金三千元,倘先生以为所请数目太大,则欧洲之行可做罢论,敬请酌量决定是幸”。该信发出后,细心的高宗武又琢磨起“回国事主席面谕赞同”的电文,觉得此电文甚为笼统,对自己提出归国后想做的两件事只字未提。高宗武难以释怀,于是在9月24日致信陈布雷说:“主席赞同武之归国,是否同时赞同武前函所陈之事,或仅指回国一点而对前函所陈之事未有表示?不知便中能否赐示一二,若先生事忙,请托陶兄(希圣)写信可也。”信末,他自认“精神不安之至,尚祈长者谅宥为祷”。
正当高宗武整理行装、归心似箭的时候,国内传来的消息却不啻给他连浇冷水。1946年冬到1947年春,他接连收到杜月笙、董显光、张嘉?、胡叙五等老友寄来的劝他“暂缓回国”的信件。高宗武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收到胡适寄来的有关对周佛海、梅思平、李圣五等汉奸的庭审剪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在接受庭审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高宗武在跟随汪精卫投敌中的重要作用,尽管高宗武有立功赎罪之举,而且重庆国民政府早在1941年2月便正式行文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但毕竟属于“大节有亏”之人。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回国显然“形格势禁”。到1947年秋冬,国共内战正酣,老友陶希圣直言相告:“兄暂缓回国之期,甚为恰当。”“兄如有需转呈总统之事,仍函寄首都弟处,当随时为之上言。”这时的陶希圣已被蒋介石倚为肱股之臣,他的话实际上就是上峰的旨意了。
归国无望、生活又陷入窘境的高宗武从此彻底流落异邦。“不禁久病精神减,讵意长闲意气消”,他曾用清代诗人黄仲则的这句诗形容当时的心境。自认“对蒋介石先生已失去价值”的高宗武四顾彷徨,剩下的只有自救一路了。他毅然做起股票投资生息,并且一出手就获利甚丰。这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于运气,更重要的是1942年以来高宗武深入研究美国工商业行情的结果。1948年12月26日,他在给魏道明的一封信中说:“可记得你在华盛顿时,我已开始注意投资事业,不料这就成为我客中谋生的工具,所幸年来惨淡经营,相当顺利。”又感叹道:“孜孜为利,本非我辈兴趣之所在,亦不是前辈朋友之期望于我者,可是在目前环境之下,只有‘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做商人’。”这种欣慰中带有苦涩的心情,在1955年12月26日他写给台湾的侄子侄媳的信中更是表露无遗:“这七八年来,我在美国靠投资生意谋生,这是相当难、相当辛苦的职业,就精神论,一天之中没有一刻可以休息的,但我既做了苦工,也只有精神上辛苦一点。”
高宗武炒股获利的消息不久就一传十、十传百,以致香港的《新闻文摘》说他在新大陆成了千万富翁,再也不是原来那个穷教授和政客了。而他的许多老友如胡适、陈立夫、魏道明、程沧波、胡叙五、孙恭度、王益滔、梁和均等也纷纷请他代理股票生意。1948年8月,高宗武的夫人沈惟瑜正式参加一个很大的投资公司作经纪人,负责处理高宗武夫妇自己及各位朋友的投资户头。高对朋友们尽心尽责,及时向他们通报股市行情和获利情况,并按时结清,以免悬念。如他给孙恭度写信说:“兄账上尚存两种股票,今后一切,自当依规遵命办理,但请兄切莫弄得太紧张,一紧张则身体精神备受影响,彼此皆不太好也。”又写信给程沧波劝解道:“投资股票者,人人皆想获急利、厚利,结果往往大失所望。弟是身历其境者,所以对此种心情相当谅解。以兄所交之资本,每年若希望有千余元固定收入,在事实上,弟不说不可能,但此乃一极困难之题目,想必华尔街很不容易找到能做这篇文章者。”他希望朋友们从长计议,因为“财不入急门”,太急躁了反而坏事。
胡适先生1949年4月再次来美国初期,经济上极为拮据,全部家庭存款不足两千美元。他只好自己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一些朋友去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得煮茶叶蛋招待客人。高宗武将胡适视为谊兼师友的终身知己,曾说自己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位是胡适,一位是杜月笙。到1951年初,胡适经济上略有改观,便托请高宗武代买股票,高欣然答应。1月9日胡适在给高宗武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交上三千美元,一切归老兄调度。此钱本是idle money,老兄全权运用,如有损失,决不可由老兄负责。老兄一定能相信,我说这话是完全诚心的。”到1954年底,这三千美元变成了五千美元,胡适写信向高宗武表示感谢,同时又追加一笔钱炒股,他特别强调:“此款与前款一样,完全归你支配。有赢余是老兄之厚赐,有损失是‘兵家之常事’,我决不会丝毫怪你。”1955年10月18日,胡适再次致信高宗武说:“自从9月26日以来,证券市场大有波动,降落之势至今未止。我要向老兄说的话是:将来无论如何变动,老兄切不可为我那几千元的款子忧虑。我早就对老兄说过,那是我不用之款,即使完全亏损,我决不会因此受冻馁。”胡适先生是一位厚道君子,他对朋友、对金钱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真正动用高宗武为他赚的钱,是在1958年出任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1960年冬,胡适使用的公车早已成了“老爷车”,但因为当时台湾外汇紧缺,他坚决不要院方买新车,而由自己掏钱购买。当美国西雅图的朋友垫款购买的新车运抵台湾后,胡适给高宗武写信说:“我的纽约Checking ac-count(支票账户)怕不够付还此款了,故求救于你们,想请你们在我的存款项下开一张汇票寄给我,不胜感谢之至。”胡适的人格愈到后来愈为高宗武所尊崇。胡适去世后,高宗武在给好友萧信如的一封信中,竟称胡适是民国五十年以来中国“唯一的伟大人物”。
高宗武从一个外交风云人物沦为美国股市中的操盘手,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好在他虽流落他乡,谋生辛苦,但大体上安常处顺,一直活到望九之龄,亦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三、晚年赴台湾晋见蒋介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高宗武与汪精卫相知很深,关系密切而又复杂,殊不知高与蒋介石之间却有纠缠更久的历史联系,而且也不乏扑朔迷离之处。高被蒋所赏识,起源于1932年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后,时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六百字的文章《日本之法西斯幕运动》。其独到见解引起报社高层重视,随即被聘为特约撰稿人,又相继发表《日本法西斯运动发生之原因及将来》、《日本新内阁的人物???总理大臣斋藤实》等,一时名声大噪,蒋介石特别邀请他去官邸长谈,并有意安排这位同乡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但高宗武考虑到“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所以婉言谢绝了。1933年底,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也看中了他,并力邀其到外交部工作。高宗武自恃自己曾留学日本九年,熟悉日本政情民风,认为自己在外交舞台上一展长才比在“内廷”行走要好得多,所以欣然从命,于1934年初进入外交部,且提升速度惊人,于次年便当上了亚洲司司长。
汪精卫对高宗武十分关照,高任司长的薪俸是每月三百元,汪以他“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又特批给他三百元补贴。不过,高宗武当上司长却不完全是由于汪的赏识。高后来回忆说:“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高宗武虽未在蒋介石的身边工作,但因为那时处理中日关系是中国头等的外交任务,所以蒋介石时不时想起这位“日本通”,并向他征询对日策略。据张群回忆,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后,他接任外交部长期间,蒋打电话到外交部,经常开口就讲要找高宗武。可见那时高、蒋已有了密切的往来。“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态度趋向强硬和主战,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外交路线。1937年7月31日,胡适在与蒋介石见面时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据后来高宗武回忆,蒋找他谈了四十分钟,“我很恳切地告诉蒋先生,中日的局面可以避免扩大化,同时告诉他中国在军事上的弱点。我的说话是十分清楚而且彻底。蒋听了以后并无具体地表示他的意思,他的脸上时常有些发赤。”这说明蒋对他的观点不甚满意。
蒋是深通权术之人,他虽知中日战事扩大已不可避免,但认为有高宗武积极寻求外交解决途径也并非坏事,这就是法家所说的“有功则君任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所以1938年初,高宗武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赴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暗中则操纵隶属国民党宣传部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利用其中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代蒋介石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报的工作,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每月两千美元。1938年6月,高宗武潜赴日本,会见日本近卫文?、板垣征四郎等政界和军界要人,并写成东行报告呈报蒋介石。关于此次东京之行,学界大多认为是高宗武瞒着蒋介石的个人行动,蒋事先并不知情,而且蒋的日记也有“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的斥责之词。但据后来陆续披露的一些史料,包括高宗武谈及此事的多封书信,高的这次东行是经过蒋的同意,至少也是默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宗武从日本刺探到的最重要信息是日本准备逐蒋下台,而帮助汪精卫上台。这使蒋介石很不高兴。
1938年武汉、广州失守后,高宗武与汪精卫一唱一和,走上了一条危险而备受斥骂的“求和”之路。好在他在1939年后态度渐趋消极,并于1940年初悬崖勒马,和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毅然脱离了汪精卫集团。“高陶事件”发生后,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并从此在华盛顿隐居下来。蒋介石嘱咐当时驻美大使胡适对他“多予照拂并维护”,并每年批给他数额不菲的生活费。高宗武在美奉行谨小慎微、低调做人的原则,举凡回忆录的出版、抗战胜利后的归国计划等都不忘呈请蒋介石“钧裁”。一个退职并流落异乡的区区司长,竟然承蒙“总统”如此垂注周详,的确有些匪夷所思。所以史学界一直有人认为高宗武是蒋安排在汪精卫身边的“秘密角色”。不过对于此点,高宗武本人却是矢口否认。如他在1955年12月20日写给老友郭心崧的信中说:“日汪的特务都说我是重庆派来的,妨碍汪的和平工作,周佛海、梅思平也公开把这一类的话告诉我,我以一笑置之,毫不辩护,因为我当时爱国、爱汪、爱友之心高于一切,哪里会想到其他问题呢?”
高宗武的一生,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所以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时常痛心疾首,甚至认为“中国今日的局面,似乎尚不及1937年,这胜利中的亡国现象,真的令我忧心如焚”。但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信奉“投桃报李”,1946年4月2日,他在给蒋写信汇报自己的归国打算时,便附上“报告”一份,就国民党如何争取美援和美国舆论的支持出谋划策,言词备极肝膈,信末写道:“武海外静居,不识时事,惟深感钧座十余年来栽培爱护,无微不至,故在此国家安危兴废之时,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似不能不本我天良,谨陈钧座。”其内心的一片血诚,跃然纸上。即便后来他对在美的中国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首领曾琦说“时事变故,我对蒋先生已失去价值,何能再望生活费用的补助”,但在1948年1月5日给陶希圣的信中,仍然表示“对总统多年来之爱护接济,十分感谢!他日若有机会可以效劳之处,不论环境如何困难,自当力效前驱”。这实际上是归国无望后的高宗武对蒋介石的效忠之词。
1967年,高宗武已近逾六旬,而蒋介石更成为八十老翁。这年4月20日,高宗武给老上司、时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写信,说自己想在夏天前往台湾一游,走亲访友,并说:“‘总统’日理万机,侨民过境不应有所奉扰,惟回忆昔年栽培维护之厚恩,若不叱名致敬,亲表谢意,似亦非旧属后辈应取之道。”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提出了晋见蒋介石的要求。事后不久,高宗武接到老友程沧波的来信,说来台晋见一事最好直接发函给蒋介石本人。高宗武心领神会,当夜便手书一信,请台湾“驻美大使馆”代为转呈。全信如下:
“总统”钧鉴:
疏侯起居垂二十年,良以海外谋生,乏善足陈。然钧座昔年栽培包容庇护之厚恩,未尝一日忘怀也。兹因岳军先生(即张群???引者注)多年之期望,此间文化机关之督促,决定于今夏赴远东一游,搜集史料,顺便赴欧一游,以广见闻。路过台湾,预定下机,前来致敬,亲表谢意,以偿三十年之宿愿。万一宗武过境于公私或稍有不便之处,则宗武当变更行程,径往日本,只有乘飞机过境之时,鸟瞰国门,遥致敬意。临池神驰,不尽万一。肃此敬请
钧安
高宗武谨呈
1967年5月11日,张群签发一份“总统府”公函给程沧波并转高宗武,同意发给高宗武入境证书。7月17日,高宗武夫妇抵达台北,首先去看望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并到南港胡适陵园凭吊,随后又看望了杜月笙的门徒万墨林。当年正是在万墨林的掩护和帮助下,他和陶希圣才得以潜赴香港发表《日汪密约》的。8月11日,眼看在台湾游历访友已近一个月了,高宗武突然接到张群的电话,说是中午请他夫妇二人在家中吃便饭。到张府后,张群递给高宗武一个大信封,上书“高宗武先生???蒋缄”,内里是一张请柬,约请高宗武8月12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出席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的茶会。
这次会面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国民党中央大员都不知情,媒体也无只字片语的报道。所以包括唐德刚、周谷等在内的诸多史家,都在其著作中否认高在台湾见到了蒋介石。好在有蒋的请柬和高宗武当天的日记为证,这一史实当可彻底澄清。高的日记写道:“余赴中山堂应蒋‘总统’及夫人茶会,严‘副总统’、孙哲生、蒋经国、陈立夫等新旧要人皆在那边。陈立夫替余介绍严家淦及蒋经国两位,因为余与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故也。”又说:“今日之会余为最后告辞者。三十年未见,蒋之精神大致如旧,亦为不易。余谢他过去之照拂,他谢余来看他。”三十年前,高宗武和蒋介石谁也想不到,一旦别离,他们将会在孤悬海外的台湾见上最后一面,这就是历史,谁也把握不了的神奇历史。
1994年9月24日凌晨,高宗武病逝于华盛顿,享年89岁。美国《华盛顿新闻》为此用了三行大字标题:
外交界耆老高宗武与世长辞
揭发日本侵华野心风云一时
遁居华府半世纪绝不谈史实
新闻报道说:“高先生在抗战初期是中日外交之主要关键人物,也是那段时期中日外交史的唯一见证人。”高宗武晚年亦曾想回大陆,但却始终未能如愿。“落叶归根之念,恐亦徒托空言”,这是高宗武生前曾经说过的话。形骸终灭,而断肠人的孤怀遗恨却永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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